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一)
详细内容
一九七三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众多帛书中，有一篇被名为《五行》篇。整整二十年后，一九九三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村第一号楚墓出土的众多竹书中，有一篇自名为
《五行》篇。
二十年前的研究已经指明，这个《五行》篇，正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作为子思孟轲学派代表作来批判的那个“五行”说；二十年后它与《缁衣》等相传为子思的著作相伴再次出土，并自名曰《五行》，于是多了一层内证，而使此前的断案铁证如山，永毋庸议。
二十多年的工夫化解了二千多年的疑案，使人们对早期儒家有个更切近的认识，着实是一件快事。
（ 一 ）
当年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横刀立马，一扫千军时，曾如此指责子思、孟轲道：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XX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篇檄文列出的罪状十分吓人，上自不知先王之统，下至流毒后学之躯，加之以冒充孔子（先君子）真言，混淆世儒视听，真可谓斯可忍孰不可忍之极了。而穷究其源，全在于子思孟轲造出了一个五行说上。遗憾的是，到底这个祸根五行说说了些什么，荀子竟未曾向人们公布出一文一字，而只顾以毁代说，斥之为无类、无说、无解；除此三无外，别无任何实质上的明示。
碰巧的是，在流传下来的孟子书上，以及相传为子思的书上（《中庸》、《缁衣》等），也找不到直白无隐的可以佐证荀子的什么五行说。于是乎，思孟五行说，究竟是有是无、多大多高，便成了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文化史上的千古之谜。
头一个出来解谜的是一千多年后的唐人杨亻京。杨注《荀子》“谓之五行”句说，“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他是根据什么来断定五行就是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的，并没有交代；大概这在当时本是常识。例如孔颖达注《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句亦曰：“五行在人，为仁义礼智信；威侮五行，亦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同样的了解，在汉人那里，则要更为简单而且直接得多，例如郑玄注《乐记》“道五常之行”句便干脆说：“五常，五行也”。
需要说明的是，当着汉唐人把五行与五常直接相等时，他们嘴里所说的“五行”，发音并非wuxing，而是wuheng。这有董仲舒的言论可以作证。董氏在《春秋繁露·五行对》中说：“故五行者，五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中说：“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欤？是故以得辞也”。这里的前一个五行读wuxing，后一个则读wuheng，说的是水火木金土之得名为五行，乃得自孝子忠臣的仁义礼智信之五种德行（deheng）。如果将这两个词儿一概读成wuxing，统统解作水火木金土，那便不知董氏所云，堕入五里雾中了。
五种德行谓之五行，在先秦本来不乏其例。荀子谈乡饮酒的教化作用时，便曾说：“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荀子·乐论》）《吕氏春秋· 孝行》也有：“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其亲，敢不敬乎？”准此想来，荀子所指责的子思孟轲之五行，也不会是早已存在了的wuxing，而应该是有关德行的wuheng；杨亻京把它注为“仁义礼智信”，是有一定根据的。
杨亻京的不足在于，他以为五种德行必定是后来称做五常的那个仁义礼智信；这是轻信了汉人的结果。五行（heng）以避讳而改称五常，是汉文帝刘恒以后的事；德行规范为五并固定在仁义礼智信上，则是董仲舒以后的事。汉初并非这样[1]，先秦更不如此。当然，杨亻京能以看出荀子笔下没头没脑的思孟五行之说应指五种德行，虽不中而不远，已经很为难能可贵了。
后于杨亻京千馀年的近代学人，争答思孟五行之谜者不下十数，可惜多不知wuxing与wuheng之分，而硬以金木水火土的套子来套，或削足适履，或李戴张冠，其距离正确答案比之杨亻京更远。其中唯梁启超者，猜测思孟五行或指五伦或指五常，“决非如后世之五行说”（见《阴阳五行说的来历》）；郭沫若者，认定思孟以“仁义礼智诚”作五行系统的演化（见《儒家八派的批判》），为差堪告慰。
欲知正确谜底为何？请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有关出土文献。
（ 二 ）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两卷帛上分别钞着两部《老子》，被名为《老子》甲本和乙本；甲本的卷后和乙本的卷前，各钞有四篇佚书。佚书与所附的《老子》无直接关连，内容也很庞杂，有黄老之言，有儒家学说。甲本卷后的第一篇和第四篇佚书，属儒家学派，给解开两千多年未得其解的思孟五行之谜，带来了一把钥匙。
《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一，无篇题，共一百八十二行（自帛书原第一七零行至第三五一行），分列为十九段，约五千四百字[2]。从字体、内容及避讳看，钞写年代当在秦亡以后、汉刘邦卒年以前（前207-195）[3]。帛书出土时已有脱烂，加之辞义反复重叠，乍一读去，几乎难以终篇。可是仔细阅读后当能发现，该书系由两个部份组成：自第一七零行至第二一四行，即原第一大段，为第一部份；自第二一五行的提行另段开始，直至末尾第三五一行，为第二部份。第一部份提出了一种学说并作了简要论证；第二部份则是对第一部份的逐句（缺少十三行，想系漏钞）解说。一九七五年，我准照战国时期文章格局惯例，名第一部份为“经”，第二部份为“说”；并移说就经，得二十八章，俨然一部宏论矣。
文章的总纲见于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曰：
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这里提出的仁义礼智圣五种德之行或行，在以后的章节中，迳谓之五行。因之我据以命名整篇文章曰《五行》。这个五行，有无可能便是荀子所说的子思孟轲所造说的那个五行？成了最为引人入胜的课题。
孟子道性善，谓“仁义礼智”乃“根于心”的君子本性，这是众所周知的；孟子当然也没少谈“圣”。只是，人们似乎从未见到，七篇巨著中，孟子曾在哪里把仁义礼智与圣字连举或并提过。至于子思，就更难说了，因为其书已不可考。《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载：“子思子二十三篇”；据此搜索，在现存的《中庸》及版权疑为子思的《缁衣》、《表记》等《礼记》篇章中，我们似乎同样并未看到仁义礼智圣五德并举的字样。
不过，这些都只是“似乎”而已。如果不是止于浅尝，认真考究一下，我们便会看到，无论是《孟子》中还是《中庸》中，都有仁义礼智圣五德并举的章节。请听孟子曰：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句法也很齐整；唯独“圣人之于天道也”一句，与前面四句之“□□（德行）之与□□（人伦）也”格式不类，惹人费解。据说宋人吴必大“尝疑此句比上文义例似于倒置”，猜测此句可能原作“天道之于圣人也”，而请教过朱熹；朱熹予以否定（见《朱子大全·答吴伯丰》）。其实朱熹自己私下里也看着这句话别扭，所以才在《四书集注》中注道：“或曰：‘人’衍字。”清人俞樾《群经平议》附和道：“《集注》曰或云人衍字，其说是也。”照此说来，这句话原本应是“圣之于天道也”的了。
从文义来考究，孟子这句话，看来正应该作“圣之于天道也”。因为，圣与仁义礼智一样，原是一种德行，有渊博通达、闻声知情等意思；《诗经》里将圣与哲相提并举（《小雅·小》），《尚书》里说圣和狂可以转化（《多方》），都是用在这样的意义上。现在在《尽心下》中，它所率领的这句话同仁义礼智所率的四句话排比而列，自然也当用其德行的意义，而非“圣人”无疑；“人”字显系某个时候偶然羼进去的。至于“圣之于天道也”何解，由圣如何连到天道，答案在前引的《五行》首章中。
子思也有五德并举的例子，见于《中庸》，其文曰：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这本是赞誉孔子的一段话。孔子后来被称“至圣”，盖出于此。我们现在有兴趣的是，充实至圣的这五个条件，便正是我们所在寻找的那五个德行。请看：聪明睿知，不是“圣”吗？宽裕温柔，不是“仁”吗？发强刚毅，无疑是“义”；齐庄中正，无疑是“礼”；而足以有别的文理密察，就是“智”了。《五行》篇里说，这五种行，形于人心之内，谓之德行；行于天，谓之天道。
现在《中庸》里说，全备此五德行，是为配天；凡有血气者，无不尊之亲之。二者一唱一和，相互呼应，再清楚也不过了。
这样，借助于帛书《五行》篇的提示，我们从子思孟子书中，也发现了仁义礼智圣的五行；从而反过头来，可以确定帛书《五行》之篇属于思孟学派，确定荀子的批评，不是无根无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