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一)

详细内容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听过乐黛云先生所做的现代文学研究史的讲座。乐先生从1923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32年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讲起，洋洋洒洒，一直介绍到70年代末，共举出24种文学史（其中有8种是重要的），一一加以评点，客观地、平心静气地说出它们的可看之处和存在的局限。她当时便引导我们要注意各种文学史所留下的时间烙印。对于那个已逝的时代来说，叙述者们把文学曾经看成什么样子，便会写成什么样子。我特别记得她提到丁易的一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在国内多所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任教时所写的讲义，作者1954年即因病辞世）。当年的气氛已经开始把这本文学史看成是过于“革命”的了，但乐先生评点的当儿提出自己很个性化的观点，认为它的马列主义修养较高，是力图用一种规律性的线索把文学史贯串起来的。我今天重提此事，并不是要再评丁易的这本著作。我是说，二十多年前的课程，令人回想起文学史写作的两个相互联系的侧面：一是我们后人尽管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各种已成的文学史，但都应对历史上的著作及前人表示起码的尊重；一是注意到过去有影响的文学史，它往往要找出一条主体线索来，这种写法，后来成了大家追求的一种文学史写作模式。
　　
　　长期形成的“主流型”文学史
　　
　　文学史写作走到了今天，成为现在的这个模样，仿佛一直是在千回百转地寻找那个历史舞台上的贯串性动作。这个“动作”可叫做“进化”，可叫做“革命”、“现实主义”，也可以叫做“现代化”或“现代性”。
　　试翻翻公认的我国第一本文学史著作，黄人（摩西）在上世纪初于苏州东吴大学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在它的梁启超式半解放的文言字句中，至今仍能读出它绝不陈腐的一面：全史注意吸收“世界之观念”，贯串着“文学为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这一现代选择标准。谈及文学的规律，便提出“审美”各项，痛斥千年“专制政体”给予文学所带来的劫难，如称“至秦、汉二雄主出，而文学始全入于专制范围内”，“文学权从此又为行政权所兼并”；做出“我国文学，有劫一，次小劫三，大劫一，最大劫二”的不凡概括。有人早已经指出，此史的正文在落实全史提出的观点时尚有距离，但叙述到史的分合沿革，确注意突出“文学之演进”的基本线索，历数汉魏的诗赋民，三唐的文有骈散与诗分近古，两宋的语录四六和词，元之歌曲院本等。尤有意思的是谈到明代时，虽指其专制已达极点（黄人讲此文学史当在清末，是否有以“明”示“清”之意），却举出此时“演进于文界者，独有二事”，一为“传奇”，另一竟是“八股”！这种见解竟发生在“八股”完全衰落、行将灭亡之时，究其实，还是从八股也曾有过“革新”出发的。他说及明末的“天、崇两朝，而八股境界，始见革新”，“胆始放，手始辣，脑机始灵动，遂尽去老师宿儒之一切严刑峻法，而能以史为八股，以诸子百家为八股，以释老为八股，以时事为八股，以痛哭流涕嬉笑怒骂为八股。而八股乃划而不浑，繁而不简，杂而不纯，而八股乃演而愈进”。（1）余生也晚，加上专业的原因，让我判断“八股”的文学史地位我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深感这是一本蛮可爱的、也不失其科学性的文学史啊。至少，它始终抓住文学“演进”这个关节，一步都不放松。类似的文学史讲授，稍晚有林传甲于京师大学堂的讲课，有沈雁冰1912年于杭州安定中学课堂上听一位杨先生“教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这种文学史现今看来自是曾祖父级别、祖父级别，但当年也是“新”过的。沈雁冰就在晚年回忆起那杨先生（可惜没有记下名字）讲授的情景：从诗经直讲到晚清江西诗派，“讲时在黑板上只写了人名、书名”，“每日讲一段”，那教法“使我始而惊异，终于很感兴趣”。（2）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一学科，经前辈向外人学习消化度过一个时间段落之后，其时第一次以一种严整而科学的体系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引起他们不小的震动。
　　至于以“革命”为红线的文学史，我们是最熟悉的了。上面提到的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便是一部革命文学的成长史。这一类文学史，后来都以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为主体，上溯“五四”就不大顾及那一段文学发展多元共存、比较开放的事实，而说五四的“主流”即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就像今天的青年一代受海外学者的影响，视“五四”的主流即与传统完全“断裂”，说得都很绝对），是为后来的左翼文学做思想准备、人才准备的。而非左翼的进步作家，被认定是一种“旧现实主义”的创作，革命作家这边是处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主流的时候”。（3）丁易的文学史写得虽然简练，书中还有余裕来认真分析革命文学家初期所犯幼稚病的种种症状，读起来相当清晰。我们看他谈非革命的郁达夫，“革命”的标准掌握得也相当精确：什么地方提到他的叛逆、反抗、爱国主义热情和弱势民族遭侮辱欺凌的心理体验，什么地方批评他封建性余毒式的感伤颓废和自我麻醉、自我戕害的程度，什么地方赞扬他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广泛流传”的影响而写出关于劳工的题材，同时不忘说他仍是“站在第三者立场”，都能紧紧围绕“革命”来言说，自成体系。（4）到后来我们有的研究开始走偏，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刊物中努力用放大镜寻找五四时期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片言只字，用显微镜来照出新月派的“反动”思想和“低级”趣味。这之间，“现实主义”也渐渐成了一个文学史的标尺，可以用它来衡量革命文学和非革命的文学。大约这是从苏联那里，从哲学史写作那里学来的“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范式。于是，文学史写作也有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中心公式。茅盾在《夜读偶记》曾试着用这一线索来梳理整个中国文学史，他后来也觉得是个不成功的尝试吧，就不大提自己这部理论著作了。
　　现在我们又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用“现代化”、用“现代性”这个标准来整合文学史，成绩似乎也不小。1985年北京三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接着1988年上海两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的观点，并在刊物上组织专栏文章攻坚，都是在这个统一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个标准的包容度，显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了。“现代”，“现代”，多少非革命的作家作品，假你之名重见天日，摘掉了几十年扣在头上的沉重帽子！但问题也接踵而至。随着“现代化”的弊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彰显，原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公害尚可向落后国家、被殖民国家倾销，现在是落后国家变成了后发达国家，“现代性”的反题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渐渐全面地提上了日程。中国和它的文化、文学，突然一夜之间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夹缝扭曲之中。从农业文明出发指摘的“现代性”，与从后工业文明的眼光来批评的“现代性”，同时发生在我们的文化、文学批评中间。还有，是“现代性”概念与“文化”一词的相似，真恨不得有上百种的定义，这样，“现代”的文学史叙述不免成了一个筐，什么都放了进去，什么都可称为“现代性”。革命文学也是“现代性”；鸳鸯蝴蝶派确实已经长期积累着“现代性”；文化保守主义还和世界主义连着呢，“现代性”比谁也不少；还有的学者旧事重提，说近代以来的“旧体诗”早经现代化，于今为烈，为何不应成为现代文学史大家庭的一员？好了，鲁迅年代的“革命”有老新党，“变法”有“咸与维新”，我们也把历史搅得个模模糊糊。此外，更渐渐引起批评的，是这种以“现代性”为唯一指归的文学史，视时间为无限进步的线形，仿佛谁处在后面谁就获得“现代性”，谁即“先进”。而文学究竟有没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也是个永远说不清的问题。三十年前参加研究生的口试，记得导师就问过我大致这样的题目：文学是和社会经济发展永远取一样的水平吗？马克思说“希腊神话有永久的魅力”，此话如何理解呢？而在这种以“现代性”为主轴的文学史里，我们将可能迷失道路，在许多方面再一次看不清文学发生的真相。
　　王瑶先生私下里手持烟斗的书斋谈吐，往往是分外生动活泼的。他曾打比方形容学问有两种做法：一种学术是围绕着一个提炼出的观点来阐发的，就好像留声机放唱片，转着圈子，唱出一个主调；还有一种是无中心的，就好像打毛衣前后襟、打毛围巾，织出锦云一片片，却并无主脑，有个边际就可以了。多少年过去，先生说的这两种境界，我始终记得。这不仅是做学问的方式，大概也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一种是“中心型”的，一种是“发散型”的。先生虽只说了这两种，也认为后一种有存在的价值，但他是更主张第一种学问的做法的。我看我们一个世纪的文学史，都是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一个“主流”现象来，然后将其突出（实际也是孤立），认为它就可以支配全体，解释全体。无论是“进化的文学史”、“革命的文学史”或“现代性的文学史”，在这一点上都发生“同构”。我将这类用提升出一种文学“主流”来整合全部历史的文学史，无以名之，姑且称作“主流型”的文学史。它们主要的特点便是鲜明、集中、清晰。最大的弊病就是必然要遮蔽许多不属于“主流”的，或误以为不是“主流”的东西。于是，我们的文学史就常常无法避免一种欠完整的、非多元的视界了。我们在“太阳系”里逗留、逡巡得太久，觉得一切是那么完整，围绕太阳是多么安心。我们很难想象一步跨入“银河系”摸不着方向，会是什么滋味。
　　
　　“合力型”文学史的一点设想
　　
　　打破“主流型”文学史的时机，依我看并未成熟。而且需不需要打破，能不能打破，也都是待讨论的问题。我自己就有许多文学史理论的盲点，常是没有写作前还能够想明白的道理，一旦进入文学史操作就有了难度，不知道如何下笔了。这仅仅是个文学史的表述方式问题吗？当然不是。这其实蕴涵着文学史内在结构的大局。历史是由各种力量、集团构成的，它负载了各种各样的利益、权势、倾向，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地域意识、性别意识、学术意识。它们如何合成一个时代，在文学的时空漩流中如何千变万化，是历史的真实生态。文学史的生态，是个和文学史表述直接相关的话题。前述“放留声机”和“织毛衣”两种比喻，是思维方式，是表达方式，实际也是人们眼中的两种生态视野。比如我的读研究生的同学中，大部分当然学的是前一种方式，可也有个同学的学术论文，后来很多人做它的摘要时便叫苦不迭，因找不到“中心”，因只见全文潇洒铺陈，满篇是闪光点，却不知捡拾哪个发亮的五彩贝壳为好。这就是无明确“主流意识”的学问境界，是否应称之为突破线性两极思维的网状多向思维呢？这里，是否暗示了另类文学史存在样式的可能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