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张荫麟之生平与史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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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史家张荫麟，笔名素痴，1905年11月生于广东东莞石龙镇。幼年家境颇殷，富于藏书，父亲督教极严。其父去世后，家道中落。1921年，年16，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求学八年，学业大进，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兴趣，尤深于史，才名震一时。
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1，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以为将来必有所成就。自此一举成名，所作益多，迄殇不懈。梁启超也成为他终身最为尊敬的前辈学人2。
以才识为崇尚，虽深于考据，但瞧不起考据；以为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史才成为他治史所悬最高鹄的。所作文章多发表于《大公报》、《学衡》、《燕京学报》、《清华学报》，文笔犀利流动，富于批判精神，内容涉及文、史、哲三界。
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积极广泛地参加当时学术界的许多讨论。经他批评或表扬的著名学者有胡适、冯友兰、苏雪林、卫聚贤、朱希祖等。在批评文章中，以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批评最有名，影响最大。他运用欧洲史家色诺波(Ch.Seignobos)等人的历史认识理论，认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是误用“默证”，即“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判断某时代无此观念”，指出：“默证”方法必须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因说：“吾侪不能因《诗》《书》《论语》未说及禹与夏之关系，遂谓其时之历史观念中禹与夏无关。”“用类推法，亦必两物相类，然后有可推。”绝不可“从抽象名语推理”。但他并不笼统地反对疑古，并且说：“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3对此伶牙俐齿，“古史辨”派人物迄无系统回应。后人有论及此事者，至曰：“在不赞成疑古派之学者中较有名气、而又言之有物者如柳翼谋、胡堇人、刘炎黎、陆懋德、绍来、张荫麟诸氏，前三者之批评，着重于对古史上一些细节不同的解释，张荫麟与绍来则专在批评古史辨之史学方法上入手，陆懋德之批评则兼具方法和见解。此外，梁园东的文章也是专门批评其史学方法的。各批评史学方法文章以张荫麟发表为最早，所论也最为精到。他精确指出顾氏致误之因，半由于误用默证法，半由凿空附会。而此时他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绍来及梁园东的批评，有与张文吻合之处，但全都不如张的一针见血，可见他熟悉西方史学方法，故能从史学方法论方面指陈顾氏的错误。反观同时人的批评，益可见当时精通西方史学方法的极少。顾颉刚绝非如美人韩慕义所言学养极佳，其面对张氏之批评，终不能从方法论上予以反驳或辨白。当时所谓大师级学者，也无一能于方法论上与之讨论，实为一可异之事。”4张岱年先生则断之曰：张荫麟“论史学考证方法，提出'默证’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点具有极高的价值。三十年代，疑古之说风行一时，对于古史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往往陷于主观武断。”5
参加学术讨论的同时，张荫麟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科技史上。他研究过张衡的科技成就、《九章》及两汉的数学、历史上的奇器与作者、宋代卢道隆吴德仁所记里鼓车之制造方法等，均受到专家好评。由于精通英文，在吴宓等文人圈子里，也热衷于翻译。译文门类繁多，包括诗歌、文化、教育、政治、语言文字诸多方面，对斯宾格勒理论的介绍尤为完整。此外，还完成《纳兰成德＜饮水词＞注》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在“一二八”事变中毁于火。其他散篇论文尚多。例如，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无只字道及洪亮吉，而作《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学说相比较，指出：“马、洪二氏，其学说不谋而同，其时代复略相当，其学说完成之期相差亦不过数载，……反观洪氏之论，则长埋于故纸堆中，百余年来，举世莫知莫闻。”6
从1921年至1929年，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一阶段：清华求学时期。
1929年秋至1933年夏，是张荫麟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留学美国时期。
1929年夏，张荫麟由清华毕业，旋赴美国留学，在斯丹福大学先学习西洋哲学，后改习社会学，并立志以史学为终身职业。1933年3月，他给史学家张其昀写信，自述治学旨趣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7 “九一八”事变后，又给张其昀写信，表达对日寇侵华的深切痛恨以及对战胜日军的必胜信念。他说：“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国事目前诚无使人乐观之余地，然吾人试放远眼光从世界史趋势看来，日寇之凶焰决非可久。然中国否不极则泰不来。且放硬心肠，伫候大河以北及江海沿岸之横遭蹂躏可耳。历史上腐化之时代而能为少数人道德的兴奋所转移者，殆无其例，必有假于外力之摧毁，摧毁之甚而不至于亡则必复兴。弟于国事对目前悲观，对将来则并不悲观。”8其论国事大都类此。
这期间，依然为国内报刊撰稿。兴趣之广泛，批判性之强烈，毫未改变。值得重视的是，他运用人类学理论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评论。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有好几种优点”。他说：“生产事业的情形和社会组织……较之某特个人物或事件之虚实，其意义自然重大得多。”社会背景“至少当可以映出传说产生时的社会情形。”“社会制度的变迁多少有点‘理性’或‘历史的逻辑’，例如铜器之先于铁器……”。郭书的好处就在于“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整理古史。但他又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针，乃是50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9当时及后人批郭沫若，多从其教条模式出发，而张氏直指其所依据之人类学理论已过时，是为其史识超拔处，然又不否认郭氏著作之优点，复显示他不失中庸。
此外，在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的文章中，提出哲学史负有两项任务：“一是哲学的，要用现代的语言把过去各家的学说，统系地、扼要地阐明；一是历史的，要考察各家学说起源、成立的时代、作者的生平、他的思想的发展、他的学说与别家学说的相互影响、他的学说与学术以外的环境的相互影响”等10。
总之，张荫麟的文章一般都带有较强的理论色彩。甚至考据文章，也同样如此。在考据过程中，他一般不是先从材料入手，而是先从认识做起。厘清逻辑标准，然后按逻辑统一性展开史料，以避免概念歧异。例如《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鞠》，先说：“吾人第一步须立定审判标准”，然后找出“本案之中心问题”，依照核心问题一一梳理，最后得出可信的结论。正因为有深厚理论素养与逻辑思辨能力，所以他的考据文章全写得脉络清楚，神清气爽，绝非乌烟瘴气式的材料堆积。以考据精神谈思想，以思辨精神治考据，钱钟书、张荫麟，南能北秀，或可当之。
需要指出的是，他留学美国，并未接受美国的哲学特产，却反对杜威的心理逻辑，甚至认为“杜威老糊涂矣”。因此，他对胡适的理论主张也很瞧不起。他的伦理观来自英国哲学家摩尔(G.E.Moore)，在美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位实在论者的伦理学的。在美国，他更多地阅读的是有关数理逻辑、直觉主义、现代人类学等方面的著作，偏重于积极的主观实践精神。康德哲学对他也深有影响，其间所作《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分析中国书法艺术中所包含的美学原则，即“显然受了康德方法的影响。”他曾说：“今日哲学应走之路，仍是为康德之旧路。康德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之区别，究有所见。”柏格森和尼采也是他所偏爱的哲学家。盖康德、柏格森、尼采者流，均为思想界之希特勒，而杜威者流，终属戈培尔之伦。于是可见张荫麟之自负。
1933年夏，张荫麟由美返国。转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讲中国学术史与宋史等课程。是为张氏治史道路的第二阶段，任教清华时期。
1935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由傅斯年推荐，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为后来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开国)。他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始于殷商，析四千年史事为数十专题，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亲自执笔，唐以后计划由吴晗负责，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写中日战争。各人成稿最后由他综合融会划一。但这一计划最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只完成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部分，1941年3月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
《中国史纲》是张荫麟的一部力着，出版后颇获好评。他在《自序》（作于1940年2月）中说：“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按照这一原则，他为此书树立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性、训悔功用性、现状渊源性五条取裁标准，又用几个范畴予以统贯，“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除国内史家外，国外个别学者对此书也评价甚高11。
在这期间的有关文章中，他称颂鲁迅“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12又认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还曾着文批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13，与陈寅恪讨论龚自珍《汉朝儒生行》诗14。所作史学论文主要集中于古史、宋史、甲午海战诸方面，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论着。其所论甲午海战文，或以之为最早替方伯谦辨冤的文字之一15。
张荫麟还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批评与政治批判。在《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16中，他说：“时贤喜欢作中西文化的比较，我想再没有两宗具体的事情可以更简约地例示中西文化的差别的了。”认为与西方相比，中国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主义”以及大家庭制是阻碍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他还讨论了法律裁决和道德判断的关系，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以法律代替道德。“为什么一个滥杀无辜的省政府主席可以千劾万劾而安然无事？因为他是‘尊’，也许加上‘贤’。为什么一个包烟土被正式发觉的人可以安然做大官？因为他是‘贤’。为什么一个失土的逃将不能惩罚？因为惩罚他便间接直接牵涉到许多尊、亲而又贤的人。”他还说：“‘三讳主义’是法律尊严的摧毁者，所以在今日中国生存斗争中第一需要的心理改革是打倒三讳主义！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口号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而是‘法律高于一切’！便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也在党的法律高于一切。不然，党权靠什么去维持？”又说：“父权中心或家族中心的道德，无益而有损于国族的团结。中国生存斗争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这些都是张荫麟的精彩主张，但还流于表面，无非是知识人的牢骚而已。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心理改革”，而绝口不提社会革命17，此尤为一厢情愿的迂腐。
1937年7月至1942年10月，在西南任教与流亡，是为张荫麟治史道路和生命的第四阶段，也是最后阶段。
芦沟桥事变不久，张荫麟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主讲历史。他的全部文稿与藏书（曾计划写民国开国史）以及家属全部留在了北京。尔后，浙大几度搬迁，他辗转来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住在吴晗家中，补撰《中国史纲》第十章《改制与易代》和自序。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黔北遵义，他又前往任教，直至死在任上。这时期的治史重心为宋史，“搜宋人文集笔记殆遍，论宋事诸篇精审越古作者。读书着文恒达旦。”
在浙大，与同人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试图“在建国时期从事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篡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思想与时代社于1941年6月正式成立，8月1日出版创刊号，曾得到蒋介石鼓励。张荫麟晚期文稿主要发表于此。
这期间，他对国民政府腐败政治近乎彻底失望。本来，他曾于1939年受到蒋介石召见，“似有请他在中央训练团讲授逻辑的意思”，使他颇为兴奋，“以为对于政治或略有效献的机会”18。后在重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小住，受到政治部长陈诚礼遇，作有《蒋委员长抗战必胜训词释义》的小册子。但他随即发现国民党已病入膏肓，便严厉地予以口诛笔伐。所作《论修明政治的途径》因言语激烈，不得不刊于死后，略谓国民党统治的根本病症是瘫痪，距离“任贤使能、赏功罚罪”的境地“还很远”19。据说他最初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分子曾想拉拢他。后来，他“赞成一种近似英国费边式的社会主义”。他能够口诛笔伐，不能身体力行，认为“在革命里只看见暴动的人，不配谈革命”。又划分政治形态为“上同”的与“下比”的20，而不是反动的与革命的。他倾心于表面“动乱”实质安定的“下比”政治，希望统治者能真正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而不是将统治者一人的臆见想方设法变为“全国一致的意见”。他鼓吹改善平民实际生活，增强低级公务员、学校教师以及士兵的生活待遇，并把这作为他政治思想的突出主线21。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站在“文士学者的超然立场”发发牢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死后，《思想与时代》社曾出版专号予以纪念。在昆明的朋友也召开追悼会进行纪念，《大公报》则刊以遗文并发表王芸生、张其昀的悼念文章。吴晗、贺麟、冯友兰等人还曾计划在清华设立张荫麟纪念奖学金，后因货币贬值未果。其史学理论遗文由浙大友人编辑为《通史原理》，未出版。台北1953年出版一册《论历史哲学》，分量很轻。浙大又收其论宋史遗文编成《宋史论丛》，也没有问世。生前拟作《历史研究法》、《宋史新编》、《中国政治哲学史》三书，皆未着手而身亡。后人所编文集有三种：《张荫麟文集》，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6年出版，伦伟良编；《张荫麟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出版，李毓澍编；《张荫麟文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张云台编。
张荫麟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除史学外，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翻译等方面都有相当涉及，其涵盖面广，概括性强，识见高明，富于现代批判精神，显得规模宏远、约博双精。所以，著名学者谢幼伟说他的专门学科至少有四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他的优势就在这诸多方面的综合上，融会相济。古人才、学、识、德熔于一炉的理想与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结合，在他身上得到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