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野中的左翼话语――浙东左翼作家群论(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浙东左翼作家群是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中一个最庞大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体，其形成取决于独特的地域背景和诸种文化的合力。这个群体所提供的左翼文本，显示出体现浙东风尚的地域“乡野风”特色，而许多作家在创作中的独特话语方式拓宽和丰富了左翼文学内涵，提升了左翼文学品位，对其作整合研究，对于总结左翼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不无裨益。

研究左翼文学会发现，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来源的地域分布，既呈全国铺展态势，又有相对集中的区域。据姚辛编著的《左联词典》“左联盟员简介”①，在总数288位盟员中，按省籍统计，位居前五的是浙江（47人）、江苏（31人）、广东（31人）、湖南（19人）、四川（17人）五省，共145人，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反映了左翼文学风潮在特定地域内的强势显现，它势必给予整体的左翼文学以特殊的影响力。此种左翼作家来自相对集中的区域，从而形成左翼创作的独特地域风尚现象，也曾为研究者所注意。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论述左翼文学，就特别提到“左翼文坛的乡野风”，论述对象便是走出左翼作家甚众的浙江、湖南两省，并以“浙东曹娥江的忧郁”和“湖南洞庭湖的悲愤”为题，分别论述了这两地作家的不同创作风貌②。可见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左翼作家群体，从中透视左翼文学的某些规律性特点，应该是饶有兴味的话题。本文论述的浙东左翼作家群，便是左翼文学队伍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群体，透过这个群体的构成及其创作文本的左翼话语呈示，当能窥见左翼文学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一群体形成：地域背景与文化合力浙东左翼作家群在左翼文学队伍中的强势凸现，的确呈现一种夺目景观。这个从浙江走出的作家群体影响之大、地位之显要，不仅在于阵容壮观（其出场人数之众居于各省绝对领先优势），更在于其引领左翼的地位：鲁迅、茅盾历来被视为左翼文坛的“盟主”，甚至连当时的国民党报刊都惊呼他们是左翼的“两大台柱”③；还有两位浙江作家冯雪峰、夏衍，既是“左联”的发起人，又长期担任“左联”的实际组织工作；类似的浙江左翼作家如朱镜我、楼适夷、王任叔（巴人）、徐懋庸、艾青、沈西苓、陈企霞、魏金枝、何家槐、黄源、林淡秋等，都是任何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都不能不提及的“左联”作家名字；其中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也以浙江作家为多，较著者就有柔石、殷夫、潘漠华、应修人等著名“左联”烈士，他们彪炳于世的功绩更令后人敬仰。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汇聚一支如此壮观的左翼队伍，足够令人惊叹，而透过其所由构成的诸种复杂因素，则可以在独特的文化聚合背后看出左翼文学的存在特点及其深在意义。从表层看，这个群体的形成同20年代后期新文学中心南移不无关联：浙江与“左翼”中心上海临近的地域亲缘关系，促成浙江作家由“边缘”向“中心”位移，为更多作家介入左翼提供了机遇。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中心在北京，浙江作家的介入，总有地理上的阻隔，不免有许多局限，如颇有声势的“五四”乡土文学创作，就难于改变如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④的性质；那么，到了这一时期，文学中心就在邻近，必然会带动一大批浙江作家走进上海的文学圈子，在创作上也会更有所作为。事实上，此种状况不独以浙江为然，江苏的左翼作家数量位居第二，乃至广东、湖南、四川各省也呈左翼甚炽之势，同样联系着地域因素，而且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中国30年代因左翼文艺运动的展开作家队伍新格局的建构。

中国的30年代文学，是因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展开的左翼文艺运动而日渐壮大其声势的。由此，中国新文学发生又一次历史性变革：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30年代的“革命文学”的转化。此种转化，造成中国新文学的一次大规模的空间传动，即新文学中心南移和南方地区作家队伍的拓展。“五四”落潮以后，“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⑤，而以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方为尤甚。曾是“五四”新文学策源地的北京，此时也显得死气沉沉。鲁迅描述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⑥，是对此的生动写照。富有变革精神的新文学作家，当然难耐此种寂寞的气氛，便纷纷南下当时革命空气高涨的广州、上海。而当大革命失败，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时机成熟，遂有一大批作家汇聚上海，成立“左联”，掀起声势浩大的左翼文艺运动。如此态势，对于促成新文学作家队伍结构的调整与外延的拓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以鲁迅领衔的浙江左翼作家群的形成；当是典型例证。地域亲缘关系容易使鲁迅同前进的浙江文学青年心灵沟通，而鲁迅的召唤也的确给浙江新文学作家队伍的重新组建和进一步充实产生重要影响。鲁迅到上海不久，即与郁达夫联手创办《奔流》杂志，介绍革命文艺理论和作品，这对郁达夫最初一度加入“左联”，无疑有显著影响。鲁迅对来自宁海的青年作家柔石，立即给予了信任，与之合办朝花社，编辑《语丝》，使其得到锻炼，后来又一起发起成立“左联”。他同冯雪峰保持着长期的友谊与联系，这位来自浙东的质朴而耿直的青年显然与他灵犀相通，在彼此的亲密合作中推进了左翼事业，冯雪峰就成了他与共产党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此外，夏衍、殷夫、楼适夷、徐懋庸等等，一个个都是在他的扶掖、指导下成长为坚强的左翼文艺战士，且在后来的文学活动中有更长足进展。从这一点看，左翼文艺运动作为30年代“唯一的文艺运动”⑦，它对于中国新文学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展开的确有着无可漠视的意义，单就新文学队伍建设而言，其意义就是远远超越于文学自身的。

考察浙江左翼作家群所出自的地域，除一两个作家是从浙西走出的外，绝大多数来自大革命时期革命气氛高涨的浙东，尤以浙东的宁波、台州两地为甚。这里显示的是群体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即与浓厚革命情势的遇合是作家走向左翼的重要驱动力，从中反映出左翼文学作为“政治文化”形态显现的存在意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念和感情。”⑧左翼文学所由产生，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心态密切相关。30年代的时代语境是民众的政治热情普遍高扬，人们对专制制度的失望一变而为改革旧制度的共同心理期待，因而关注社会变革的风气特别浓厚，而左翼作家是“用被压迫者的语言”来“抗议和拒绝社会”⑨，他们以“被压迫者”的姿态反映强烈的政治制度变革要求，实际上是以民众参与意识显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的普遍心理共鸣。文学与一个时期流行的政治态度、信念和感情紧密一致，以切合民众心理、民族需求为前提，才能使其获得最大的接受可能和最广泛的文学创作趋求，从而使一个地区的作家集结于同一文学领域成为可能，也会召唤更多的作家加入左翼文艺队伍。中国左翼作家走出特多的区域，往往联系着该地蓬勃高涨的革命情势和民众的普遍热情，如农民运动开展得最为热烈的湖南和曾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这既是革命的情势使然，也由此内化为作家的一种自觉心理诉求。浙江的情况也大体类似。虽说其时浙江全境的革命运动不及两湖、广东等地高涨，但正如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所分析的：“浙江农民并不因浙江的富庶而革命性弱，反因富庶而被剥削更苦”，因而，农民“推翻封建势力亦愈迫切，土地革命适为浙江农民目前斗争之中心问题”，特别以浙东地区“为甚”⑩。大革命失败后浙东相继爆发的奉化暴动、三北暴动、宁海亭旁暴动等，曾在浙江大地上掀起波澜，这是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走向左翼的一个重要背景。后来走向左翼的浙东作家巴人、朱镜我、楼适夷、柔石、许杰等，正是在亲历或感受了这里的革命声浪以后才确立新的文学意向，立志要用更切近时代心理的文学来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这当中，柔石走向左翼最具典型性。他原在故乡宁海中学任教，一度担任县教育局长，立志“开展宁地之文化”，政治态度属“中间偏左”，“同情共产党”11：宁海亭旁暴动失败后，曾为暴动指挥中心的宁海中学被蹂躏，他深感教育无望、理想毁灭，更痛恨反动当局镇压革命之凶残，才愤然离乡去沪，投身左翼文艺运动12。时代的呼唤成为作家转型的无形感召力，顺应文学发展潮流促成许多作家加盟左翼，甚至不惜以身相殉，即此而言，左翼作家及其创造的左翼文学自有其独特价值，实在不可以等闲视之。

从地域文化考量，浙东左翼作家群的形成，还有更深层动因：应该同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不无关联。一个饶有兴味的事实是，鲁迅引领的“五四”浙东乡土作家群同仍由其领衔的浙东左翼作家群，不独有着地缘上的关联，同时也有群体组成上的叠合：上一期的乡土作家如许杰、巴人、潘训（漠华）、魏金枝等，此时大都成为左翼作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正同乡土作家群只会产生在浙东，不可能出现在浙西，左翼作家大多集结于浙东，不大可能出现在浙西，这除了革命情势的条件外，地域文化精神的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地域文化积淀联系着一个地区的民情、民风，也同作家的精神品格、个性气质的养成产生潜在影响。浙东“越文化”刚性精神的传承，与浙西“吴文化”柔美品格的延续，导致两地截然不同的文风，这在新文学中也有例可证。“吴文化”是产生柔美文学的土壤（鸳鸯蝴蝶派就在此聚集），多情浪漫的作家如徐志摹、郁达夫、戴望舒等也大多出于此。而“越文化”的刚性质素则造就作家的坚硬品性，走出诸如颇具浙东“台州人硬气”的柔石、许杰这样的作家，是故就有坚硬劲直的乡土文学和左翼文学。即便就左翼文学产生的显在因素――革命性而言，也联系着一个地域的民性、民气。鲁迅指出过的“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13，恰恰暗合了大革命时期类似于湖南地域的浙东民气高扬的特点。在这样的地域文化环境中，孕育出具有现代特质的刚性素质作家，恐怕也是一种必然性现象。当然，关键在于时代条件的成熟，一旦置身在革命声浪高涨的时代环境中，作家的刚性素质就有可能向着革命方向转化。浙东作家中有一部分是在“五四”落潮以后的感伤时代里开始文学创作的，其时他们既有积闷要吐露，又感觉着前路茫茫，创作难免呈现出一种低色调。当新的时代思潮来临，意识到个人解放要求必须同社会解放融合在一起时，他们必会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迅速完成创作倾向的转变。殷夫从早期《孩儿塔》里唱出无爱的忧伤到投身大众唱出无产阶级的战歌，柔石从哀叹“旧时代之死”到注目劳苦大众，都没有经历太久的时间，由此昭示着：地域文化精神所产生的潜在力量还是在相当程度上影响著作家创作精神、风格的形成与转化。

二 浙东风尚：左翼文学“乡野”风

左翼文学就其发展大势看，它反映了整个30年代社会的历史变动，在文学表现现实革命斗争重大题材、反映人们变革旧社会、旧制度的普遍渴望方面显示出整体一致性。然而，由于不同地域革命斗争的形势并不完全相同，作家看取左翼文学的视角也有差异，这就有可能形成各地左翼文学不同的创作风貌、创作个性，遂有显示地方色彩的左翼文学“乡野”风的涌现。而此种“乡野”风的形成与汇聚，在一定意义上是克服左翼文学初期创作弊端使之渐趋成熟的一个标志。如果说，初期左翼创作之病是在于凌空御虚，作家毫无生活实感，又急忙制作大而无当的革命三部曲，仅以浪漫蒂克幻想布置一个又一个“革命方程式”，描写一个又一个“脸谱主义”人物14，势必受到人们诟病；那么，“乡野”风的形成无疑为左翼文坛吹来一股新风，它以质朴、清新的生活描写使左翼创作真正落到了“实”处，同时也因各地“乡野”风的共生竞存，有可能使左翼文学作品在审视社会、表现革命、传达左翼话语方面显露出斑斓色彩，从而使左翼创作开出一种新生面。

浙东左翼作家群作为左翼的一个最重要创作群体，其创作上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基于这个群体生成的地域背景及作家观照生活的独特视角，其创作价值突出地反映在左翼话语的地域文化个性呈示，即在着力表现体现浙东风尚的地域“乡野”风方面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这一视角的选择，既有作家创作上的心理习惯因素，但首先取决于作家在特定地域背景中的感受与体验。例如，左翼文学曾一度流行写“尖端题材”，要求表现两大阶级的生死对抗与激烈冲突。由于经历所限，这就非浙江作家所长。在浙江地域上曾发生过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小规模革命暴动，但没有产生类似于江西、湖南那样牵动全国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和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因此，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描写，如叶紫的《丰收》、《火》等作品那样直写声势壮阔的湖南农民运动，乃至号召人们上“金钢山”（井岗山），就不可能出现在浙江作家笔下。虽然为突进“时代的核心”，浙东左翼作家也为此作过努力，一些作家着眼于沿海地域的革命斗争描写，如楼适夷的《盐场》写浙东余姚一带的盐民暴动，巴人的《六横岛》写舟山群岛中一个小岛的渔民暴动，提供了一般左翼创作很少见到的斗争画面，不妨说也是丰富了左翼文学在这一题材领域里的表现。但终究由于表现视角太小，对“革命”刻划不深，这类作品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对浙江作家来说，扬长避短，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表现视角，以期对促进左翼创作的深化有所贡献，应该是明智的选择。这样，奋力于向“乡野”掘进，便成为他们最为可取的视角，由此也显示其创作的一种特色、一种优势。

注目“乡野”，依恋乡土，表现乡土，曾是浙东作家在“五四文学”时期就开创的创作风气。来自浙东的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冯雪峰曾在其诗作《雨后的蚯蚓》里写道：“蚯蚓们穿着沙衣不惜地扭动”。另一位浙东作家潘训（漠华）也曾写过一首《雨后的蚯蚓》：“雨后蚯蚓般的蠕动，是我生底调子”。如果用“穿着沙衣的蚯蚓”这样的意象来比拟浙东作家的“生命基调”是最贴切不过的。对这种钻进泥土深层、与土地共同着生命的生灵的礼赞，恰恰是浙东作家情系地母、依恋乡土的真切写照。进入30年代，浙东作家大多转化为左翼作家，他们曾倾心表现过的乡土，当然依旧为他们所关注、所瞩目，而面对落后面貌依旧，而且变得更坏的乡土，他们自会投入更注视的目光。由是，透过浙东这块颇具地域个性的“乡野”在30年代时代风潮中的剧烈动荡和变迁，去把握那个时代的特质，就成为浙东左翼作家的一种重要选择，创作也因此呈现出承续五四、超越五四的特点。表现乡土的作品，在“五四文学”层面上，大抵停留在对古老乡土文化的审视，作家们致力于乡村群落人们的落后国民性探讨，从历史形成的精神蒙昧角度寻求农民思想落后人性麻木的根源，这几乎成了那时期乡土小说的一个根本性主题。到了30年代，社会现实是风云激荡，沉滞的乡村也在剧烈动荡中，乡民们在努力走出愚昧、走向坚实，作家们就会用另一副笔墨去看取乡土、表现乡土。魏金枝曾被称为“中国最成功的一个农民作家”，这不免过誉，但说这位来自曹娥江上游的农家子弟，“以忧郁的含泪的文笔，写出了古旧的农村在衰老，在灭亡，在跨进历史的坟墓里去，这情调，凡是作者的无论哪一篇创作里都弥漫着的”，却是的论。其创作从“五四”到“30年代”，就实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跨越。他的早期乡土小说《留下镇上的黄昏》写小镇上无聊的“看客”无所事事，只围观小贩宰杀黄鳝，是对一种国民精神的观照，小说阴冷、滞重的氛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色调。成为左翼作家后，魏金枝尽力用革命视角透视乡土，一面埋葬着毫无生气的“古旧的农村”，一面提示着乡民新的生路。三万余言的《坟亲》写一个看守公坟的诚实农民的苦难一生，其阅尽人间沧桑的确昭示着衰败农村应“跨进历史的坟墓里去”，而主人公顽强的生存意志则展示了农民倔强、坚韧的品格。《奶妈》写充作“奶妈”的农妇，从一个普通农妇成长为秘密的女革命者，很长时间被人怀疑行为不端，并有“告发者”之嫌，最后真实身份暴露，英勇地牺牲在敌人屠刀下。这篇小说在当时的革命小说中实属翘楚，除了技巧上的精心结撰外，还有对时代风云激荡下妇女、乡民心理的深层透视。《白旗手》写士兵哗变：一群新兵不堪受辱，在白旗手――一名勤务兵的组织下联合“乌合的难民”揭竿而起，走向新的反抗道路，探索着农民的生路，显示出更浓厚的革命色彩。另一位乡土小说作家巴人（王任叔），有着更丰富的革命经历，大革命前后一直处在革命斗争旋涡中心，但其创作也经历了基调的转换：早期作品写农民被生活“压弯了脊骨”，欲“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而不得（《疲惫者》）；到了30年代写出的《乡长先生》，乡民们喊出了“要干就要干个硬朗明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用性命来换饭吃，倒也显得做人一分骨气”，透出一股血性硬气，同样烙刻着时代风云的印记，显示出创作与时代俱进的趋向。有的作家并没有直写乡民革命，但却在刻绘乡土的时代苦难上见出深度。创作起步于30年代、在40年代颇负盛名的浙东左翼作家王西彦，也以乡土小说驰名，他同样写着悲凉乡土上的坚韧人性。其状写浙东悲凉乡土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承续着鲁迅和许钦文、王鲁彦们开创的主题，其表现乡村的愚昧和落后国民性的沉重，不难在两者之间找到联系。只不过身处“更坏”的时代里，王西彦会以更沉郁的笔调去营造悲凉的乡土氛围。他是以更冷峻的眼光观照着30年代黄土地下的紫色灵魂，其状写的死难图画简直是对燥裂大地上的死亡的写生。土性的艺术思维在浙东作家那里是一脉相承的，从后起乡土作家创作中可以窥见他们对前辈作家创作精神的承传，他们共同的艺术追求几乎就是一种时代的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