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碑漂移：现代文学的起点及其内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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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在2007年第3期本专栏中，发表了陈思和先生的《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一文，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反响。本期发表的咸立强先生的《“自我”文学书写中的常态与先锋性》一文，以初期创造社同人“自我”文学书写的三种范式为例，将各自呈现出来的文学常态与先锋的扭结及其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先锋与常态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并也有可能引发人们对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文学社团运行轨迹的思考。
　　蓝爱国先生的文章，再一次阐释了他一直关注的文学史界碑的确立以及价值属性，很具启发性。杨剑龙先生认为现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应该进入到一个去繁就简、由多至少的经典化过程，并认为个人治史对于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为人们梳理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脉络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
　　（温儒敏栾梅健）
　　
　　对现代文学研究界而言，自50年代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基文学史写作范式以来，无论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将现代文学的开端定格在五四文化运动的发生区间，并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成熟标志。但随着新的学科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这种“五四”开端说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混乱。不同研究者往往依据不同的理论立场、观念见解作出各种不同的划分方式，不过总体而言，现代文学不断向所谓近代文学（晚清文学）的领地拓展却是一个共同的趋势。本文阐述的重点则在于，纵观各家说法得出重要结论：现代文学既有的起点界碑已经明显处于颓败状态，我们何不推倒重来，以确立新的现代文学讲述方式？
　　
　　越界之旅：现代文学的起点位移
　　
　　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与隔膜，可以说，大陆学者的现代文学史发生观就从来没有被海外汉学界接受过。诚如李欧梵所言，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不是在‘五四’，而是在晚清。”(2)在他执笔写作《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文学部分时，李欧梵这样写道：“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其后，李欧梵更以现代性理论、安德森“想像的社群”理论以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为其支点，论述了晚清文化、文学与中国的现代都市想像、都市现代性之开创等方面的历史关连(3)。李欧梵的观点虽然出现较早但并未在大陆形成多大影响，反而后来者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足以让大陆学者眼界大开。在王德威看来，晚清小说岂止仅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有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他认为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不仅开启了“五四”的文学现代性追求，而且还包含着比“五四”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对我而言，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但这多重的现代性在‘五四’期间反被压抑下来，以遵从某种单一的现代性。”(4)
　　尽管王德威研究目的只就在展示晚清文学的丰富图景以及隐藏其中的现代性线索，而不在确立标志现代文学之开端的界碑，但从其论述的晚清小说对象看，其实他已经把现代性文学的写作推进到了鸦片战争时期(5)，从而对我们思考推倒重来、确立现代文学的起点极富启发意义。
　　大陆文学史发生观念的意识形态疆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20世纪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创新说法中已经被渐次突破，但后意识形态时代更为激烈的现代文学史起点之争则在21世纪初期才宣告到来。这些文学史起点论证的学术理路各自不同，有的是从具体文学现象分析入手，有的是从文学史理念角度涉入，有的从通俗文学反思角度出发。
　　章培恒以《中国文学史》确立的“人性解放”标准来探讨现代文学的开端问题。他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6)一文中，试图对“现代文学”与“新文学”作出区分，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应始于20世纪初而非始于1917年。“新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开端，只是20世纪初文学的发展。他先是从文学精神和艺术特征入手，界定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一是人性解放的要求；二是自觉融入世界潮流的要求；三是文学本身艺术特征的追求。接下来，他考察了20世纪初至文学革命前这一阶段的文学，认为此一时期已经存在与上述三个特征相通的因素，“把它视为新文学的酝酿期而列入现代文学的范畴似乎是适宜的”。其后，柳珊《民初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7)一文，赞同对“新文学”与“现代文学”进行区分，并对章培恒所述的三个特征进行了补充，论述了民初出版等“边缘性因素”，进一步论证了“20世纪初文学”作为“开端”的理由。郜元宝则倾向于将现代的上限定在1907年左右，他指出，这主要是考虑到此时的鲁迅创作的一系列才气焕发的论文，形式上使用的已经不是“坚闭固拒”的纯然传统的文言，而是在翻译经验的启发下精心改造出来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文言；更重要的是，这些论文不仅在理论上与稍早和同时的梁启超、王国维、谢无量、周作人等的工作互相补充，拓展了现代文学的世界性视野，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喷薄而出(8)。范伯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9)、栾梅健《社会形态的变更与文学的转型》(10)以及杨联芬的专着《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11)等都将现代文学的上限移至晚清时期。
　　孔范今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12)文章中论道：“如果我们不再执守成见，承认以上海为中心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即现代都市小说也是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独特需要和方式，那么，它的起点问题，也应为治新文学史者所关注的”，“而我认为，以19世纪90年代前期刊行的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其起点标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范伯群先生《＜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13)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以及发行渠道等各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端。栾梅健在此基础上更为明确提出《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他的一组文章(14)在明确现代文学开端的基础之上，着力解决现代文学的“标志”问题。这个标志是在与古典生活相对应的现代生活的不断展开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文章论道，《海上花列传》记录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期中国现代工商业社会尤其是上海开发早期的生活画面和文学图景；无论是人物设置还是新兴器物的描写，都全面体现了与传统价值体系相悖的现代意识；在思想层面上，“救风尘”传统主题全面瓦解，妇女解放这一主题意旨上显示出高度的历史超越性；作家自觉的艺术结构、文学语言的创新追求与时代的文学革命要求紧密契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为解答中国文学之现代性转型这一重要课题作出了独具学术个性的回答。
　　通过上述粗略的扫描，我们发现，现代文学的起点界碑已经有1895、1907、鸦片战争、20世纪初、1892等数种说法，近年尤以《海上花列传》诞生的1892年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说法是最为活跃的学术观察。
　　
　　1892：连续的还是断裂的？
　　
　　《海上花列传》成为界碑的论说理由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它是现代印刷传播的产物，作为专载《海上花列传》的刊物《海上奇书》出版，比李伯元的《指南报》早四年，比《游戏报》早五年，比梁启超的《新小说》早十年，可谓得风气之先，成就《海上花列传》最早期刊小说的名头；二是它是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映。《海上花列传》将上海特有的大都市气息与地方特色融为一炉，形成一种都市的现代表达特色，可谓后世海派文学的先河；三是它是商业的产物，而非文人的寄情制作。韩邦庆基于商业目的写作，欲望成为以小说立业的职业人士，这种举动本身就颇具现代意味；四是它的艺术成绩颇为不俗，鲁迅、胡适、阿英、张爱玲等都曾毫不迟疑地赞美它的艺术成就，其吴语方言的探索更富有极大的启迪价值，丰富着人们对于国语文学的认识。五是它作为狭邪小说重头戏所蕴涵的通俗小说现代化价值，这种价值放在当下现代通俗小说反思序列之中地位也就越来越凸现，或者说，现代文学精英霸权地位消失之后，通俗文学的现代化取向得到足够的认识，而《海上花列传》的重要性也就因此十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