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对正面战场问题的表现――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研究(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抗战文学在正面表现正面战场的同时，对正面战场存在的军纪废弛、军阀作风作祟、军事指挥失误与政略失当等严重问题，也有犀利的揭露与深刻的剖析，其中虽然不无激愤的情绪，但归根结底缘自对军队的期望与对抗战的必胜信念。
【关键词】 抗战文学/正面战场/抗日战争

在近代以来中国反抗侵略的历史上，抗日战争绵延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是战线最长、时间最久、抵抗最为顽强、战绩最为辉煌的战场。但是，由于政治、军事、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复杂原因，正面战场也暴露出一些令人痛心的弊端与问题。抗战文学在正面表现正面战场的同时，对其阴暗面亦有犀利的揭露与深刻的剖析。

一、军纪废弛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正式名称为“国民革命军”。其名始于1925年8月18日，7月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所辖各地方军队名目取消，统一名为“国民革命军”。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与南北统一，国民革命军编制不断扩大。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先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而正面战场的作战则由国民党所属部队承担。
正面战场部队构成复杂，有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所统辖的中央军，也有战时从各地紧急调遣的杂牌军，还有临时编入战斗部队的警察、保安部队等。各种部队军事素质与军纪情况差别较大。一般情况下，中央军军纪较好，但战时减员严重，补充兵员训练滞后，军纪难免出现瑕疵；有的部队虽非黄埔嫡系，但将领治军严格，军纪良好。有些地方部队，虽然已经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但并未完成向现代军队的转型，仍然保留着不少旧军队习气。史筠报告文学《护士的一日》里就透露，有的部队赌博成风，曾有两个军人在赌博时为了几分钱，拔出手枪，对射双亡。琅?《我们在宝山抗战中》描述说，由军阀时代的老○军改编的○○师数百人，是一群夜郎自大的枪杆万能者，以为仅凭着点“剿匪经验”就可以战无不胜。到宝山前线驻防后，既不侦察敌情，熟悉环境，也不去联络友军，而是头一炮就派人到公安局去怒目横睁，粗话满口，耍威风，要房子。
军纪问题不仅表现在军队下层，而且涉及军队上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上层的腐败与下层军纪的混乱有着密切的关联。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1938年1月11日于开封召开的第一、五战区高级军官会议上总结“挫败原因”时，指出军队的12个缺点，其中“军纪荡然为第一大罪恶”[1]。蒋介石并非泛泛而谈，锋芒主要指向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矩。韩复矩本来就因为强索民捐、侵吞公款、强卖鸦片，无论在军中还是在民间均名声不佳。华北战局紧要关头，他又屡屡抗命，不战而退，连失黄河天险与济南等战略要地，并且公然违反军事委员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本战区”的命令，将第三集团军的军需辎重及私人财物由津浦线经陇海线转至平汉路，进入第一战区防地，停于漯河，准备全军退至该地[2]。将帅如此昏聩，其所属部队难免弊端丛生。吴组缃小说《铁闷子》写到，守军军纪败坏，抵御无力，节节败退，唐官屯、青州、沧州相继失守。本省军袖手作壁上观，不肯接受司令长官总部的调度，且传闻他们胁逼驻设桑园的总部后撤，声言若不后撤，唯有以炮轰对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逃兵着便装混上了铁闷子车，被发现后，在他身上搜出了金手镯、金耳环、金戒指、钞票，枪早已丢掉，只留下一把刺刀。经审讯，他在抢劫中还犯有强奸、杀人的罪恶。孽果在逃兵身上，而孽种可溯至韩复矩之流那里。
韩复矩被国民政府以军法判处极刑，全军为之震慑。可是，就在爱国将士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同时，仍然有少数军官私欲膨胀，营私舞弊，上行下效，积重难返。罗平《忆东战场》披露，伤员十几天没有换药，吃饭也得不到保障，而军用车装得满满的是并非军用品的桌椅、梳妆台之类。阿垅作品透露，淞沪会战中，某连一些作战勇敢的士兵后来竟然当了逃兵，因为连长与代理连长的排长卷款潜逃，动摇了军心。司马文森的中篇小说《南线》(1940年在《国民公论》杂志连载，1942年4月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改题为《转形》)，就揭露了军队内部的腐败现象：南海岸线守军在军长的“榜样”感召下，“大规模的私运从极度的秘密变成半公开的了，军用卡车一天天的损坏下去，而上级军官的腰围却一天比一天的大起来。从前只有一个老婆的，现在起码也要有两三个，而且非女学生不要，从前是骑马或者只能跑腿的，现在也改坐流线型的汽车。就连勤务员手上也开始有了金戒指出现。”驻守南海前哨，却不想如何应敌，而是贪图享乐，中饱私囊，大发国难财，如此军队，怎能禁得起如狼似虎的敌军的进攻。“当敌人已进了城，……士兵们正在甜睡中，长官还有许多逗留在他的情妇家里的。当他们听见枪声，喊杀声，刚来得及爬起身，已有大半被围困且缴去武装，仓皇突围而出的也是残缺不全，不是仅带着枪没带刺刀的，便是只穿裤子没穿上衣，情形是那样的叫人哭笑不得的。”战事发展到第二天清早，城市已丢了两个，师部还不知道。当他们得知情况，想指挥自己的部队作战，却发生了参谋找不到参谋长，参谋长又找不到师长等一系列混乱现象。作家痛感这种由腐败导致军纪废弛现象的危害性，笔锋流露出义愤与期待，作品后半部分描述战区司令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整肃军纪，抓紧练兵，借以提高战斗力。一反一正的描写，既是抗战时期军队转型的写实，又是人民心声的传递。
战争是对部队军纪的严峻考验。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前有凶恶的敌人，后有泰山压顶的军令，身边的战友都在拼死战斗，此时即使是胆怯的士兵也能变得浑身是胆、英勇无畏；然而，一旦发生整体性的溃退，军纪则难以保障。吴奚如中篇小说《汾河上》描写太原失守后山西战场上溃散的士兵像洪水一样流了过来：“他们不分师旅团营连，不分昼和夜，流着，似乎永远也流不尽的。他们塞满了公路，彼此肩挨着肩，脚接着脚，泥土足足被掀起两丈高，远远望去，像一条雾的长城。在这泥土的雾里，骡马的鼻子响着，人咳嗽着。这时候，他们的生命也不值半文钱了。常常为了一点很不值得的小事，彼此就恶毒地口角起来，甚至用刺刀跟炸弹互击。在这人命如此不值半文钱的时候，那些武器弹药更是不算一回事儿了――到处都扔的是。”大概是太原失守后部队的败退，给予时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的吴奚如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他在小说《夜的洪流》里再次写到败退下来的正面战场部队：“这无数的，至少有十万人的夜的洪流，已经泛滥在大地上有一星期之久，他们曾经盲目地毁坏了所遇到的人民的一切――房屋、仓库、牲畜、妻女……然而，他们这一大群国民党士兵，又确确实实是民族的战士，捍卫国土的英雄。在他们的手上，在他们的脸上，还凝结着殷红的杀敌的血滴。”自然，把这些士兵称为“国民党士兵”是可以质疑的，因为普通士兵未必同党派发生直接的关系，他们在战场上是为国家与民族而战斗，代表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非党派利益。也许因为吴奚如本身的共产党人身份，他才赋予普通士兵以党派色彩。这一点姑且不论，他的作品的确道出了军纪败坏者的历史复杂性。
军纪问题是正面战场一个严重而复杂的问题。有的部队曾经在战略防御阶段立下战功，赢得人民的尊重，可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却因频频扰民或消极避战而落得骂名，个别军、师甚至受到取消番号的严厉处分；有的将领虽有过失，但罪不当死，却被当作替罪羔羊，冤死刑场；有的将领贻误战机，导致我军重大损失，本该严惩，却因盘根错节的关系与金银财宝的打点，竟然逍遥法外，甚至换了个地方，照样当官。
军队腐败对人民的侵害是间接的，而一旦发生溃乱，部队建制被打散，士兵失去组织与指挥，军纪极易出现滑坡，本来作为防洪的堤坝就会裹进泛滥成灾的洪水，加剧洪灾的危害，平素军纪基础本来就薄弱的部队尤甚，此时对人民的侵害就是直接的了。后者深为政府所痛心，为民众所不齿。淞沪会战中担任排长的阿垅，在受伤以后思念战友时，就曾说，他不担心战友不勇敢，而是担心一旦溃退，失去部队约束，过去军阀部队掠夺百姓的习性会死灰复燃。路翎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里，具体描述了溃败的散兵进行变态的破坏，抢劫民财、强奸妇女、杀戮村民，严肃执行军纪的团长下令枪毙了一个抢劫老妇的士兵，竟然被报复射杀。这种疯狂，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然而，人性在战争的熔炉中经历着酷烈的冶炼，有永劫不复的道德沉沦，也有回头是岸的良知皈依。《铁闷子》里那个本该交付军法处严惩的逃兵，经军中文化人斡旋，暂留车上，得到人道的待遇。他终于良心复萌，当敌机轰炸时，他押司机卸下两节中弹的车厢，将铁闷子开出去，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可是，他自己却被爆炸的弹片夺去了生命，以最后辉煌的一瞬赎清了罪恶，洗刷去他给军纪涂抹的污点。《财主底儿女们》里的溃兵，清除了冥顽不灵、罪大恶极的石华贵之后，也重新回到了部队，奔赴新的战场。

二、军阀作风

抗日战争给中国军队提供了展示爱国情怀与英雄风采的历史舞台，也使军队中残存的军阀作风暴露出来。
派系林立，相互之间缺少应有的协同，不顾全局，只图保存自己部队的实力，这是新式军队里军阀作风的一个重要表征，是困扰各战区长官部直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严重问题，正面战场的一些失利便与此密切相关。前述津浦路作战中韩复矩不战而退，失去济南与黄河天险即是典型的一例。再如，武汉会战前期，马当失守后，正在田家镇要塞视察的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用电话直接命令驻彭泽的第167师薛蔚英师长，沿彭泽至太白湖之路火速驰援香山。可是，薛蔚英为保存本师实力，舍大路而走崎岖小路，贻误战机，后来被查办枪决。对韩复矩、薛蔚英之类，抗战文学并未回避，而是予以客观反映与强烈鞭挞。有的作品在题目上就标示出来，如陶菊隐《韩复矩盖棺论定》(收《新语林》，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10月)等。
乘人之危，将战斗中被打散的友军缴械，扣留在自己麾下、不许归还建制者，也大有人在。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件：第四连战士抑制不住地发起冲锋，连长林青史制止不住，只好顺应情势，奋勇出击，结果与营部失去联系。营长决定如果第四连七时不归队，就宣布林青史的死刑。这次战斗中，第四连战死与失踪27人，其中三个排长全都牺牲，全连剩下87人，稍后遇到另一队25名溃兵，一道行动。归队途中，林青史连抓住战机，伏击一股至少有一个营的敌人。敌军七个步兵野战排、一个附属的通讯分队，除了一小部分逃脱以外，大部被林青史连歼灭。他们又急行军，从侧翼进攻正在与友军战斗中的敌人。当战斗结束以后，林青史带着残存的队伍找到正面作战的36团团部，团长说这一仗打得好极了，可是对于整个阵线来说可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掩护撤退。林青史请求帮助他们三日的粮食，但一点也没有得到。36团撤退前，迫使林青史的队伍立即缴械。理由是“你们的来历不明”。林青史连自然不肯，于是36团的弟兄们开枪了，他们用了五个连的雄厚的兵力，来参与这个富于娱乐性的战斗。林青史出于自卫，决定给他们来一个逆袭，但他的只有五十几人的队伍太疲劳了，“于是像一簇灿烂辉煌的篝火的熄灭，英勇的第四连就在这个阴黧的晚上宣告完全解体了，而可惜的是，他们不失败于日本军猛烈的炮火下，却消灭于自己的友军的手里。”
林青史死里逃生，他从行进的队伍里发现了熟人的声音，是同一团里的三营的特务长，从他那里得知，营长已经对上峰呈报了林的“罪状”。为了保持林青史的宝贵的战斗历史，为了保持抗日的有生力量，三营特务长劝林青史对那严峻的军法实行逃遁。但是，林青史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他决不逃遁，坚决地回到营部，在营长面前告了罪。可是，营长不容他将功赎过，而是一见面就立即把他枪决了。林青史没有战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也侥幸逃脱了友军的火并，但是，这位战功赫赫的英雄最后却倒在了顶头上司的枪口下，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
悲剧的根源在于独断专行、刻板僵硬的军阀作风，在沾染上了这种军阀气的上峰那里，自己的权威高于一切，即使自己的决定与命令出现了错误，或者战况发生了变化，命令已不适宜，下级也要绝对服从，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毫不顾惜。这种军阀作风同风云变幻的战争实际格格不入，与中华民族讲究变通的传统智慧背道而驰。《易・系辞下》即有：“变通者，趣时者也。”《孙子兵法》里也说：“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指向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道者胜：此军争之法也。”遗憾的是军阀气冲昏了一些上级军官的头脑，使之忘却了“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道者胜”的“军争之法”，做出了错误的处置。作家通过文学来揭露与抗议这种荒谬现象，如秋江报告文学《南口迂回线上》，写某连长因敌军炮火过猛，牺牲太大，向后稍稍移动，即被师长下令枪毙，结果整个机枪连全军覆没。再如东平《友军的营长》：国民党所属某部受到敌人的突袭，敌军的企图是要在岸边消灭这支中国军队，或者把他们逼进烟波浩渺的长荡湖里，让湖水吞没他们。营长原想据守岸边的一个祠堂，与包抄过来的敌人死战。当侦察兵向他报告找到五只大木船的一瞬间，他拔出了手枪对着侦察兵，斥责说：“怎么？你找到了五只大木船？你准备逃吗？……哼，你这个怕死的东西！”在经历了片刻的静肃之后，营长并没有扣动手枪的扳机，“他突然想到没有理由可以枪杀这个侦察兵，他应该率领他的部下利用那五只大木船立即渡河，而不应该在这祠堂里作孤注一掷的无意义的死守。”于是，营长率领剩下的两个连以上的部队渡河，安然地突破了强大敌人的包围圈，保存了有生力量。但是，他这时意识到自己的危险，率部惶急地尽速开到新四军的司令部，请求新四军司令官给他以援救。新四军司令官肯定他的灵活机智。可是，营长却说自己的死日到了，因为在他们的军队里面，到这天为止，还找不出这样解释胜利的“观点”，而是只存在着一味专横暴戾的无情的军纪、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定律――生是犯罪的，只有死才得到鼓励和褒奖。这种以无数的“死”字拼成的连坐法“军纪”，就是战略、战术。他希望新四军的司令官收留他，但新四军的司令官劝阻他，认为他是一时的神经过敏，事实也许还不至于那样严重。新四军的司令官为那可敬的浙江籍营长给友军的总指挥部拍电报，报告这个营长的战斗遭遇，指出胜利的意义所在，希望这个电报会造成一种热烈的、幸运的空气来环护他，使他获救。然而得到的却是可悲的回应，认为“该营长守土失责，有辱我军人人格，应立即把他解回来执行军纪”。营长把部队带了回去，次日，即被执行了枪毙。守土有责固然是军人的本分，只要是有利于全局，固守乃至死守都是理所应当，即便是在阵地上流尽最后一滴血，作为军人也是死而无憾，重于泰山。抗战文学中，有大量作品歌颂这样为国捐躯的英雄。然而，如果不是出于战略的要求，而是仅仅为了一种“军人人格”，在敌我悬殊、战则必败、守则必失、而退则可以保存有生力量、待机光复的情况下，去死守，岂不等于“守死”、葬送我军有生力量？东平的《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就表现出对那种刻板的“与阵地共存亡”命令的质疑。团长在电话里说：“我希望你深切地了解，这是你立功成名的时候，你必须深明大义，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连长表示自己是一个军人，已经以身许给战斗。他带领连队坚守阵地，在战壕里躲避炮火时，对“与阵地共存亡”反思起来：“‘与阵地共存亡’。我很冷静，我刻刻的防备着，恐怕会上这句话的当。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错误，中国军队的将官最喜欢说这句话，我本来很了解这句话的神圣的意义，但我还是恐怕自己会受这句话的愚弄，人的‘存’和‘亡’，在这里都不成问题，而对于阵地的据守，却是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我这时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哀切地盼望在敌人的无敌的炮火之下，我们的弟兄还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数，而我自己，第七连的灵魂，必须还是活的，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鲜丽的画景：我们中华民国的勇士，如何从毁坏不堪的壕沟里跃出，如何在阵地的前面去迎接敌人的鲜丽的画景。”
东平亲身参加过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与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他对变化莫测、危机四伏的战场有切身体验，对国共两党所属部队的战略战术与军纪都有体验、观察与思考，对国民党军队里上峰以上压下、说一不二、动辄毙人的专制作风有着痛切的感受与强烈的憎恶，抗战前在十九路军时，他曾因为擅自解散翁照垣师长“训话”的群众大会，触怒长官，险些被枪毙。因而，他能够在作品中做出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对军阀作风表示出强烈的愤懑。还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就曾经写过一篇表现这种观察、感受与情绪的小说《中校副官》(收《长夏城之战》，上海一般书店1937年6月版)。小说里，退却到滦河以西的中国守军，竟然向正在滦河以东的沙滩上漫布着而进行撤退的友军射击，制止他们的接近，掩护一连工兵在滦河桥上施放地雷，爆破桥梁，以使凶猛的日军在追袭的途中受阻，减少本部的损失，而未及撤退回来的友军，无论多少，则任其牺牲。正派耿直、忧国忧民的中校副官，去军部求见军长，建议不要撤退，而应固守阵地，支援在卢龙城坚持抗战的友军。军长以所谓“战略”的名义来作消极撤退的挡箭牌，中校副官不能自已地斥责他平日所尊敬的军长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放弃国家的领土与军人的责任，结果却被军长开枪打死。不能渡河而遗留在卢龙城的中国军，经过一夜的残酷的挣扎，终于击退了日军。眼前的危机化解，枪杀了中校副官的军长，此时却在给上峰的电报中，又说起了“抱战死不屈之决心，不使丧失一寸一尺之土地”的空话与假话来。令人痛心的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这类现象并未绝迹，所以，东平又写了不少同类题材的作品。
对部队里的军阀作风予以揭露与鞭挞的不止东平一位作家，其他作家也多有表现。吴奚如短篇小说《萧连长》描述到，由于新兵高度疲惫且缺乏经验，标高1580公尺的我军前进阵地，被敌人占领。扼守K岭正面阵地的王营长向团长报告，以为萧连长临阵脱逃，团长命令马上派人抓回萧连长，把前进阵地夺回来。军情在团长、旅长、师长的电话网中逐级上报，到了保卫K岭的最高指挥官那里，情况却变成了：那个临阵脱逃的萧连长，已经抓住并且枪毙了。殊不知，此时，萧连长率领部下拼死夺回了前进阵地。情况又逐级上报，可是，到了师长那里，师长踌躇了一下，回复旅长说：“只有根据已经向上面呈报在案的事实，枪毙他！”旅长向师长求情，许他将功赎罪，或者离开这里。师长则坚持说：“这怎末行！……我们既然对上面谎报了一次，若再来一次，将来……被发觉了……岂不是要叫我们的脑袋搬家吗？……”师长要旅长对萧连长在本旅就地枪决，安慰萧连长“可算得既‘成功’，又‘成仁’了”，将来给其家属加厚地发一笔抚恤金。旅长在要执行师长命令的前一瞬间，最终决定让萧连长化装逃走，回乡当老百姓。萧连长则表示要改名换姓，当个新兵，重返战场。作者1956年10月补记道：“真正的萧连长是被处死了的。但作者在当时发表作品时，为了不给日本帝国主义拿去作不利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宣传，所以在结尾处留给了他一条生路。这是不得已的虚构，现在应该把这真实情况标出。然而，我倒真希望这个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无名英雄萧连长却从此复活了！”[3] 作家战时(1939年)的描写与战后的补记，反映出抗战期间正面战场部队军阀作风的严重性与荒谬性。

三、指挥失误

如果说军纪废弛与军阀作风多半是给正面战场带来局部性损失的话，那么，各级指挥机关尤其是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失误则会造成全局性的损失。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曾阐述过对日战争的指导方针：“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① 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制定了“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4] 而后，蒋介石又多次强调要以持久战、消耗战应对日军的速战速决战略，拖垮敌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应该说，这一战略方针是符合中日力量对比的正确决策。但是，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有些战役的实际部署与战术措施却同这一战略方针相抵牾，看重阵地战而忽略运动战，强调硬碰硬的固守，而轻视灵活机动的攻势。我军本来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尤其缺乏重武器，加之不重视工事修筑，不啻于雪上加霜。华北战场一般仅挖一条堑壕，缺乏侧防掩体和纵深阵地，亦无掩蔽工事和伪装。以这样的阵地防御，面对日军飞机、重炮、坦克、骑兵与步兵协同作战的立体攻势，难免伤亡惨重。抗战前期许多作品在歌颂我军将士爱国情怀与牺牲精神的同时，都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血战居庸关》说南口这样的军事要地，29军竟然没有修筑像样的防御工事，有的只是1926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时的战迹而已。陈敷报告文学《永定河失守前后》分析我军失守的指挥方面的原因：防御仅有一线阵地，而且既无预备队，也没有增援部队。《汾河上》里，八路军战士听完两位从娘子关退下来的士兵述说战况之后，就慨然地发起了议论：“哼，这怎么能指导战争？……为什么不争取主动，硬要死守在阵地上挨打呢？为什么不在敌人的运动中打击敌人，偏让敌人去发挥新式兵器的威力呢？”
阿垅长篇小说《南京》里，少尉排长关小陶认为，淞沪会战我方“付出了太多的、不必要的高代价，挨打主义，反消耗了自己，一个可怕的数目，六十万人！这样牺牲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我们大家不是都有眼的么。怎样呢？它使杭州湾空虚，它使国防线轻易的放弃，虽然那里有经营了三年的钢骨水泥的永久工事，比慌慌忙忙动起手来的上海不知道坚固多少倍，但是那里我们却没有一个兵把守，没有在那里支持过一天；像抛弃一个栗子壳子一样，从苏州到福山的工事我们完全没有用过，本来是预备在这一线决战的。它使敌人飞一样逼近了我们的首都，今天我们才在这里用汽油、火柴、黄色火药动作起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小说人物的批评与事实略有出入，譬如消耗了60万兵力的说法就不甚准确。实际上，淞沪会战我方投入兵力70余万人，伤亡约25万人。虽然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但其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淞沪会战给日本陆、海、空军以重创，消灭日军4万余人，粉碎了日本要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也回击了“抗战必亡论”，显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民族意志，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并且为工厂向后方迁移争取了时间，给长期抗战打下了工业基础。然而，关小陶排长的批评也的确刺中了淞沪会战我方的痛处。中国大本营为了支撑上海战场，将杭州湾守备部队调往上海浦东，造成战线的重大缺漏，致使敌人钻了个空子，在杭州湾登陆，迅速向上海逼近。统帅部曾寄希望于九国公约会议的同情与支持，在淞沪战场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仍以凭借弱势武器的血肉之躯同拥有强势武器的敌军硬拼消耗。待到我军即将陷入敌军合围之时，才匆匆下达了颇多模糊之处的撤退令。此时，撤退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且命令下达的手段极其落后，导致撤退陷入混乱，让追击的敌人有机可乘，造成了我军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伤亡。由于淞沪战场撤退的慌乱，未能有效地利用吴福线等既成国防工事，阻挡住敌人的进攻势头，导致南京会战仓促展开。正如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二部第一章所写：“秋末，中国军退出上海，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没有能够得到任何一个立脚点，开始了江南平原上的大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