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谫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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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文学观；“五四”时期；创作思想；沈从文

　　[论文摘要]“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理论受到争议，笔者通过悉心研究，试图全面深刻地揭示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的实质。而且，只有深层次地了解“五四”特定时期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才能更好地理解沈从文一生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精神。
　　
　　文学史上常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一定时代的文艺思潮固然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但一时的文坛上某些有关的文艺问题论争，又往往与参加过论争的作家的文艺创作长期实践并不是一回事。“五四”时期，沈从文用自己的心路与创作历程证明，他走的是一条与其他作家迥然有异的创作道路。一方面写作于沈从文是源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由此生发而体现了一种民间审美、民间创作立场；另外一方面，沈从文努力提高与凸现出“五四”传统的个性主义，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与超越维度进行张扬，同时，对“五四”某些创作精神又重新进行某种调整。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五四”时期，沈从文创作思想上的复杂性、两重性――进步与保守。
　　
　　一
　　
　　沈从文一心向往之的是“五四”时期的“人生文学”，他在《窄乍而霉斋离闲话》中写道：“‘京一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对人以一个伸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寒冷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有诸诗人宗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他还说要“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词叫出来？”颇有努力承续“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的意图。然而，他所厌弃的时代现实却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产物，或者说，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发生恶性畸变，从而导致了沈从文所厌弃的负面效应，于是当沈从文意图提出一种矫正时弊的策略时，他并不对“五四”传统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企图以携带了当代教训的眼光去反观“五四”传统，对之进行重新审视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传统进行历史救济意义上的重新发挥，以期挽救这一传统的自我否定式的恶性发展。
　　沈从文企图对“人生文学”的口号作某种调整性的发挥。“五四”启蒙思潮以其对自然人物与平民意识的高扬而冲击与瓦解了封建士大夫的意识统治格局。这一点，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中有所昭示。周氏强调人是“从”动物进化的”“，这向我们显示，人的动物性生存本能在当时获得了思想界的正视与肯定，人的风俗日常生活得到了价值肯定，这种观念对于文化领域内的职业化，商业化潮流多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沈从文所厌恶的“海派作风”的形成与“五四”提出的这种启蒙观念的普及与扩展多少有联系。
　　我们看到，浓从文在继承“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时，又对其观念重新进行了某种调整，他在相当程度上表露出对于人的动物性的生存层次的鄙视，而更加强调了人性中对于动物生存状态的超越因素。尤其是在涉及文学工作的时候，他似乎认为，写作是一种将人的生命从纯粹自然的动物性存在提升到人的层次的一种方式，沈从文认为，某些作家的写作，其动机就是为获得多数读者，一方面可藉以“弥补作家人格上的自卑情绪，增加他的自高情绪”，使他觉得“活下来，有意义”；另一方面可望获得丰厚的收入而过上稳定的生活，这两方面都可以“使作者个人生命得到稳定”。因此，沈从文有些尖刻地认为：“一个作家有意放弃多数，离开多数，也可以说不仅得违反流行习惯，还近于违反动物原则了①。
　　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动物本能层次的生活了。沈从文认为，写作是出于一种生命永生的渴求，这一“永生的欲望”是产生于生命的痛苦之中的。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痛苦显然有着深刻的体验，“任何人对死亡想要逃避，势不可能。任何人对社会习惯有所否认，对生活想要击破藩篱，与事实对面时，也不免要被事实无情打倒，个人理想虽纯洁崇高，然而附于肉体的动物基本欲望，还不免弃得拖泥带水。生活在人与人相挨相撞的社会中，和多数人哺糟啜醴。已感觉够痛苦了。更何况有时连这种贴近地面平庸生活，也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常常为社会所抛弃，所排斥，生活中竟只能有一点回忆，或竟只能作一点极可怜的白日梦……” ②。作为与生命的痛苦体验的对抗，写作既是一种娱乐，一种表现，又为一种与性本能有关的永生愿望所驱动，成为生命重造的方式。
　　当然，沈从文通过努力提高与凸现“五四”传统中的个性主义文――对这一传统中的精神性与超越性维度进行张扬，来反抗由于“五四”启蒙传统中的另一部分――平民意识与实用理性膨胀而成的当代现实。因此，他对于“五四”启蒙传统内含的关怀社会民瘼的精神倾向也颇为崇仰，甚至对于这一精神倾向所渲化而成的对政治革命的急切意图与兴趣，他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解。尽管他时常对革命文学作者与作品有所指摘，但是对于像胡也频，丁玲等这样真诚严肃地从事文学道路的探索的作家，他仍们抱有相当的尊敬。认为他们是“把自己一点力量搁放在为大众苦闷而有所写作的作者”。他有时甚至这样表示自己对革命文学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的赞赏：“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寻找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所有这些都非常清晰地体现出他对“五四”启蒙传统中一脉流传的民族救亡与社会干预意识的认同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意识的急进形态，急进工具论文艺观保持相当的距离与警惕。
　　
　　二
　　
　　“五四”启蒙思潮中存在着两条思想脉络：个性主义与社会救亡意识。这两条思路在“五四”以后，由于各自的畸形扩张都导致了一些弊病，而沈从文则企图将这两条后来平行乃至相悖反的思路进行调和、平衡起来，从而产生出一种与当时的“时代”精神迥然异趣的健全而有效的思想路径。沈从文从自己的创作体验出发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如何才能依据自己的特点与优势，有效地发挥其社会职能，达到从“五四”启蒙主义者到左翼作家们都一直企图达成的“社会”的目的。而在这个问题，沈从文的选择持续鲁迅改造国民性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即通过对每一个国民个体的人生观的改造来达到社会改造与民族振兴的目的。出于一种对文学的虚诚以及对于读者的责任感。沈从文几乎是本能地对这一“时代”潮流进行了反抗与阻击。
　　对２０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文学运动评价不同的是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评价颇高。他认为正是这个文学运动及其产生的新文学作品，在多数国民中培养革命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信心，推动了北伐战争的成功③。所以他大声痴呼：“我们实在需要作家！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的报应。若此后再糊涂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将尽些什么，且后来如何尽力” ④。他把文学看成是“支配政治，改造社会，教育群众”，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无形工具，这虽有过高估计文学的社会力量之嫌，但从理论意图上想把文学从政治化与商品化的泥淖中拉出来，让人们重视文学的本性与独立性，是有着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的。
　　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和“人的文学”的倡导为一体的，而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又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文学相当于文化启蒙的责任，新文学作家自觉为启蒙的角色，在他们的“人的文学”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他们占大多数，从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而这个基本状况是要被新文化改变甚至改造的，所以这蒙味的民众就成为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大的文化思络和文学叙事模式，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里的人物，大多数应该放在被启蒙的位置。但是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他似乎颠倒了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关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相反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那些愚夫身上“受到”和“教育”，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与作者统一的，或者就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