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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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檀香刑》　刑罚文化　官场文化　民间文化
论文摘要:莫言的《檀香刑》侧重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檀香刑》同莫言以前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丰乳肥臀》等小说在内容意蕴上具有一脉相承之处。它们都可以定位为一种文化小说。所不同的是，《红高粱》家族系列等小说着重表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些为人所熟知的部分，而《檀香刑》所著重发掘的是其中更隐秘的部分。换句话说，它所著重发掘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文化层面。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显”和“隐”两个层面，而被一般的人们所熟知的或者说是进人文化研究视域的大多是“显”文化层面。“隐”文化则往往隐藏在’.显”文化下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许多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所掩盖着，人们只有从大量的、具体的、细微的历史生活深处才能把它剔剖出来。但是“隐”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生活和精神的存在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对一个民族性格的塑造同样起着巨大作用。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先驱曾经用一种对于民族文化的强烈反思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清理，在着重批判以礼教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显”文化的同时。对于传统“隐”文化的内容也有所涉及，但所发掘的力度和深度都不够。鲁迅后来对传统“隐”文化的内容及其影响给予了较多的注意，如看客的间题、妇女缠足的问题、宫刑的问题、乞丐的问题、鬼神的问题等等。鲁迅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于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确实具有独到的贡献，但遗憾的是鲁迅的这一努力方向没有得到后来者的充分重视与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反思思潮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发现了传统文化许多新的内涵，对于‘’隐”文化的问题也有所关注，但缺乏更深人的探讨和更有力度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莫言的《檀香刑》是一个突破。
《檀香刑》的叙事结构是由三个家庭的故事所组成的，即赵甲的刽子手家庭的故事、钱丁的仕宦家庭的故事、孙丙的民间艺人家庭的故事。这三个家庭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隐”文化层面，从不同的角度折射着中国传统“隐”文化的存在形态及其特色，反映着这种“隐”文化对于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塑造作用。
围绕着赵甲刽子手家庭的故事，小说侧重展开的是对中国传统“刑罚”文化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刑罚”文化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它的花样繁多的名目和施刑过程的种种繁杂而有序的程序及仪式，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民族性格。
赵甲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化身。他从小受到“刑罚”文化的教育和刽子手职业的严格训练。这种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他独特的性格与心理，那就是非同寻常的阴鹜、冷酷和老到。“刑罚”文化在他的手中成为一种高超的技艺，而他也把“刑罚”文化的内涵发挥到了极致。怎么样按照刑罚的要求去精致地杀人，在他看来是一门艺术，他在这种艺术中获得了人生的满足。小说中特别写到他对于“凌迟”这种刑罚的知识和醉心:“他记得师傅说，不管割多少刀，最后一刀下去，应该正是罪犯毙命之时。所以，从何处下手，每刀之间的间隔，都要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来精确设计。如果没割足刀数犯人已经毙命或是割足了刀数犯人未死，都算刽子手的失误。师傅说，完美的凌迟刑的最起码标准，是割下来的肉大小必须相等，即使放在戮子上称，也是不应该有太大的误差。这就要求刽子手在执刑时必须平心静气，既要心细如发，又要下手果断;既如大闺女绣花，又似屠夫杀驴……天才的刽子手……是用心用眼，而不是用刀用手割。”把一种残忍的酷刑发展到近乎精致的艺术的程度，可见这种文化本身的阴鹜、冷酷和老到。赵甲作为这种文化的一个具体的执行者，从身心两方面透露着这一文化所蕴涵的信息。
诚然，刑罚从道理上说是对于犯罪的惩罚，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它们已超出了惩罚的意义，而演变成为一种人类同类间特殊的杀戮和折磨，一种以同类的痛苦和恐惧为欣赏对象的游戏。这实在是“文化”自身的一种异化。五四时期鲁迅等思想先驱们曾经把中国文化形容为一种‘.吃人”的文化，他们在当时虽然矛头主要指向的是以礼教为主的“显”文化，但如果联系“刑罚”文化的实际来看，他们的这种形容似乎并不过分。中国的“显”文化和“隐”文化之间形成的这种反差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矛盾性。

值得注意的是，《檀香刑》在这一点上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莫言在小说中一再写到，赵甲这些职业刽子手大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行刑时一定要“把活做好”、“把活做得地道”。这不仅是让统治者满意，也是让群体的看客们满意。因为他们知道被这样一种精致的“刑罚”文化培养出来的统治者和群众，都有着同样精致的欣赏口味。赵甲曾说:北京的看客们那可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看客，他们懂得什么样的刑罚该用什么样的技艺去匹配。而刽子手心理。为了满足看客们的心理，行刑便成为了一种表演，惩罚便成为了一种折磨。这种刽子手与看客的相互适应，正是对中国传统“隐”文化心理的绝妙揭示。就这一点而言，我以为莫言达到了对传统文化表现的一个新的深度。他用锋利的刀笔切人到了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内部，从“隐”文化的角度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两面性、矛盾性、复杂性。
在钱丁仕宦家庭的故事中，莫言着重切人的是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官场”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载体，是中国传统的“显”文化与“隐”文化的一个奇特而绝妙的结合部。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面性、矛盾性、复杂性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融会与体现。在官场里，人们一方面是“文化”的人，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的行为规范和皇权―官僚体制的制度要求，从事着种种表面的冠冕堂皇的官场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动物”的人，遵循利益要求和欲望驱动的原则，进行种种隐藏于表面的官场行为之后的“潜官场”活动。前一种活动体现的是“官场”文化中“显”的特点，后一种活动则体现的是“官场”文化中“隐”的内涵。《檀香刑》写“官场”文化，所主要着眼的是其“隐”文化的内涵。它揭去了“官场”文化用儒家政治、伦理文化所装扮的“显”文化表象，切人到这一文化的内层，展示出由人的利益要求和欲望驱动所呈现的种种隐密的文化因素。
钱丁是“官场”文化的“显”因素与“隐”因素互相结合而又互相矛盾的封建官吏形象。就文化基因而言，钱丁是正统儒家文化培育出的标准官吏，但对个人私欲的渴求又使他不可能摆脱官场“隐”文化的制约。首先，在他身上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政治理想、伦理规范和价值追求。钱丁是“皇皇两榜进士”，他曾有过当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它”理想，但因不谙官场之道而屈居下僚。对于袁世凯等人一方面馅媚洋人，另一方面又残害百姓的做法，他很看不惯，却无勇气像弟弟钱雄飞一样挺身而出反抗官场的黑暗;甚至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官位，他不得不忍辱受垢，屈从于官场的腐败。这使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恼。其次，在钱丁身上也体现着中ni官场的“隐”文化特点。钱丁的内心世界同样是一个充满着七情六欲的世界，这使他一旦得了权势，也就必然运用这些权势去干一些满足个人私欲的事情。如为保住官位，不得不听命于上司和洋人的旨意，想方设法镇压了孙丙的起义;为使自己能有一个好前程，在京城走门路通关节，跑官买官;为满足自己的性欲，利用权势和魅力奸占孙媚娘……在从事这些活动时，钱丁有矛盾甚至有自责，但在利益驱动和为官理想的两难选择中，他还是选择了前者。儒家的政治、伦理理想同实际的为官之道的矛盾，是一个一直困绕着中。国传统官吏们的怪圈。
《檀香刑》对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特点和“隐”文化内涵的揭示，除了钱丁之外，另一个关键着眼点是对于袁世凯的描写。这本小说并没有全面写到袁世凯的官场活动，只是重点写了袁世凯在处理高密县孙丙起义这一事件中的机谋和权变。他对于洋人心思的揣摩和迎合，他对于高密县令钱丁的软硬兼施，他对于退休还乡的刽子手赵甲的巧妙利用，他对于手下军官的利益拉拢和酷刑震慑的治军手腕等等，这些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袁世凯驾驭权术的能力和洞悉官场文化的老到。与袁世凯相对应，莫言还写了奉行儒家政治、伦理理想但不谙官场“隐”文化内涵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的悲剧。这种对比描写，实际上显示了莫言对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一种认识，那就是“显”是表面的，“隐”是内里的;“显”是理想的，“隐”是实际的;“显”是失败的，“隐”是成功的。正是官场“隐”文化的这种内里性、实际性、成功性决定了中国传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也决定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黑暗与腐败。
孙丙家庭的故事，主要体现的是莫言表现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意图。民间文化是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赖以存身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显”文化更多表现了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特点，那么这个民族的“隐”文化则更多地体现着社会下层人们的文化要求，它的主要形式就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通常会受到“显”文化的影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但是民间文化也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规律，它同“显”文化并不是重合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和对立的。一般来说，民间文化所遵循的是人的自然欲望的规律，更直接地反映着一个民族实际的而不是理想的、世俗的而不是超越的生存状态，它所具体表现的特点就是同“显”文化的“雅”相对立的“俗”。在这种“俗”里，既包含着张扬生命力的内涵，也包含着扭曲生命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