贾谊行政管理思想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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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谊(公元前200———公元168年),河南省洛阳市人,汉初政论家、思想家。史载他“颇通诸家之书”,因此被文帝召为博士。时西汉已立国二十余年,国力渐强,但同时却又出现诸如诸侯坐大、土地兼并等新的社会问题。贾谊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及黄老行政管理策略的局限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为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主张用儒家“治国安邦”的行政管理思想去明礼义、定制度,健全封建上层建筑,加强中央集权,从而弥补黄老不干涉主义行政管理思想之不足。但由于他的观点过“新”,无以见容于朝廷的守旧权臣,亦有违于汉文帝所推崇的黄老思想,故多受排斥,不为时用,英年早逝。贾谊有《新书》等著作。
贾谊受用时,正值“文景之治”之始,黄老不干涉主义的行政管理方略已颇显成效。时人大多认为这种“无为而治”的行政管理方略使得“天下已安”、“已治”。贾谊不然,他从天下太平的表象中洞察出严重的社会危机,且认为这种危机恰如干柴覆于烈火之上,随时会剧烈爆发。他痛惜于时人的麻木,明确提出政府积极举措的行政管理思想,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即兴礼义、定法制,即以礼义为中心对旧的行政管理模式进行改革甚至重建。
贾谊行政管理思想的提出同样基于对亡秦之弊的反思,但在他看来,不仅秦始皇、李斯的“事统上法”和急政暴刑的行政管理方式当彻底抛弃,汉初黄老的“清静无为”也不适应“方今之势”。这一结论来自于他对当时社会三大社会矛盾的把握:一则,诸侯权力过大,极大地影响到最高行政权力主体即皇权的权威,从而影响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行政实施效果,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黄老“循道而治”、减少干涉的方针显然要对此负责。二则,黄老之不干涉主义导致国民严重两极分化:“富民”与“居官”者互相勾结,兼并土地,追逐利禄,竞相奢华,而广大农民则陷于饥寒交迫、游离失所之中。在贾谊看来,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儒家礼教等“有为”措施的推行。三则,贾谊认为当时汉与匈奴之间的民族矛盾不能一味地妥协,应努力增强国家实力,积极防御,并辅之以礼义德化的怀柔政策。
和当时流行的黄老行政管理思想一样,贾谊之干涉主义的行政管理思想也是由“道”展开论证的。在他这里,“道”为管理国家、处理事物的根本原则,表现为“虚”、“术”两个方面。“虚”即“清静无为”,此为君主管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虚而静,令名自宣,命物自定”。[1]这与黄老道家是一致的。所谓“术”,即行政管理的具体方法,他提出的是儒家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主张:“人主仁而境内和矣,故其士民莫弗亲也;人主义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顺也;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故其士民莫弗这里仁、义、礼、法、德治、教化、威令等并提,可见贾谊所谓的“术”几乎涉及到从政治法律制度到伦理道德观念等行政管理方略的各个层面。汉初黄老学派也是以“无为”之名行“有为”之实的,但贾谊更为突出地强调“有为”,且主张用儒家的“有为”措施来纠补黄老的“无为”,其行政管理思想的主旨非常明确,倡“无为”是为了矫秦政失;主“有为”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在贾谊的行政管理方略中,非常看重民的作用,认为“民”是行政管理成败与否的最终决定者,并曰:“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为此他明确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思想,并从多个方面作了论述。其一,“以民为本”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而应该成为各级行政管理主体的一致认识。也就是说,不只是君主,各级官吏也要充分认识到民之重要性,都要以民为本,并且要体现于具体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其二,与“以民为本”相类,贾谊还提出了“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等相关命题。如他这样论述“以民为力”:平民百姓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大族”,是社会生产劳动者,故“多力”,而君主和官吏等行政管理者都要依赖民的劳动方能生存。由此,离开了民众之“力”,则无衣食之源,国家也就无法存生,所谓“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3]其三,重民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仁爱民众,此为行政管理中能否真正落实重民精神的关键。贾谊认为,既然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因此,要想固此根本,统治者就必须仁爱民众。在他看来,古代圣君之所以能平治天下,关键是他们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为此他在《新书》中列举了很多统治者仁爱民众的正反两方面的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