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新时期文艺理论的重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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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精神分析学说对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影响是深刻的，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和改造了新时期文学观，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元化；二是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文学批评模式，提出了心理批评方法；三是将创作心理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精神分析学说影响下，新时期文艺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精神分析；新时期；文艺理论
新时期初，文艺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获得突破，一是旧题反思，一是新题探索。前者包括对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清理，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问题、人性之争、形象思维问题等等；后者主要指学者们探索文艺理论新问题的努力，比如现代派问题、创作心理问题、方法论热等等。前者对于否定文革时期错误和偏狭的文艺观起到了重要作用，后者则是新时期文艺理论重建的主题。
作为西方现代派文艺理论基础之一的精神分析文论是从心理学理论影响和转化来的，它从作家无意识心理的角度探讨文学起源，启发了新时期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变化。从文学观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反映论文学观，精神分析文论则是表现论文学观。新时期文学理论对传统反映论文学观进行了批判和改造，提出了主体论文艺观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文艺观等新的文学观念，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在批评观念方面，改变了以往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模式，提出了心理批评方法，还将创作心理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一
与传统反映论文学观不同，精神分析文论认为文学的根本特性是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结果，弗洛伊德“强调三个事实：①文艺是想象和虚幻的，但并不是作家艺术家无目的的想象，也不是前人所谓自由联想。而是作家艺术家受到心理内驱力作用不得不采取的行动……②文学艺术作品的目标是寻找一种‘替代的满足’，也就是一种补偿，使作家艺术家在生活中‘受挫折的欲求’转移到并且在想象中得以实现……⑨艺术活动能够长期绵延持续，是由于它表现了自古以来人类争取自己愿望实现的要求，它是有生理和心理基础的人类活动。”中国作家吸收了精神分析从心理学角度解释文学源泉的具有启发性的思考，但调整了思考的性质和角度。他们坚持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人的心理活动。他们同时看重文学是作家心理想象的产物，其内容主要还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赐予，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本能。文学是对现实的“审美反映”，即它是经过了作家主观确认和处理，与作家感情凝为一体的能动反映，文学应该充分强调作家主体的创造性。这样，精神分析开启了人们对文学进行心理学认识的视野，创作主体问题受到重视，文学对象就从唯客体论转向了主体与客体并重论，文艺理论由客体反映论变成了主体表现论。
谢冕、孙绍振、徐敬亚、鲁枢元等学者们主要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依靠敏锐的文学感觉，捕捉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实践中出现的主观性、心理性、内向性的特点；刘再复、孙绍振等人则对新时期表现性文艺理论变革和建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概括来说，精神分析文论对新时期文学观念变革和理论建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体论文学观的建立，二是心灵化文学观的出现，三是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元化。
刘再复是主体论文学观的倡导者和理论的创建者。他先是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一文中提出要重视我国文学界近年来研究重心的转变现象。进一步，他又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一文中，提出了把人作为文学“主体”、“中心”来思考的新思路；到《论文学的主体性》这一结论性文章中，刘再复提倡并正式建构了主体论文学观，尤其是其中关于创造主体和对象主体独立性和个性的强调最可以看出其对精神分析理论营养的吸收。前者为文学是表达作家“心理愿望”的逻辑前提，后者是对作品人物进行精神分析的对象保障。
主体性文学理论的基点是人本主义的哲学观，这可以看作是新时期初以来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争的回应和深化。它的主要贡献在于重新界定了文学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尤其是强调人的独立性和精神意识的自律性，其意图非常明显，“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而这些都离不开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显然，和传统客体反映论理论相比，主体性文学观是一种价值取向和观念形态都深受精神分析影响的文学新观念。
建立在精神分析学说基础上的心灵化文学观的出现是对反映论文学观的反思和否定。它以研究作家主体与作品的关系为突破点，旁及对作品与生活的关系和作品内部诸因素关系的重新认识。社会生活首先要经过作家的意识加工过程，成为作家的心理事实，这是创作的前提。其次，作家的意识加工过程是作家的心灵创造，打上了强烈的个人和个性印记。再次，作家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着自己的主体心理结构，作品是通过沟通作家与读者的意识结构来感染和影响读者的，而不是以外在灌输的方式达到。读者感受作家审美心理结构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内在心灵，最后达到与作品审美意识一定程度的同构。
孙绍振在《美的结构》一书中建构了比较成功的心灵化文学观的理论成果。孙绍振认为“美的结构”问题的中心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艺术本体是由三维结构组成的，即“生活”、“自我”和“审美规范形式”，其中第二维“自我”即指作家心理结构。侧重研究创作主体心理结构是全书的亮点，也是其价值所在。作者不但详细研究了完善审美创造主体的心理结构对于审美创造的重要性，而且对于另外两维，作者也是从作家“自我”这一角度人手分析的。因此，文学作为“审美”的特殊意识形态性就非常鲜明了。
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则是上述文学观念变化的必然结果和自然收获。主体论文学观和心灵化文学观已经改变了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时单一的文学观现象，尽管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始终伴随着激烈的论争和反复的讨论，但这种现象出现本身就是进步，不同观念同时出现，是学术思想进行综合创新和突破的前提。
二
创作心理研究是中外文学史上绵延不绝的话题，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实践中却将它作为唯心主义的糟粕抛弃了。在“文革”及其以前的十七年中，我们对创作心理的观点是建立在社会学角度上的，这实际上取消了对创作心理独特性的研究，创作心理问题不受重视甚至成为了禁区，理论研究成果寥寥。但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创作心理在实践中又是回避不了的客观事实。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论争，就是这种两难局面的策略性折中。一方面我们认为文学创作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社会性“集体”操作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解释创作过程中作家精神活动的特殊性质。
新时期初期，形象思维问题又被旧事重提，并引发了激烈论争，并最终带引出创作心理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星反对形象思维这种说法，他说：“作家艺术家是注意捕捉事物的形象的，可是不能说这就叫形象思维。”60年代郑季翘从哲学存在意义上否认存在形象思维的方式：“形象思维论这种所谓不要概念，不用抽象，不依逻辑，从形象到形象就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的认识论，显然是一种直觉主义因而也是神秘主义的体系，这种所谓思维，在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当年许多学者不是因为对创作心理的观点的正误而是因为关心这个问题本身而受到批评，该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被禁止讨论。新时期开启讨论形象思维问题时，大多数人依然固守原有立场，而且讨论开始时，缺乏理论准备的人们很容易被原有的理论框架束缚，并没有带入新的理论视角。讨论本身确实难说有什么成绩，但是，它开启了关于创作心理问题的新讨论，打破了禁区，这才是功不可没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成果才得以庄重登场。
李泽厚在《形象思维再续谈》中认为：“这说明这些艺术家在创作过程、形象思维中根本没有用理论探索、逻辑思维去考虑、研究、探索，而只是凭自己的感受、情感、直觉、形象思维在创作和构思。这样不但没有坏处，而且大有好处。也只有这样，才能完全避免概念化、公式化、理论化，才能创作出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和符合生活真实的优秀作品来。这也就是艺术创作中的所谓非自觉性问题。”李泽厚的这篇文章，对新时期创作心理研究具有开拓性贡献。他借形象思维论争提出了创作的“非自觉性”问题，使人们的思维和视野一下子扩展、延伸了。如果说对形象思维问题的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有思维学科水平的限制等因素存在，但创作中的“非自觉性”问题已经属于文艺创作论范围了，当年对创作非自觉性问题讨论涉及到的话题如艺术直觉、灵感等问题都有待创作心理学作出回答。因此，从时代语境来说，它已经召唤了创作心理学诞生并提供了学科建构基础，“伴随着创作心理诸课题的研究，对文艺心理学这门独立学科的重建，也日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重建，从横向来看，是大量翻译了西方的代表性著作，弗洛伊德、荣格等著名的文艺心理学家的学说一时广为传扬……从纵向来看，以朱光潜先生为代表的学界前辈几十年前努力开垦的这块处女地，在荒芜了多年之后，后来者终于又拿起了犁耙开始了辛勤的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