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变革视野中的网络舆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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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舆论危机的内涵解读关于网络舆论危机，学术界正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对其概念等基础问题初步进行了分析概括，部分论述已经触及网络舆论危机的核心内容。例如，认为网络舆论危机是网络舆论所导致的政府舆论危机；或认为是各类危机事件借助于网络舆论媒介的迅速传播而演变成的政府行政危机。
总体上看，学术界围绕网络舆论危机达成了重叠共识：外在表现上，网络舆论危机具化为公共危机事件。
　　这些事件一般指向社会公平，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通过网络的舆论发酵作用，能够短时间内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内在本质上，网络舆论危机是网络舆论对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构成的一种挑战，是政府面临的一种行政危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在现代社会均有所提升，对政府的不当作为给予理性的批判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政治行为。网络媒体能够快速传播公众关于政府的负面评论，导致政府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将这种认同压力转化为现实的改革动力，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的回应，便会遭遇严峻的治理危机挑战。综上所述，本文将网络舆论危机定义为现代政府在网络技术条件下面临的一种危机形式。政府负面信息经由网络的即时、大范围传播，形成网络舆论场，构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政府如果不能采取及时、正确的回应措施，便会降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度和认同感，从而引发以行政权力为实质内容的政府治理危机。这种危机具有以下若干特性：
　　第一，爆发的瞬时性。舆论危机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能量积聚过程，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公共事件舆论表达的密度，二是公共事件舆论表达的强度。散乱和低强度的舆论表达难以引起社会关注，一般不会造成舆论危机。传统媒介受到现实条件的束缚，信息传播链比较长，吸引广大的信息受众并引发舆论危机需要克服空间上的地理阻隔和时间上的效力范围；而网络则不同，作为一种瞬时性媒体，网络以光速传递信息，极大地压缩了信源至信宿之间的物理间隔，加之网络舆论容易受“群体极化”的影响，政府的负面舆论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得到广泛传播，使政府面临大规模的公众舆论压力。
　　第二，难以预测性。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更难预测。传统媒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对社会和政府行为进行理性的批判，但是这种独立性比较脆弱，经常受到利益集团和政府意志的干涉和支配，因而其散布的舆论信息实际上是较易实现人为引导与控制的。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则不一样，相比其他媒介，任何人或组织均难以通过传统方式达到控制它的目的。网络具有独特的虚拟空间结构，呈现出更多的平等性和无序性。在网络的内部权力空间中，不存在倒金字塔式的等级机构，社会成员以意见表达的深刻程度轮流担当舆论领袖，其目的在于说服而不是强制对方听从自己的意见。同时，网络能够使人们通过匿名参与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较少受现实生活不相干因素的干扰。这些因素都加剧了网络舆论在发展趋势上的不确定性，使得舆论危机爆发具有难以预测性。
　　第三，影响范围的广阔性。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的信息传播空间是有限的，难以对一般性公共危机进行持续大范围的即时报道，使其影响范围往往局限于发生地周围。与之相比，网络媒介具有典型的无边界性特征，其信息传播的空间范围远远超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在这样一个“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媒介，以离散的、无中心的、多元网状的立体性结构和运作模式为特征，信息瞬间生成，即时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分享的人机界面所构成的信息空间”，人们通过多种简单的网络信息工具，便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政府或其工作人员的不恰当公权行为引发的负面舆论进行大范围传播，这将导致网络舆论危机的影响范围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区域。
　　第四，后果严重性。政府的合法性权威既需要宪法和法律的确认，也需要社会公众的心理认同。如果政府行为侵害公众利益，便会遭到来自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严重时会导致统治根基的动摇。网络舆论尽管有时是公众在网络空间的情绪宣泄，但整体上仍可视作公众舆论的缩影，其聚合的网络民意也是民主政府赖以统治不可忽视的资源。因此，网络舆论危机一旦爆发，轻则损害政府形象，重则冲击政府合法性。政府若不能正视网络舆论危机形势的严峻性，便有可能危及自身的执政地位。网络舆论危机与一般性公共危机不同，后者更多考验政府在危机情境下的应急反应和决策能力，政府若在危机爆发前作出防范，或在危机爆发过程中及时作出反应，便有可能采取科学的决策化解危机；而网络舆论危机的成因更加复杂，爆发前难以预测，爆发后波及范围广，对政府形象及合法性造成的破坏性强，需要采取更为根本的措施予以规范和管理。客观地讲，危机对于政府治理不只意味着一种消极的破坏力量，它通过网络舆论危机的有效管理，可以重塑自身形象，重新获取公众的信任和认同。
　　二、网络舆论危机的生成机理网络舆论危机的生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参照日本学者伊藤阳一提出大众传播的“三级模式”理论，本文认为网络传播的核心要素是政府、网络及公众，它们结合后将产生一种支配性舆论氛围。政府和公众若共同视其为权威的判断标准，便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但事实上双方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耦合，使得网络舆论危机难以避免，容易陷入一种社会失序状态。本文将分别对三要素在网络社会面临的适应性调整难题进行详细阐述，以深入剖析网络舆论危机的生成机理。
　　现代政府在网络社会掀起的民主压力倒逼下，难以实现对价值资源的垄断性分配，必须同社会自组织展开一系列的合作，通过有效供给满足公众的公共物品（服务）需求，这就要求对政府职能进行调整和改善。但是，政府职能的理想边界难以确定，只能根据社会的动态发展不断作出调整。在目标调适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两种极端，或者刻意淡化国家（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追求网络社会的无边界自由，加剧社会的离心倾向，使国家面临空心化的危险；或者为了规避社会的无序状态，要求严格管制网络社会，导致国家（政府）管理的过密化，而过密化的管理既使得政府网络治理的财政支出不断提高，影响政府供给其他公共物品的资源调度能力，也使得网络民主赖以生长的社会自治空间被进一步挤占，社会自组织的生存发展难以为继，无法与政府展开有效的合作治理。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既是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技术动力，也是政府治理模式的构成内容。它具有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和影响范围的广泛性等特征，对传统政府治理模式造成了一种外在的压力，要求政府作出一系列的改变，包括其严密的等级组织结构、落后的政府治理理念和低效的人员工作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为政府治理工具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使得政府治理转向电子化、交互化。作为变革对象，政府在角色转变过程中需要具备一定的调适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来自政府主动变革的自觉性，也来自公众对政府角色的累加式预期。除非政府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它不会积极地作出适应性调整，而公众的预期恰恰可以使政府意识到这一点。按照系统分析论的观点，现代政治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部环境不断发生着交互式的联系。它由“输入”和“输出”两部分组成，以政府为主要代表的决策者，既要回应输入部分——公众的意愿和要求，又要有效率地通过政治产品解决公众提出的问题。这表明，政治体系的稳定主要取决于政府输出部分能否满足公众输入的意愿和要求，政府必须是回应性的、有效率的。公众期望政府提高自身的管理绩效以适应信息网络技术的要求，后者显然不能长期忽视这种要求。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实践和理论的两难困境，即“如何勘定政治参与和政府管理在网络空间的合理边界，使之既能保持社会的活力，又能维护政府的权威”。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协调性增长难题在网络空间下愈发突出，考验着公众的协商理性和政府的改革决心。
　　社会自主力量的生长在网络社会仍然困难重重。社会的组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个体需要回避原子化的极端状态，融入到具有特定结构的社会组织张恩韶　赵丽娟·治道变革视野中的网络舆论危机中。而这些组织的成立需要满足诸多的条件，例如政治的民主化程度、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文化的世俗化程度等，它们构成了社会组织化成立与否的主导条件。网络社会的出现改变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传统面相，使社会组织化处于一种新的生成环境。首先，网络社会导致传统的强制管理模式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归于失败，为公众抽离政府的过密化管理提供了可能，公众在网络私人领域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表达、结社等自由权利，有助于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但是，自我管理制度以及外在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社会自主力量无法完成有效的自我管理，面临倒退到管制的危险。在管制与松绑之间呈现一种潮汐式的反复，表明社会自主力量在网络社会有待进一步生长。其次，网络社会开辟出新的市场领域，有助于公众守约精神的培养。个体或集团之间在这个领域中展开多轮的竞争合作，谋利动机将驱使各方遵守契约，努力实现正和博弈。各方约定的契约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是规范社会自主力量的重要工具。然而，若社会的市场发育不成熟，若干个体为在利益交换过程中赢取超额利润并不恪守规则，将大大抑制社会自主力量自我管理制度的完善。再次，网络社会还是多元文化的传播场域。少数社会的文化是极端同质或异质的，多数社会的文化是多元并存的。网络增加了公众交流的机会，使多元亚文化弥散至社会各个角落。这种交互行为以知识增长为目的，有助于消除公众相关领域的误识，促成公众的有机团结。但是，多元文化如果缺乏基本共识，少数精英控制网络议题将加剧社会的分裂，社会自主力量会在内耗中逐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