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创作转型问题研究述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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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当代文学　　创作转型　　公共写作　　私人化写作
　　(论文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当代文学创作出现了急遽转型，呈现出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特征。
zo世纪so年代至今，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这神社会转型对文学创作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对这种文学转型，人们的评价还不尽相同，但是在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学界还是取得了一致的共识，那就是“无论是中国文学本身，还是我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在20世纪90年代都在发生‘分化’或‘分裂’。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气势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正在变得暖昧、犹疑、矛盾重重，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明确的方向感。”〔’〕本文试图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化和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两个角度，概括和阐述发生在世纪之交的这场文学转型现象。
　　从经典写作向消费写作转型
传统的写作方式，追求的是经典写作。这种写作模式为人类历史留下了许多熠熠发光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荷马史诗》，从《离骚》到《巨人传》，从唐诗宋词到《人间喜剧》、《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要么以瑰丽的想象向俗世的人们描摹一个美好的世界，要么以深厚的人文理想启蒙愚昧时代的人们，要么以高超的艺术手法震撼孤独的人类灵魂。文学经典的写作带给人类的意义是深刻的，“文学经典是历史的回声，是审美记忆的延伸，而文学经典也是后代作家超越自我的精神刻度。作家只有在与经典大师的竞争中，才能使作品获得原创性，拓展文学的想象空间，超越艺术的极限，为未来提供崭新的、艺术化的记忆。”〔’〕一句话，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能彪炳史册，就是因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并为它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了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时至今日，这种经典写作模式渐渐式微了，以读者为中心的消费写作模式，完全抛弃了传统写作的那些案臼。作家们不再追求作品传至万世，他们只求文学作品在当下快速消费。作家把自己变成了码字工和搬运工，他们源源不断生产出文字，至于这些“快速消费品”到底有多少营养，里面蕴含多少深厚的思想，是否给人类提供瑰丽的想象，是否能给人类的存在带来希望，这些都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大致而言，1卯0年代之后的文学生产、传播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出与经典写作完全不同的样式。
第一，文学创作商品化、流水线化。世纪之交，市场经济体制己经确立，文化的产业化使得一向被认为精英文化的文学写作和出版逐渐地失去其神秘性和神圣性，而由庙堂式的精雕细刻逐渐转向集市型的复制生产，作家和出版商对利益和物质的追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了合法性。〔’〕消费写作模式已经使得文学创作成为一种产业，作家退化为码字工人。大量的文学作品按照文化工业的程序，经过精心的策划设计、包装宣传，在流水线上无限复制。在消费写作的模式下，商业化市场、出版社(编辑)、作家、媒体、受众只不过是文化生产流水线的某一环节。而文学生产的策划和包装，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传统写作时代无关紧要的出版社(编辑)，被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这是因为市场嗅觉敏锐的编辑能够及时把握市场的动向，引导读者的趣味，并谙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出版运作。而相反，编辑经纪人的出现，使得计划经济时代头上套着神圣光环的作家，沦落为出版社赚取利润的工具―写手。正如谢刚认为的那样，“一个文学制作和策划的时代已经来临，文学将像商品一样，投人到一个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的系统运转中，批量地生产给读者。在这样的运作系统中，有些时候，甚至有没有作家都是无关宏旨的，只需要技巧娴熟的“写字人”就行了，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编辑，有好的策划。
文学作品在畅销情结的驱使下导致的商业化媚俗化，使得某些畅销作品表现出一定的畸态性质。舒也指出，“这种畸态之一便是轻内容重包装:文学不再以内容的丰富取胜，而是强调封面装帧的花哨和内文标题的刺激诱人，‘艳’、‘欲’、‘裸’等颇具煽情挑逗意味的字眼，开始频频现诸小说标题。这种畸态的表现之二则是重制作轻创作。许多畅销作品只是在商业目的的驱使下，成了性暴力和粗鄙的简单拼凑，没有任何创作可言。”〔’〕这种畸态的表现之三就是，文学创作的潮流化。今天中国文坛流行的是，纪实文学、追踪报道、历史题材、名人艳史，读者迷恋的是驻颜术、古装戏，于是很多作家一窝蜂从事这样的快餐化写作。而真正能够反映这个时代人们生存状态，展现当代社会全貌与生活整体性，挖掘生活真相与反映现实复杂性，描摹文化现状与人性现状的文学经典却集体缺失了。今天的文学生态正如黄发有所指出的那样―文学创作流行的是反经典写作，“十年磨一剑”的苦吟之作几乎绝迹。在废话横行的年代，不甘寂寞的作家“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了不被浩如烟海的文字垃圾所淹没，只能加人到垃圾制造的文化狂欢之中。

第二，文学传播影视化和事件化。周宪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化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川随着文化形态从传统的文字文化时代向视觉文化时代的转型。视觉消费成为当今文化的第一要素，“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的眼球”也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价值追求。[s〕为了吸引眼球，文学必然要借助影视化和传播的事件化。这种传播方式已经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创作。一是通过对六十年代作家群、七十年代作家群、八十年代作家群以及晚生代、新生代、“文革”后一代等眼花缭乱的命名，吸引读者的眼球，制造文坛的虚假繁荣，以掩盖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屏弱。二是不断制造文化事件，提高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在文学传播中引发的话题往往超越了单纯的文学领域，而演化为文化事件。如2000年开始的“下半身写作”，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有学者就认为，是“诗歌内部争夺话语权的策略和工具”，对于“解剖我们时代的身体观念、文学观念以及文化观念存在的问题，无疑具有案例型意义。a[9)黄发有指出，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关注文学外部空间甚至脱离具体的文学创作的文化批评的兴盛，加上媒体对文学中的“趣味”资源的开掘，作家们开始不务正业，通过明星路线和通过一些诸如“断裂”、“身体写作”、“美女作家”、“韩白事件”的“行为艺术”来炒作自己，真可谓“功夫在诗外”，文学的内在品质在内外交困中逐渐地走向媚俗。〔’”〕三是借助影视娱乐化提高作品的销量。今天，作品靠网络或者影视改编而走红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从《仙株》系列小说到《明朝那些事儿》，从海岩作品到《武林外传》，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很多传统写作的作家，也热衷于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电视剧本，改写成手机小说、网络小说，以获得更多的阅读量，赚取更多的稿酬。尽管作家们影视情结之后隐藏的金钱和名利意识，一直为人们所垢病，但与影视结合，已经成为今天畅销书运作的最便捷途径。
　　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
一直以来，中国的作家的身上都有一种为天地立言、为苍生请命的知识分子批判现实的气质。从孔子到屈原、从杜甫到鲁迅，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知识分子，莫不如此。我们不妨把这种干预现实生活，深怀忧患意识，践行知识分子责任的写作称为公共写作。近代以来，这种公共写作占据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五四”以下，无论是鲁迅开创的乡土写作，还是30年代流行的革命浪漫主义小说，他们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民族存亡的忧虑，都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虽然历经文革，这种知识分子公共写作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1980年代以后，随着朦胧诗的名噪一时，以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以及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的高潮迭起，作家积极介人当下生活，批评极左思潮、呼唤社会改革的到来，这些文学创作赓继了自“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传统，再次确立了公共写作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1990年代之后，作家阵营发生了分化。出于对文学高度政治化时代的厌恶和逃避，相当一部分作家的创作“远离崇高”，陷人了谢有顺所说的“闺房写作”的怪圈中―何谓闺房写作?它喻指的是作家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它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世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
闺房写作，实际上就是个人化和私人化的写作。这种私人化写作，认为写作的初衷只为宣泄或娱乐，他们把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和通俗性，放到了比政治性更高的位置。他们不再关心政治事件，也不再关心宇宙世界和人类未来，他们只关心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以及性和欲望。从公共写作转向私人化写作和欲望叙事，具体表现为作家身份的转化、写作立场的游离和审美意识的更迭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作家身份:从知识分子向文学写手转化
文学创作从公共写作向私人写作转型的根源之一，在于作家身份的变化。
陶东风把这种身份的转化现象，戏称为“作家倒下去，写手站起来”。他认为，大众文化的崛起，尤其是网络的普及，造成的最戏剧性的去精英化效果，就是“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这是对于由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神话的一个极大冲击。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文学被“祛魅”了，作家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