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一)

详细内容

一.引言

　　问题的提出

　　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问题再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大陆的权力交接能否顺利完成？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重大转变？现政府和现行政治制度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或者说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掌政权？这是一系列引起全球关注的大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关系到世界上每一人的切身利益。

　　稳定性的含义

　　在日常用语、大众传媒、学术论文和官方文件中，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性”具有多种含义。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其一指政治领导核心的稳定性，其二指关键政策的稳定性，其三指政府的稳定性，其四指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第三种稳定性和第四种稳定性是高度相关的，因为政府倒台就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崩溃，而且此类政府和政治制度很难重返历史舞台。尽管这几种稳定性是不同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例如，领导人的变更往往导致政策的改变，政策的剧变往往伴随着领导人的更替。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稳定性。一理出现政府不稳定，原来的政策及制度等也许都会发生剧变，而且政府不稳定很可能引起全面的不稳定，如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种族冲突、分裂、内战乃至国际冲突等等。

　　本文分析的对象就是“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府的稳定性”。所谓“未来3～5年”，是指从“十六大”酝酿到“十七大”召开之间的这段时间。这很可能也就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与“第四代领导人”交接班的时间段。因此格外值得关注。

　　主要结论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大致有两种看法。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执掌政权，我们不妨称之为“稳定论”。与此相反，另一派则宣称中国大陆的政府和政治制度将迅速崩溃，不妨称之为“崩溃论”。

　　在本文中，将提出我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我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最高领导人已经牢固地控制了权力系统，其个人权力无人能够挑战。如果没有健康方面的意外事件，将继续执掌政权，并且能够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第二，作为上述判断的推论，“十六大”之后中共的大政方针将保持连续性。即使出现变化，那也是最高领导人有意安排的结果，绝不会是意料之外的突变。第三，中国大陆处于危险的平衡状态，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保持“稳定”的希望很大，但是“最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集权政治转变为权威政治，政治精英垄断公共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崛起，工人和农民的地位下降，形成了精英/大众二元社会结构。在新权威主义的旗帜下，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达成共识，结成联盟。大众处于全面被动的状态，只能制造局部独立的个人或者集体行动。由于中共完全有能力对付这种局部事件，因此不会威胁全局的稳定。但是，当出现的深刻的、全面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危机之时，将触发全面的、持续的动荡，如果这种形势不能得到迅速控制，那将导致政府不稳定。金融风险、不公正特别是腐败、不平等特别是贫困、流动人口等等都是“干柴”，而引发危机的“火种”可能是经济衰退、银行挤兑、台湾危机等等。二.问题的背景

　　从集权政治到权威政治

　　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对合法性危机的反应。邓小平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加上有限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赢得经济增长，借此维持甚至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不但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制度，也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政治属性和社会结构。

　　在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就完成了从集权主义体制（totalitarian state）向权威主义体制（authoritarian state）的转变。在新体制下，中共仍然坚定地垄断政治权力并且严厉控制公共领域，但是与毛时代的集权主义体制不同的是，它不再试图控制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例如它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不再狂热地兜售意识形态，不再监控公民的个人和家庭事务，不再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重要的是，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且宣称“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邓小平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集中而准确地表达了这种权威主义的精髓，即在保持一党领导的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政治精英分析

　　“精英政治”并不能概括中国政治的本质。其实所有的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即少数人垄断政治舞台，而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外，或是成为政治精英的傀儡，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而已。中国大陆的“特色”在于，执行统治任务的党政官僚集团本来就是统治阶级，即统治集团就是统治阶级，代理人就是委托人。政治精英不代表任何阶级，他们凌架于一切阶级之上，对所有的阶级实行“权威主义”统治。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利益负责。

　　但是，政治精英并不是铁板一块，分化发生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不同的部门之间以及权贵之间和平民精英之间。目前，这种分化还处于非制度化阶级，但是有时他们也会根据利益关系建立认同，并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政治已经表现出利益集团政治的特征。

　　与政治精英的自我表白不同，统治集团的同盟军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尽管其他精英不能直接染指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利益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照。目前，政治支持基础已经从原来的工人和农民转变为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

　　意识形态终结

　　原有的意识形态面临困境，新的意识形态还没有产生。意识形态终结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后果。其一，中共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组织目标是“执政”。其二，可以灵活地对待一切理论、道路、原则、价值。其三，作为个人的一些党员和干部，缺乏道德，缺乏理想，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归宿。驱使一些党政官员活着和工作的东西是人类最原始的生物学欲望。最后，一些政治精英“行为短期化”。他们不但对公众和自己的上司不负责任（这是一切权威政治的通病），而且对自己的未来也不负责任。政治精英的行为短期化表现为部分人非理性地、疯狂地贪污、受贿、挥霍、享乐、办多个护照、送子女到国外、向国外转移资产等等。

　　国家与社会关系

　　威胁政府稳定的主要力量来自于社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稳定问题”也属于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改革也带来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毛时代那种国家与社会浑然一体的状态不复存在。国家权力不断收缩，相应地社会从国家的全面控制中逐渐脱出。政府已经放权了对个人和家庭事物的控制。可以说，“私域”基本上获得了解放。在国家和家庭之间，经济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变化正好背道而驰。经济领域已经基本独立，市场取代计划成为最主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自由化”是经济领域改革的基本特征。但是，在公共领域中，则采取严厉的控制政策，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结社等权利始终由政府垄断。由于政府几乎控制了一切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的资源，所以大众、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处于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在这种环境中，政治上能动的社会阶级或群体是不存在的。由于公民只能作为个人存在，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政治上都无所作为。

　　在毛时代，政府通过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单位对社会实行全面管理。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城市企业改革的深化，旧体制瓦解了。为了填补这种“制度真空”，1989年以后政府开始了意识地建立一整套带有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色彩的管理体制，试图把“第三部门”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这是一种值得高度关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