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及文化思潮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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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对苏联社会的印象通常是铺天盖地的标语、领袖的画像和雕塑、大小会议上的慷慨激昂的发言等等，并且认为这就是苏联社会的本质。他们据此得出结论：苏联社会是由一个固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而且从1917年11月7日以来就是这样。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十月革命后的头二十年，尽管大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还在使用，苏联政权也依然自封为马列主义者，但是，伴随着
“我们在致力于国家的灭亡，同时，我们坚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它是至今存在的所有国家形式中最有力、最强大的统治。我们越是把国家的力量发展到极致，为国家的灭亡所准备的条件就越充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矛盾?的吗？是的，这是?矛盾的?。但这个矛盾是活生生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反映”。
1934年，斯大林总结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原理：
“毫无疑问，无阶级的社会不会自动地产生。它的实现和建立，有赖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努力，有赖地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的加强，有赖于阶级斗争的深化，有赖于阶级的废除，有赖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以及与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斗争”。
1936年新宪法发布后，党宣布阶级已消失，阶级剥削已不存在。然而，领导集团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 阶级对抗源于社会冲突，不但没有减弱而且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大清洗中，加诸政治反对派的罪名与其说是社会性不如说是精神性的 “人类的渣滓”、“白卫军的应声虫”、“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狐朋狗党”，等等。似乎反对派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坏蛋。这种态度的变化和对人类行为的社会学解释的转变紧密相连，如今强调的是在历史和刑法中的个人的意志和责任。
斯大林宣称：“我们国家主体，在培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经济的、组织的、文化的和教育的工作，通过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对人民进行再教育”，已经使新的社会秩序变为了现实。尽管他避而不谈苏联社会犯罪的社会根源，却大谈不断加强政治镇压的必要性：“国家要求保护社会主义财产，防止盗贼与小偷危害人民财产职能，以取代镇压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国防的责任。
一旦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是否就会“消亡”呢？斯大林解释说，恰恰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环境”继续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在必要的时候，“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并不在意对导师的“失误”作直接的批评。他说：“一般来说，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的普遍原理，不能放到一个孤立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这个特殊的例子中”。1926年底，在答复左翼反对派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攻击时，斯大林坚持已见，“恩格斯……会欢迎我们的革命，并且说：让所有老教条见鬼去！苏联的胜利的革命万岁。”
实际上，国家在“共产主义”阶段需要保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环境。事实恰恰相反，斯大林主义国家必须依赖对资本主义环境的恐惧才得以继续存在。自二战以来苏维埃俄国对国际社会存在敌意，这就是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