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文学中“洋雅”与“土俗”之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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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任何正常的文学史，都包含有“雅”与“俗”两个部分，这二者的对立与转换也是文学史上的常态。文学的更新或曰“文学革命”，常常从俗文学中汲取营养和动力，并由此获得人民大众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一次又一次文学前进、文学发展的波澜和高峰。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在“俗语言”、“俗文学”的推动下发动起来、兴盛起来的。这一点，中国现代文学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等领袖人物似乎是清楚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明确说过：“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者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中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之先河，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 的确，文艺复兴高举的两面旗帜是“世俗文学”和“现世艺术”。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导言》中所说：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是把古代的东西加以再生和复活，而且是“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 <>给当时的欧洲乃自世界展示的是一个新世纪。那些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们，以特有的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复兴古典文化之名，行创立现世新文化之实；这些文艺才子们，热爱生活，强烈地要求了解社会现实，反映现实社会的种种动态，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欢乐悲哀。他们的人文主义宗旨使他们的作品不管以何种形式，何种题材出现，其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具有世俗性的，从而冲破了神学的束缚，把文学还给了民众，创立了近代文学艺术贴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的时代精神。特别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爱情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反映了人的本欲与真情。无论是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诗集》，还是薄伽丘的《十日谈》都是当时民众丰富的方言俗语和真实情态的再现。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造型作品虽然还没脱离宗教艺术的范围，但其内容均取源于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世俗思想。稍后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莎士比亚的剧作等，这些文学艺术均植根于当时的现实之中，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和事成为他们描绘的主体，创作了大量历史剧、喜剧、悲剧、诗歌，显示了俗语民族文学的深入发展，同时通过对人和事的深刻描绘，既揭露了旧制度的腐朽，对宗教、封建势力发起攻击，也抨击了新时代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总之，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特点是以通俗语言，通俗的表现方式结合现实的社会生活，深刻揭露了社会的矛盾，这一鲜明特点奠定了西方文学艺术现实主义的风格，对近代西方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随即在大众传播的催生下迅速兴起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近代以前均存在着大众文学，并源远流长，“说故事”是一种非常寻常的娱乐消闲方式，在中国，自宋代以来，勾栏瓦舍的说书人，吸引着许多热情的听众；在西方的乡村，随处可见讲故事与表演的人，然而当时的大众文学与艺术还无法拥有大量的观众，创作表演者更谈不上高额的报酬，均是地方性的而不具有普遍性。自具有近代意义的机器印刷技术诞生以来，特别是大众传媒诞生以后，情形发生了改变，它不仅打开了贵族及教堂图书馆的大门，使更多的人得以分享人类文化的宝藏，使作家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了教育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的人学会认字，产生出阅读更多通俗读物的需求，也呼唤出越来越多的面向大众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传世名著。<>当然，在印刷时代初期，大众传播媒介尚未普及，大众的文学艺术仅仅是初潮涌动，还未形成潮流之势。就西方而言，19<>世纪末是大众媒介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书籍及报刊也越来越重视文艺娱乐方面的内容。当时著名的作家数不胜数，英国的狄更斯、萨克莱、哈代，法国的雨果、福楼拜、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托思妥耶夫斯基，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马克吐温等，这些为适应时代而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的天才作家们，不仅用它们的妙笔写出深刻反映出当时社会各态的作品，更用他们的智慧促使小说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人们被他们的作品迷住了，据说，当时分章分期出版的狄更斯的小说（一般先由报刊连载）通常由邮轮带到纽约，而纽约的读者等不及在书店里出售时去购买，他们在英国邮轮进船坞之前便划着小船前往会合索取。在当时，似乎没有什么其他事情能超过小说对人们的吸引，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能超过小说对人们的影响，这些天才作家的作品构成了当时流行文学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通俗文学的角度来认识西方小说的兴起与繁荣，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观点。在这一点上，胡适、陈独秀等人的看法完全是正确的和有远见的。所以胡适指出：“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一项。” 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此使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 高举“革命文学”大旗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也是大力倡导通俗文学的，他大力主张“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诚如胡适认为，如果中国俗文学中自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白话戏剧发展“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的确，“五四”新文学，本来应该承接这一中国通俗文学传统，开创中国文学的又一辉煌新时代。然而令人不可思议，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五四”新文学在打倒了传统的“雅”文学，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传统精英文学之后，却并没有真正认同中国自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学和通俗文学传统，没有真正以《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为楷模，更没有接续上清末民初以来的小说创作之繁荣趋势，并不认同已被胡适称为“堪与世界一流文学相比而无愧色”的吴趼人等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之类的作品。而是转移到了另一种精英文学立场上去，即转到了“洋”精英的立场上去，尽管不少洋小说其实不过是彼国的通俗小说，但当时有些人就是喜欢以“洋俗”为“洋雅”，以便挟“洋”以自重，挟“洋”以自“雅”，以“洋雅”文学自居自傲，将中国通俗白话文学传统贬为“旧”的东西，不但不予认同，而且还以“洋”的“雅”立场来压抑“土”的“俗”文学，这是中国自“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最大遗憾和最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今天，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必需让学界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悲剧及其巨大危害，才可能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之上，重铸中国当代文学的辉煌。本文之重要观点，即在于此。<>这种以洋“雅”来压抑土“俗”的具体表现，最突出地体现在对继承中国白话小说传统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等通俗小说的严厉打压和批判上。下面抄录几段有关评论与批判，以见一斑。沈雁冰（茅盾）曾对旧派小说作过分析，他指出：“中国现代的小说，就他们的内容与形式或思想与结构看来，大约可分作新旧两派，而旧派中又可分三种。”旧派中的第一种是承袭《石头记》、《水浒》而来的长篇章回小说。然而无论哪一种旧派小说，都是错的。”“总括上面所说，我们知道中国现代的三种旧派小说在技术方面有最大的共同错误二，在思想方面有最大的共同的错误一，……思想上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 西谛（郑振铎）写道：“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我想新文学到了现在真是一败涂地了呀！你看，什么《快活》杂志、《礼拜六》、《星期》、《游戏世界》，已经春笋般崛起了，他们出世一本，同时便宣告你们的死刑一次。像这种反动力的‘泥’潮，也不要太轻易地把他放过。’” 西谛当然不会放过，他给这类小说作者们取了两个恶名：“文丐”、“文娼”。他说：“自《礼拜六》复活以后，他们看看可以挣得许多钱，就更高兴地又组织了一个《半月》。对于这种无耻的‘文丐’，我们却也不高兴十分责备。对于这般身心都将就木的遗老遗少，我们也不高兴十分责备。只是我们很奇怪：许许多多的青年的活泼泼的男女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也非常喜欢去买这种‘消闲’的杂志。难道他们也想消闲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真不知这一班青年的头脑如何还这样麻木不仁？” 西谛在《文娼》一文中指出：“新近遇见了一位老朋友，谈起上海那些无聊的‘小说匠’，我那朋友说：‘你们称他们为文丐，似乎还嫌太轻描，照他们那专好迎合社会心理一点而观，简直是‘文娼’罢哩！‘我以为‘文娼’这两字，确切之至。” 这些批判，够尖锐，甚至够‘损’的了。周作人等一批挟“洋”自重的文人，也有许多类似的观点。为节省篇幅，且从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着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批判鞑伐之声。例如，北大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编第六章第四节标题为：“小说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复旦编《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指出：“‘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步文艺界除了同封建文人、洋奴文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论战以外，还一直跟封建遗少‘名士派’、‘鸳鸯蝴蝶派’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这两派是当时一股反动逆流的代表，他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他们的斗争实际上是对当时一般反动文艺思想的斗争。” 田仲济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一股逆流，是宣扬游戏、消遣和趣味主义的一个流派。……大都是描写庸俗无聊的男女私情，腐朽颓废的情调和没落苦闷的哀鸣。” <>……<>当读到上述评论和批判之时，连笔者心里也疑惑起来，是否真的值得为这些“反动的”、“逆流”、“文丐”、“文娼”鸣不平？庆幸的是，最近读到苏州大学现代文学专家范伯群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笔者感到为之一振。历史终于以客观的事实还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以公道。在该书《绪论》中，范伯群首先指出现代文学史忽略通俗文学是一大失误，他说：“1917年，文学革命潮起，它既有历史的功勋，也有历史的误导。其误导之一就是对继承本民族白话小说传统的现代通俗小说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否定。将现代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定名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而且将此名称视为文学史中的一种贬义。影响所及，在50年代编定的若干文学史中，将现代通俗文学看成是文学史中的一股‘逆流’。看来如果不打破此类根深蒂固的误导惯性与思维定势，是很难还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通俗文学流派的历史原貌。” <>范伯群还具体分析并驳斥了扣在通俗小说上的三顶帽子，他指出：“这种历史的误导是强有力的。这个被称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通俗小说流派的头上，一直被扣上了三顶大帽子，沉重得使它简直抬不起头来。这三顶帽子是：一、地主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二、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三、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度。其中前两顶帽子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带有极大的指控性，发挥过巨大的孤立作用，使人们对这一流派望而生畏，避之犹恐不及；而后一顶则出自对文学功能观的以偏概全。当时的权威的新文学理论家所缝制的这三顶帽子，从总体而言是不合通俗作家头颅的尺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