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政治1985―1993：俄罗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变（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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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执政后不久，就于1922年下令严禁任何俄共（布）以外的独立政党的存在，民主被消灭了，一党专制主宰了苏联六十多年。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联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化才导致非官方政治活动的兴起。当局停止对非官方政治组织的镇压之后，非官方政治组织首先出现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继而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民主派因而正式形成了。在这里，我所讲的民主派，是指那些坚持民主政治信念的政治团体的成员。他们有的是苏共党员，有的不是；有的在苏联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有的人却在苏联的体制中一帆风顺；有的生长在首都这个政治中心，有的则住在偏远的乡镇。
人们的行动是受他们的信念影响和指导的。俄国和西方的学者曾经发表过许多书着，介绍俄国民主派的各种活动。但是，却很少有人分析过，这些民主派的信念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世界，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俄罗斯的民主派虽然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分歧，但他们确曾是一个相当紧密的群体，有着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俄罗斯民主派的信念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值得政治学家作专门研究。只有理解了苏联民主派的信念、以及他们的信念与社会大众的信念之间的差别，才能懂得，为什么1991年以来俄罗斯会出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变化。
笔者以俄国民主派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俄罗斯民主派的社会环境，他们的信念的形成和发展，来分析各类民主派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特征、以及从1985年到1993年俄国的政治发展轨迹。在政治学研究中，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被归类为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我分析了俄国的大量文献，包括相关的书着，民主派成员的文章、公开谈话和回忆录，民主派团体的正式文件等；还专门采访了俄国各地的六十七位民主派成员，他们分别住在莫斯科市、俄国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州、伏尔加流域的卞萨州、南方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乌拉尔地区的奥列恩堡州、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以及远东的沿海边疆区。
一、苏联民众的信念和价值观：民主派的社会环境
在苏联时代，直到苏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大部分苏联学者关于苏联社会和政治文化的描述分析，都因政治原因而或多或少地与事实有差距。西方学者则受到苏联官方的种种限制，无法在苏联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在西方文献中还是有一些值得回顾的研究成果。
1.从斯摩棱斯克档案到对苏联移民的民意调查：社会不满广泛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一部分内务部档案被运到了西方，这些档案包括三十年代后期当地的内务部告密者的许多报告。这些告密者为了在本单位得到提升，就主动充当内务部的“眼线”，密报其同事、邻居的言论行为。梅厄。范塞德（Merle Fainsod）以此档案为基础进行了研究。他注意到，在战前苏联社会中就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对苏维埃制度的不满，但是这些不满并未以有组织的形式表达出来。苏联官方的宣传和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是，苏联当局成功地缔造了新的“苏维埃人”，而在苏联人人都接受了官方的价值观；但范塞德在研究苏联的政府档案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的这一发现是个重要的贡献。[1]
在五十年代，阿勒克斯。英克尔（Alex Inkeles）和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 ）组织了美国哈佛大学关于苏联体制的研究计划，采访了大批五十年代前半期移民到美国的原苏联居民（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分析了斯大林时代苏联老百姓真正的价值观，于1959年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指出了斯大林时代苏联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2]
英克尔和鲍尔发现，苏联社会中相当稳定和持久地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这个社会被分隔成两个主要社会群体，一个群体是统治这个国家的官僚，而所有其他的老百姓则属于被统治的另一个群体。绝大多数被采访的苏联移民完全排斥苏维埃国家的恐怖统治，认为政府应当保障个人权利并依法治国。被采访者几乎人人都认为，公民应该有权利在国内旅行、选择工作、受到法律保护而免于横遭逮捕；大约44％至70％的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比纳粹还坏。当然，如果简单地把这样的比例套用到全体苏联民众中去，可能会夸大了苏联的社会不满的程度。但是，英克尔和鲍尔的研究仍然证实了，早在五十年代，苏联社会中对苏共当局的不满甚至仇视就在明显上升。
2.苏联民众认同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但并不因此而支持政府
但英克尔和鲍尔也惊讶地发现，他们采访过的不少苏联移民在美国已生活了数年，但仍然对苏联社会现实的某些方面相当肯定。一方面，这些原苏联的居民认为，在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苏联比美国强；而他们在美国的市场竞争中的生活经历，反而促使他们怀念苏联的福利制度；但另一方面，这些苏联移民并不把苏联的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的特点视为共产党统治的成就，而是视之为苏联社会理所当然就应该有的，因此，这些人对苏联社会现实中某些方面的肯定并未转化成他们对苏共统治的认同。
1987年，又一个对苏联犹太移民的调查研究计划（Soviet Interview Project，SIP ）的成果发表了\ 字号[3] ，这一研究支持了上述五十年代的部分研究结论，并且显示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苏联大众的政治信念的演变趋势。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前期，苏联只允许犹太人移民西方，所以在这个时期移居西方的主要是犹太人。与五十年代“哈佛研究计划”采访的苏联移民相比，七、八十年代的这批犹太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原来居住在城市的比例也高。主持研究计划的美国学者起初估计，这些“知识分子”移民对苏联政权的反感可能会高于五十年代“哈佛研究计划”采访的苏联移民，但是，调查之后却发现，结论并不那么简单。
与“哈佛研究计划”的发现十分类似，“SIP 研究计划”也发现，多于三分之二的被采访者对移民之前的工作、住房和公费医疗是比较或非常满意的，多数人认为苏联的教育和医疗制度应该延续下去；半数左右的人认为重工业应该实行国有制；在政治自由方面，大部分被采访者希望在苏联社会中能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但只有少部分被采访者主张公民可以不受干预地公开批评政府。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人和斯大林时代一样，虽然对苏联当局非常不满，也可能认为，苏联的制度相对而言不如西方的好，但是他们却未必十分欣赏西方自由主义的制度主张。他们对苏联当局的不满主要是由于当局无法兑现其意识形态所鼓吹的社会理想。
正如“SIP 研究计划”的研究者指出的，上述发现说明，在苏联居民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社会化过程受到了政府在政治上的严格控制，结果他们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念深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这些被采访者在总体上并不支持苏联当局，但在许多问题上，比如什么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如福利制度）、是民众选择并监督政府还是个人服从政府等，他们已经无形之中接受了不少官方意识形态所灌输的观点。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苏联民众对官方立场的认同程度甚至更高。他们确实相信，美国政府被一些集团所操纵、要发动一场摧毁苏联的战争；相信西方有一个巨大的阴谋，要阻止殖民地和欠发达国家的独立和经济发展；他们为苏联的强大而自豪，并且相信苏联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和弱国、小国的保护者，而且将成为领导世界的力量。
3.民主化过程中苏联民众的期望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和外国的学者终于可以开始在苏联组织大规模的独立民意调查，他们的发现基本上与早期对苏联移民的调查结论相似。在苏联开始走上民主化道路的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新的调查注意到，苏联民众认为，政府的主要弊病是不能提高生活水准和解决社会问题。1989年11月，全苏民意调查中心（VTsIOM）做了一次全国规模的民意调查，当问到“今天苏联公民最缺乏什么”时，大约57％的被访问者认为，苏联公民最缺乏丰富的物质生活，只有不到15％的人认为苏联公民最缺乏政治权利；当访问者要求被访问者列出当前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时，38％的人说是实现丰富的物质生活，29％的人说是建立公正的没有特权的体制，24％的人说是要让农村重新复苏，只有19％的人认为当前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4]
1990年5 月，美国教授吉布森（Gibson）和达奇（Duch）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对民众的政治态度作了抽样调查。他们发现，苏联民众在支持民主政治的时候，政治宽容度比较低，他们只希望给自己争取到自由和权利，但是却不情愿让其他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他们最反感的人也拥有相同的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