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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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再造农民的福利

前一节我们从经济、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讨论了农民福利的现状与构成，以下我们仍然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农民福利再造的可能性与途径。在展开这三个方面的讨论之前，我们先讨论再造农民福利的总体构想。

1.农民福利的性质

所谓福利，本质上是一种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这种满意程度有两维标准，一维标准是生存标准，即人们可以生存下来的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除了客观的作为一个动物人的生理标准，如有衣穿不致冻死，摄入最少卡路里不致饿死；还有主观的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生存标准，如当前各个国家都制定有但标准并不相同的最低收入标准，贫困线标准。在贫困线以下的收入可以认为没有达到生存的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线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就是说，在中国农村，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的家庭，可能缺衣穿，吃了上顿没下顿，房子也很破乱甚至没有房子住，这样的贫困家庭福利低于生存标准，可以说是福利极度匮乏，没有福利。生存标准是讨论福利的基本前提，没有达到生存标准的生活状况，谈不上福利水平的高低。好在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贫困线，温饱有余，小康不足，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农民的福利。

农民福利的另一维标准是生活标准，即人们从生活中享受到的乐趣，这种乐趣脱离了衣食之忧，他们不仅希望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希望吃得好，穿得好，希望吃穿住以外，还有各种娱乐和社会交往，有心思体验人生的乐趣，可以思考文化的问题，关心超越自己生存的价值。这种生活的标准主要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一个主观的标准。举个例子来说，建国前，地主农庭也只能“两干一稀”，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可以“一天三干”，但因为地主家庭“两干一稀”比当时一般农民家庭“两稀一干”或“一天三稀”吃得更好，地主家庭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水平高，福利也就很多。当前农村绝大多数家庭可以“一天三干”，但那些富裕农户每天吃三顿肉，就使这些“一天三干”的农民感到生活水平不高，福利不多。吃饭如此，穿衣也是如此，社会交往、文化娱乐更是如此。

这个意义上，我们为农民建立什么样的参照系，提供什么样的文化标准和价值标准，对于农民福利再造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生活标准当然不只是相对标准。构成农民福利的生活满意程度，可以从与农民有关的所有方面改进，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单一的经济收入标准。具体来说，从居住环境的方面来说，绿树成荫，花香鸟语，小桥流水的地方适宜于人的居住，这种适宜于人居住的环境，本质上并不需要农民花钱购买，而只需要他们将大量闲暇时间用在农居住地种树置草、挖堰架桥。只要他们真心维护自己的人居环境，他们就可以获得这种良好的人居环境；从住房建设来讲，即使没有多余的经济收入，农民也可以通过互帮互助来建起宽阔明亮的住宅。因为农民有着足够的空闲时间，他们可以相互换工，最后只需要用很少的购买材料的钱来建起每家的住宅；从人际交往来讲，人际交往产生友谊和信任，产生体面与尊严感，只要农民重视村庄生活及村庄生活的意义，他就愿意为村庄人际关系投资，投入精力与时间，他就可以带动其他村民在人际关系上投资。和谐的具有高度资本色彩的人际关系，不仅创造出友谊与信任，而且产生了体面的感受，使人觉得自己生活的有价值有意义。农民相互之间的关心创造更多的关心，也创造大量的福利；从文化娱乐来讲，在农村开展各种各样，适合农民需要，满足他们需求，反映他们生活的文娱活动，经常性地举办文体比赛，让农民真正地参与到这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去，就会让他们的闲暇时间变得有趣，人生价值也就被创造出来，良好的个人感觉也就增加了他们的福利水平。等等。

增进农民的福利显然不只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也往往缺乏自我行动的能力，这时，来自外界的经济的、社会的、文艺的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都可以介入到农民生活中来，组织农民为增进自己的福利而奋斗。在经济上，可以通过有效的财政转势支付来增进农民的合作能力与合作意识，以工代赈即办法之一。在文艺上，自上而下应该创作表演适合农民需要，可以让农民从目前生活中获取福利感受的文艺作品。要有意识地通过文艺作品抵消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让农民的边缘地位有适当改善。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也可以介入到农村中来，通过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技术性的手段，帮农民组织起来，为他们创造自己美好的生活服务。

总之，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不可能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如何改善农民的生存处境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以下分两个方面作些讨论。

2.经济的方面

在未来五十年，农民经济方面增加收入的渠道不多，其中可能的三条渠道一是从农业中获得收益，二是从外出务工经商中获得收益，三是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中获得收益，第四节的第一部分已经讨论，农民从农业中获取更多经济收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中国农民数量过于庞大，国际市场上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大多低于国内价格，农产品涨价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而农民比市民人更多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发展，衡量生活质量及消耗农产品数量的恩格尔系数是逐步下降的，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只能从人们越来越少的农产品支出中获得收入，这当然不可能有较快的收入增长。

而因为中国劳动力绝对过剩的特点，劳动力价格将长期维持甚至低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在劳动力绝对剩余状况没有改观以前，不可能有较大幅度的上涨。

国家今后会逐步减轻农民负担以至不再收取农民负担，国家还会逐步扩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但是，无论如何，国家财政没有能力通过转移支付来保证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可以有较快的收入增长。

尽管如此，从以农补工到以工哺农的转折和国家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持续低于整个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的背景下面，如何在经济上再造农民的福利，对于决定农民对现代化的态度和未来50年农民会如何行动，十分关键。

在经济上再造农民福利，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为农民提供维持基本生存之需的收入，特别是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和基本社会保障，使农民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最低温饱生活水平。这方面，毛泽东时代有众多现成的经验，诸如合作医疗制度，五保户制度，社会救济主要是通过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中的生产队一级来实施制度，意外伤害救济制度等等。

第二，维持当前稳定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的土地制度，让农民的土地归他们“有着”（这是陈锡文的说法，很妙的说法） 。只要有土地，农民就可以在没有天灾人祸的情况下维持温饱生活。农民“有着”人均2亩多地，当然富裕不起来，同时他们也不致于维持不了温饱。指望农民靠人均2亩地富裕起来是没有可能的，在农民没有可能大规模转移出去之前，土地的规模经营除了让大部分农民无事可做且衣食无着以外，并不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也不可能为农民整体带来福利。

第三，为农民提供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水电路设施。当前农村的水和水利是极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数在毛泽东时代本来已经解决。水利问题不是农民单家独户可以解决得了的，甚至不是一村一乡所可以解决得了的，而是一个需要国家宏观统筹的东西。如何在公共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上增加国家投资与规划，是当前涉及到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极其重大的事情。电的问题也存在，主要是电价虚高，管理体制不合理，农民用不起电。相对水和路来说，近些年电的问题解决较好。路的问题很大，一是国家对乡村公路的投入太少，乡村公路破败不堪，二是农民对作为公共物品的路的投入太少，不仅资金和劳力投入少，而且管理体制也成问题，很多乡村公路甚至主要不是投入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因为乡村公路缺乏必要的维护和管理，而迅速毁损的情况十分普遍，好路也很快成了坏路。

第四，为农民聚居提供规划。构成当前农村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对居住形式的规划，农民建房往往是随地而建，乱搭乱建。所建房屋分散无序，不能构成公共交往的空间，也缺乏必要的公共设施空间，还使诸如水电路等基础公共设施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如何将分散的居民点通过规划，逐步集中在主要的交通沿线，同时又不远离农民作业的农田，是一件非常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集中聚居不仅可以提高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而且为村庄居民提供了社会互助和文化娱乐的空间，让日显萧条的农村变得有些生气。

第五，为农民提供实用而不奢华的消费方式。特别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金，有效地支持农民实用的消费，而杜绝奢华的消费行为。这方面需要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广告和时尚制造出来的消费观。举例来说，通过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来抵制暴饮暴食和大操大办，通过提倡艰苦奋斗，勤俭持家，减少在诸如建房、穿衣、购买耐用消费品等方面的炫耀性及竞争性消费。

第六，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提供机械化服务，大力降低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具体如在播种和收割环节提供机械化的服务。目前在种水稻的农业地区，抛秧技术大大减少了播种（插秧）的劳动强度。在机械化耕作和机械化收割方面，技术甚至经济成本都已经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农业耕作和收割机械大都超出单家独户的生产之需，这种超出既有机械价格太高的超出，又有机械的效力太高的超出。农民如果由数家甚至数十家联合购买使用，则无论是价格还是使用效率，都刚刚好。问题是农民合作能力太差，商业性的供给成本又太高，以至当前农村出现有典型的小农生产的特点：小农具户户都有，大农具农民户户都没有。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一户买得起，并用得起的中型农具，其他农户也就买来用，但所有农户使用中型农具的效率都低，生产成本自然就高。通过农户的合作，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强度。农户自己不能有效合作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转移支付资金来帮助农户完成这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如何通过国家教育与乡村教育的结合，大大降低农民子女及农民全体的教育程度。当前的农村，一方面有大量需要读书的儿童、少年、青年乃至中老年人，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属于社会富余人员，一方面有很多仍然找不到工作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中有一些是读完大专中专找不到工作的人，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甚至当前的农村不缺乏用于教育的设施，如“普九”达标之后，因为入学儿童减少而被废弃的学校。如果可以给那些失业的大中专毕业的知识青年以适当的报酬，让那些愿意学习的儿童、少年、中青年乃至中老年人们以学习的机会，则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可以受到层次不同，用途不同，目的不同的教育。儿童和少年接受比较廉价但并不劣质的义务教育，青年人接受实用技术培训，中老年人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公共事务的经验。国家不用投入很多的钱，但要投入一些钱，用以引导这些全面的教育，让这些全面的教育成为农民提高自己文化，提高他们适应社会，致富和生活的知识，也就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

第八，借助财政转移支付和农民合作的力量，进行居住环境建设，特别是在绿化方面增加资金和劳动投入，同时搞好管理工作。农村有大量空闲的适宜于种植林木的土地，这些土地公路包括两边和宅基地周围宜林土地若全部绿化，就可以再造秀美山川，农民生活在这些秀美的地方，虽然不很富裕，却很舒适。这种舒适会极大地抵消城市生活中人造出来的舒适，给农民带来真实的可靠的福利。这方面有极多的文章可做。不仅是绿化，而且在小桥流水方面，在花鸟禽兽方面，都可以美化农民的居住环境，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第九，为农民提供大众化的消费方式，尤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让农民实践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在很多方面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例如强调实用节俭，强调普遍性而不强调个性，强调统一性而不强调特殊性等等。这方面可以通过建立真正属于农民的消费合作社，有国家财政扶持的农民金融组织，来支撑这些大众化的消费方式。这些大众化的消费方式使在市场经济处境下日渐边缘化的农民感到安全，他们因为自己是大众化的消费（当然也是层次不高的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消费），而感到满足这种大众化的消费方式因为照顾到了农民中最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提高了他们对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

第十，发展农民相互之间的服务性的产业，特别是以换工和互助为基础的产业的发展。比如可以通过义务照看小孩（建农民幼儿园、托儿所），照顾老人（建敬老院、托老所），来提高农民全体的福利。这些服务性产业不仅可以通过合作提高劳动的效率，最需要的是可以提高劳动的质量，合作本身就带来了福利。愉快的合作可以让农民在自己最需要服务的时候得到这些服务，这些服务由农民在平常的时间里积攒下来，这些平常时间积攒的服务在最需要的时候得到回报，这就提高了劳动的质量（如托儿所和敬老院）。同时，愉快的合作还可以让农民的闲暇变得具有意义,有意义的时间本身就是福利。这种既是福利也是投资的互相服务,是再造农民福利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从经济方面再造民福利的办法还有很多，还可以再列举出来一些。无论如何，现在想象这些事情是一回事，具体去做又是一回事。富于想象是具体去做的前提。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消灭人们的想象力，包括学者的想象力。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或对于个发达的大国来说，缺乏想象力也许不是什么大错，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缺乏想象力，将是极大的犯罪。如何扩大在经济方面以及以下在社会、文化方面再造农民福利的想象力，是一件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