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启示(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本文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而作。主要从文化观的感受形态与学术文化方式开拓的层面论述鲁迅为中国文化建立起的崇高风范，并引导出开辟新世纪中国文化方向的现代启示。

一 问题的提出

鲁迅研究发展到今天，面临着历史突破的大契机，或者说，历史已经水到渠成地提出新命题：在鲁迅研究中寻索现代启示，以博大而开放的视野疏通文化血脉和开启文化新机，使鲁迅之学成为中国总体文化精神的一个有机、强劲又充满活力的流脉，从而建立现代大国的文化风范。所以说“水到渠成”，是由于这种“通脉启新立风范”的工程，已经具备了三项历史根据――第一项根据在于鲁迅研究自身。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鲁迅研究开始了研究视野多维化的进程，新一代学人在史料发掘和文本分析，在启蒙文化剖析和作家精神结构透视，在哲学方式和文体学阐释，在地域文化因缘和学术史脉络等起码八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可观的深入。比起以往相对狭隘和单一的研究维度来，学术界在提出新问题上解放思想，在开发新材料上锐意搜求，在建构新学理上讲究创新，在这二十余年的研究中，我们在许多领域发现了一个“新的鲁迅”。对二十余年鲁迅研究中呕心沥血、标新立异、积学深功的丰硕成果进行深度的反思，广度的整合与高度的提升，将有可能把鲁迅研究置于很高的起点，开拓出鲁迅研究的新境界和新局面。

第二项根据在于中国文化智慧和文化哲学。人类文化进程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文化历五千年而川流不息、气象万千、涉险重振、终至波澜壮阔，磨炼了和铸就了它自身非常独特的文化品格和文化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能创始强，有容乃大。《庄子?秋水篇》借河伯望洋兴叹的寓言，称赞“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的壮阔胸襟和雄伟魄力。《论语?子罕篇》记述孔子面对川流，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传达了一种不失时机、永不放弃的坚毅精神。《老子》不是说过“天下莫柔弱于水”，又说过“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吗?在从善如流的中国古风和新说中，水的意象一再被采用，隐喻了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强弱转化意识和兼容意识。百川归海，成为有容乃大的文化哲学的极佳隐喻。现代文化建构当然也应该采取“能创始强，有容乃大”的八字文化哲学，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还历史上的伟人以足够的伟大，还现代人以充分的自由创造的精神空间，形成双还双赢的文化心理机制和运作机制。在学术史研究上，有必要对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流派作全面的深入的探讨，但在现代文化建构上却不一定要把传统文化的哪家哪派作为完整的价值体系照搬过来，更重要的是深入其内里，剔出那些最闪亮、最有活力的价值因子，在现代阐释中使之成为现实文化建构的深厚的资源和有机的构件。如果我们对历史文献足够熟悉，上述此类嘉言妙理、文化精髓当可列出许多，为现代文化的创新提供丰富的文化因子和深长的文化根系。对于文化机制中不同层面的问题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这才是辩证法与历史理性的结合，这才能培育大国文化风范的深厚的元气。鲁迅对古代的名人名篇，在学术著述和杂文写作，即在历史评价和现实文化批评的不同层面，其处置方式也有分别。我们研究鲁迅繁博而新锐的具体言论，更应该采取这种辩证法和历史理性相结合的态度。研究鲁迅而不能展示现代大国的文化风范，只是像鲁迅所嘲讽的关帝庙前近视眼说匾（《三闲集?扁》）那样游谈无根，那我们是会愧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三项根据在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进程。中国文化经过自晚清，尤其自五四的百数十年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已具备在现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的能力。长时间对本土经验和智慧的批判、清理、认证与阐释，已使我们在与传统对话中获得现代意识的许多理论逻辑起点。世界视野和现代理性的广泛认取，使我们处理文化问题已获得了百年后的应有的从容裕如，不必像面对晚清颟顸大臣、民初顽梗反对派和“文革”毒辣阴谋家那样采取过度偏激的态度，对花样百出的外来思潮术语也不必采取饥不择食的随波逐流的姿态，反而由于精神空间的开阔而更多几分心境澄明。值此时际，我们对时代的感受已经和鲁迅的时代感受有所差异，这是不应该抱着盲目崇拜的情结加以误读的。鲁迅谈他的时代感受：“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①这种季世式的“历史似是感”，已经成为过去时态。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二十余年保持百分之九以上的高速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四经济体的时候，连一位英国学者都感觉到“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87年”，这一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迈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他们影响了近代中国》，《环球时报》2006年7月28日）。毋庸讳言，现实虽然还存在不少矛盾和缺陷，但总体而言，季世之感已经成了遥远的历史陈迹，或者成了我们居安思危、进一步振奋精神的历史警示。问题在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感受和文化语境中，充分深刻而又与时俱进地发掘作为文化巨人的鲁迅的伟大价值和当代活力。承认时代差异而又穿透时代差异的文化对话和心灵对话，是一种大智慧，它有可能在创造性的学理阐释中升华出现代大国的文化风范。

以上三项根据使鲁迅成为现代文化新三维观照中的鲁迅，而鲁迅也会在文化新三维空间的观照中成为获得精深的新义的现代文化启示录。把历史根据所提供的可能，转化成学术建设的实践工程，无疑是需要不断探索的繁难之事。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鲁迅的文化观和他提供的学术文化方式入手。

二 文化观的独特形态

鲁迅抱持“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化观，旨在疗治和革除他所直面的文化与人生的痼疾，推动中国文化由古典阶段向现代阶段的转型。因此他为历史所规定的着眼点聚焦于揭示固有文化的弊端，论证现代文化取代固有文化的历史合理性，他只不过在这个基本方向上带上了难以比拟的深刻的感受性。历史赋予这代先驱者的任务是从传统文化的围城中突围，并在文化突围中引进外国的新异因素与传统对话，在突围的对话中重建现代中国的民族之魂。这种现代民族之魂的建构，是带有始建之时的抗争感、紧张感和忧患感的。在这里，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独特，他的文化观以眼光犀利、质地劲锐而内涵深邃著称。在20世纪前期，他与中国的命运相联系而为自己的文化观苦苦求索二三十年，并且赋予文化观以独特的感受形态，概括起来就是“双轨三事一内核”。

先论鲁迅文化观的双轨性，或复调性。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赋予双轨性以“洞达世界之大势”的“明哲之士”的话语形态：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②

这是鲁迅文化观的纲领性言说。中国自19世纪以来面临着两股文化潮流需要处理，一股是西学东渐，一股是旧学更新，二者互为表里，因果相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和命运。鲁迅当时处于留学生文化圈，或者留学生文化圈的日本学派，因而对世界之大势、世界之思潮，存在着有异于足未出国门者的特殊敏感和特殊兴趣。或者说他所以要留学，就是要了解世界思潮的新知，在这方面采取积极进取的态

度。了解的结果，是他对世界思潮采取“不后于”三个字的态度。“不后于”可以理解为与世界思潮接轨或同步，也可以理解为不为世界思潮之后而亦步亦趋。关键在于那个“取”字，强调具有主体性而非流于奴才性的择取。同时鲁迅又是从中国文化深处走出来的思想者和革新者，与中国文化存在着谁也不能否认的缘分，虽然他对这种浸染极深的文化缘分往往采取批判性的态度，但是他还是操持“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的比较性的文化方法论，采取“外之”“内之”双管齐下的双轨性或复调性的文化策略。他对传统文化采取“弗失血脉”四个字的态度。既讲“弗失”，就必然要进行革新，才能谈得上失与不失。很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血脉”来比喻固有的，并且处在革新过程中的中国文化。所谓血脉，指称的是文化血统和文化脉络，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标志，这是语义学早已规定好的“血脉”一词的意义。比如《史记?乐书》说：“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所指乃礼乐文明的文化血脉。唐人罗隐诗云：“敢将衰弱附强宗，细算还缘血脉同。”③这又是讲认同祖宗的人伦血统了。

论列双轨性文化观，不可忘记它的立足点，在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也就是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把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和中国化过程结合起来。对立足点的深度关注，也就形成鲁迅文化观的立足点之立足点，这就是作为鲁迅文化观之内核的“立人”学说，在“取今复古”的双轨性思维中建立具有文化合金形态、又具有文化超越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化“新宗”，从而深刻地探究人生意义，推进个性自觉，建立健全的以人为标志，而不是以家为标志的“人国”而非“家国”。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也是众说纷纭的命题：“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④以前的一些学者看到物质、灵明这类词语就神经过敏，迫不及待地把鲁迅这段话纳入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理论框架，将之隶属于哲学唯心主义，然后再为贤者辩解。实际上，鲁迅并不是思辨型的哲学家，他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的现实文化的观察者和富有批判精神的思考者。他这里讲的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关系的问题，思考的是现代中国要在处理三者关系中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形态的问题。他明明观察到晚清的洋务派提倡“制造商估”、维新派提倡“立宪国会”，前者在张扬物质，后者在夸饰多数；他又明明观察到19世纪的西方“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年之业绩”，可能导致物质崇拜，物质万能的世俗心理，观察到套用西方的制度文明可能会导致市侩、无赖的投机，造成这般人等“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以致“民不堪命矣”的弊端。由此鲁迅发出这样的质疑：“第不知彼所谓文明者，将已立准则，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诸中国之文明乎，抑成事旧章，咸弃捐不顾，独指西方文化而言乎?”他是针对物质崇拜而强调精神文明，针对制度弊端而强调个人的创造权利的。

有人以此指责鲁迅“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这是由于未能参悟鲁迅所说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那个“别”字之妙谛。所谓“别”，有区分、特异和另外等意义，如谭嗣同《仁学》所说：“破有国有家者之私，而纠合同志以别立天国。”这就是说，鲁迅所要别立的文化新宗，不是中国传统的模式，也不是西方的模式，而是在双轨文化的互质中创造出来的另一种现代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模式。至于所要别立的文化新宗有什么方案，谭嗣同的“天国”和鲁迅的“人国”蓝图如何，这都不应该要求是先验的，乌托邦式的，而应该是一个执着于现实的不断探索的长期实践过程。作为这个探索过程的第一步，是与他的“立人”学说相对应的解剖和改造国民性。1907年他讲到民族的生存和竞争的要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十五年后，他回想自己弃医从文的经历，告知“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⑤。又是“首在”，又是“第一要着”，在重要性的权衡和时代的次序上，可见鲁迅的精神指向。这番流产了的文艺运动，从现存的材料看，带有泛文化性质。

作为一个留学生面对当时的西方思想文化资源，他选择性地借用了两个流派，一者是他称为“神思宗之至新者”，即19世纪末以尼采、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和唯我论这类“世纪末”思潮。旨在反对“近世文明之伪与偏”，“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另者是他所称的“摩罗诗力”，即18、19世纪以英国拜伦、雪莱，俄国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以及匈牙利的裴多菲为代表的浪漫派诗潮。其中采取一种开放性思维，“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着重阐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进而呼唤“致吾人于善美刚健”，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⑥。值得深思的是，“唯我”、“浪漫”一类词语在鲁迅行文中也曾出现过，而且日本汉字也用同类词语对应翻译西方术语，而鲁迅却偏要从《文心雕龙》中取来“神思”，从汉译佛典中取来“摩（魔）罗”，以标示西方这两个文学和文化流派。这就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对话，既以中国词语的特殊意义，强化了对西方流派“争天抗俗”之恶魔性的阐释力度，又以西方流派的异样作为，丰富了中国词语张扬个性的内涵。研究者理应重视，话语的择定对于学术的建构，具有关键功能。鲁迅文化观的这种双轨性和双向性的叙事策略，在在都指向他的文化观内核的“立人”学说。

追寻着鲁迅文化观的双轨一核心，我们与他谈论文化思想的“三事”即三个话头相遇。这三事就是：一，铁屋子；二，海马蒲萄铜镜；三，大宅子。首先是铁屋子，这个话头见于《呐喊?自序》，老朋友金心异（钱玄同）到S会馆（绍兴会馆），为《新青年》向鲁迅约稿，鲁迅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尚保留着质疑的态度，反问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⑦

对铁屋子中大嚷的质疑，其实也是对自己从1907年前后提倡“第二维新之声”以来的文化精神历程的反思和质疑。质疑别人的同时质疑自己，这是鲁迅常见的精神方式。青年鲁迅在留日时期策划的文化新生运动的失败，使他感受到灵魂中如毒蛇缠身的寂寞和社会上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寂寞。这双料的寂寞使他在S会馆时期沉入国民中，回到古代去，在看佛典、抄古碑、辑故书中听凭“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去了”。挫折使人深沉，他自然对新起的文化运动的社会效应作出比别人更深一层的质疑，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质疑中增强它的深度和韧度。因此，当鲁迅的思想产生进一步的自我质疑性的思考，称述“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的时候，他承担着对自己和对别人，对现在和对将来的多重质疑的重量，对于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攻击，就采取“狂人式”的决绝的姿态了。中国现代文学以一个狂人的“荒唐之言”开端，在阴郁和激切中蕴含着它的非幸、非不幸的性格。

铁屋子的比喻并非古代文献的存货，音影仿佛者有唐代释道安的《法苑珠林》讲六道轮回，说害人手血者、谄媚奸猾者下大叫唤地狱，在炽热的铁城中，被放在铁堂、铁屋里烧烤成灰烬⑧。鲁迅当然熟知佛典，但他的铁屋子之喻与此无关，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来历，大概是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S会馆的特殊感觉。铁屋子象征着旧文化和习惯势力的阴暗、冷漠、封闭、顽固和死硬，先驱者要启蒙和动员民众打开门窗，肩往黑暗闸门，走向新鲜开阔的天地，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过程。这个无窗铁屋的意象在鲁迅心灵中扎根甚深，长期重复出现，以下这些话都可以领略到这屋子的影像：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坟?娜拉走后怎样》中国人的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1935年4月10日《致曹聚仁》“屋”也就是“家”，《说文解字》释屋、释家，意义都是“居也”。鲁迅对屋的体验，潜伏着对古圣贤之所谓“家为国之本”的质疑性体验。铁屋子的体验，使鲁迅双轨性的文化观发生了不均衡的“菱形效应”，他一方面自觉地“别求新声于异邦”⑨，“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⑩。另一方面，在传统的“骸骨的迷恋”风气极浓，衰老国度废料沉积极厚的时候，他主张首先应该“蔑弃古训”，扫荡陈腐，以便为承续固有血脉准备良性环境、清明意识和新鲜活力。

其次是关于铜镜的话头。这一点牵涉着鲁迅贯彻终生的金石学的兴趣。金石学自两宋间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之后形成专门学问，到清代顾炎武、钱大昕、阮元助以精到的考据，由金石碑刻逐渐扩展到印玺、封泥、画像石、瓦当、钱币、墨砚等古物的搜录和研究，终于到清末、民国把眼光转向地下出土的西域木简、敦煌文献和殷墟甲骨，走上与西方考古学相融合的道路。鲁迅早年即留心金石，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金石小品》回忆：“我在绍兴的时候，因为帮同鲁迅搜集金石拓本的关系，也曾收到一点金石实物。

……金属的古钱和古镜，石类的则有古砖，尽有很好的文字图样。”鲁迅《看镜有感》说，从衣箱里翻出几面古铜镜，大概是民国初年到北京买的。这是鲁迅潜心金石，收获颇丰的时期。从1912年起的几年间，他大量抄录金石目录，抄录汉唐各朝碑帖、墓志、造像一二千张。1913年从北京琉璃厂购得古墓明器七件，绘制成图，对其中的独角人面兽身雕像有胡须翘起如洋鬼子，尤感奇趣盎然。对这些金石器物文字，他还作了许多功力深到的考证、校勘和分类性研究，为蔡元培称为“完全用清儒家法”，又输入科学意识，“不为清儒所囿”11。就在鲁迅1925年2月写《看镜有感》的前年夏，他借赴西安讲学之机，从古董铺中购得《蔡氏造老君像》、《张僧妙碑》等石刻拓片，以及包括铜镜在内的一批别致的古器物。直至逝世前两年，他还托台静农通过友人购得南阳汉画像拓片二百余幅。并且这样设计选印画像集的标准：“印汉至唐画像，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着手则大不易。”12这与鲁迅着小说史和文学史，注重风俗文化和精神变迁，是一脉相通的。对于鲁迅金石学趣味的评说，缘于时代文化的激荡而充满着悖论，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考量，连鲁迅也说那是用来“驱除寂寞”，“麻醉自己的灵魂”。然而当鲁迅秉持着深厚的典籍文献和金石学修养而进行文化批评的时候，连他的反对派也无从讥其浅陋，其犀利的笔锋所向披靡，为新文化运动壮其行色，这种独到的旧学根柢有无量功焉。

《看镜有感》是鲁迅的金石学根柢与新文化灼见的结合点。没有金石学的根柢，无论如何是不能从汉代铜镜的海马蒲萄这些来自西域三十六国的物品纹饰的鉴赏中，发出这番宏论：“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他赞扬汉唐魄力及其豁达闳大之风，对宋代文化的琐碎、封闭和国粹气味熏人则予以严厉的贬责，这些言说也许带有新文化先驱的急进色彩，但它终归是在中国文化内部进行分时段、分层面的阐扬和拷问，也可以说是“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以汉唐魄力为依据，鲁迅进一步阐述他的文化观中“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的另一面：“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这“将彼俘来，自由驱使”，显示了何等充分的接受主体性和文化自主性的姿态，准于此，鲁迅进一步呼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13。鲁迅搜集金石古物，并非从中看到商机，而是从中看到承续血脉、启动新机的可能。它代表这个文化先驱者也许不那么吸引眼球，甚至可能被忽视、被误解的另一个本质的方面，这个先驱者以裕余的心情，寂寞地沉观默察，把锈迹斑斑的古器物看活了，看出生命来了。

其三是关于大宅子的话头。这个话头见于《拿来主义》，呈现鲁迅晚年文化观上更多的辩证思维。他面对的不仅是外国的文化思潮，而且包括中国的文化遗产，对二者作辩证的选择和综合的处理。也可以说这所大宅子是由前述的铁屋子衍化而来的，但人物设置已非黑暗的封闭的屋中少数觉醒者和众数昏睡者之分，而是一个穷青年（喻知识有限，未来无限?），作为这所大宅子的新主人，他有资格拥有这里的所有遗产，就看他处置遗产的态度。大宅子之喻也许与鲁迅熟知的佛教《法华经?譬喻品》中的火宅喻存在一些关系，它以火宅比喻烦恼的俗界：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僮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忽然火起，焚烧舍宅。长者诸子若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于火宅内乐着嬉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火来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厌患，无求出意。……尔时长者即作是念：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时出，必为所焚；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乐着。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与汝。”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珍玩之物，适其愿故，心各勇锐，互相推排，竞其驰走，争出火宅。14

火宅之喻宣扬佛门以智慧方便，拔济众生超脱三界火宅，因而是出世的。鲁迅大宅子之喻，主张对于宅内遗产“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因而是入世的，执着于文化变革和文化创造。它由此概括了社会上三种不成器的穷青年类型，一种是“孱头”，怕受遗产污染而徘徊不敢进门，采取文化逃避主义；另一种是“昏蛋”，为保持自己洁白而一把火烧光遗产，算得上极端反文化的暴徒；还有一种是“废物”，全盘接受，享受遗毒，属于没有任何文化理想和创造力之类。如此之辈，倒有点像火宅中忘形嬉戏的那班不肖子弟。

重要的是对负面的文化态度的畸左畸右进行剖析之后，着重对文化革新的态度进行阐发和建设，那种以为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鲁迅称这种带批判性的建设态度为“拿来主义”，并对之作了颇有质感的解释：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15

行文是非常老辣俏皮而富有隐喻的。它打破了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分析模式，对复杂的文化遗产作出多层面、多维度的分类性批评，以是否有益于现代人的健康发展对之作出多层次的优劣不等的价值分离。即便同一个对象，它的价值虽受质地的支配，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对之置于不同的位置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就可能出现价值的差异和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