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好太王碑乙本原石拓本的史学价值(一)

详细内容

一、前　言
好太王碑，或称广开土王碑，全称是“高句丽广开土王境平安好太王碑”。碑址现在树立于大陆吉林省集安县。此碑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413~491年在位)，为纪念其父广开土王(391~412年在位)的功绩，414年（长寿王二年，东晋义熙十年）立于好太王陵墓东侧。根据最近大陆学者的实测，碑高6.39公尺，面宽1.35~2.00公尺，四面环刻碑文，共有1775余字，字体为隶书。[1]
好太王碑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朝鲜石刻文字资料，其内容大多不见于今传中外史籍，可补史籍的不足。它不但是研究朝鲜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以及同时代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史料。虽是如此，直至晚清光绪初年始被发现于荒山漫草中（发现年代学界有异说，元年、二年、三年、六年等均有人主张），已是长满苔藓不易辨识。当初为去除苔藓，拓工曾用火烧碑，以致出现龟裂，今日所见，四面出现裂痕，即由于此故。
百年来，中外学界对此碑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阶段：战前以中国和日本为主，战后的五０至七０年代，以日本、北韩、南韩学者为主，八０年代以后，逐渐以大陆学者为主。[2]就研究内容而言，战前以释文及史实探讨为主，战后则以实地考察原碑及寻找原石拓本进行精细研究为主，因此，战后的成果辉煌。导致战后有了新研究动向的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北韩学者的新解释。一九六０年代北韩学者金锡亨、朴时亨指出日本在战前释文，尤其1883年日本军部派遣密探酒景信在当地获得一套墨本(后来称为酒本，学界有称为双钩填墨本或墨水廓填本)后，在军部参谋本部秘密进行释文及研究，尤其发现碑文辛卯年条有“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残□□以为臣民”词句，正可为军部侵略朝鲜提供历史的有力证据。六０年代上述北韩学者首先指出此段之断句有问题，其渡海破百残等，是高句丽王，也就是好太王，主语为高句丽，并非倭。其次，南韩学者提出所谓“石灰涂抹作战”。一九七０年代在日本的南韩学者李进熙首先提出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后来曾有计划的利用石灰在原碑上加工，篡改碑文内容，以符合日本军部侵略朝鲜的目的。李氏学说在学界引起极大震撼。其影响就是促使各国学者频繁调查原碑，以及寻找尚未加工石灰之前的原石拓本。再次，一九八０年代初，大陆王健群除对原碑提出新释文而外，并对早期的拓碑者的后裔进行访谈，以期了解真象，同时对碑文内容进行考证解说。后来撰成《好太王碑研究》[3]，引起广泛注目，立即被日本学者译为日文出版，[4]并被邀请至日本作公开演讲及对谈。
我个人也是在八０年代之初开始投入此项研究。在一九八三年之际，我开始调查在台湾各大图书馆所藏的好太王碑拓本情况，结果，在中央图书馆（今称国家图书馆）调查得到两种本子，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庄严先生个人收藏一种本子，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有两种本子，总共得到五种本子，并将其详情发表在《韩国学报》。[5]
此次的调查，发现傅斯年图书馆的两种本子极为珍贵，暂称为甲本、乙本，皆为原石拓本，尤其乙本最为珍贵，其价值不比学界公认原石拓本的日本水谷本（水谷悌二郎旧藏原石拓整本）低。可惜乙本只有残存第三面而已，为何只有第三面？当时询问馆员及相关人员，均不得其解。
一九九六年暑期，我出席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广开土好太王碑研究一百年”国际研讨会，[6]行前再度调查中央图书馆及傅斯年图书馆所藏诸拓本。意外的，从傅斯年图书馆馆员得知该馆发现有未编号的拓本三种。去（一九九八）年三至五月，利用学校给我休假期间，再到傅馆调查这些拓本的详情。
结果发现新编号的25588之1，共有三张，正是过去未知的所谓“傅馆乙本”第一、二、四面，连同已知的第三面，则乙本实际上全部都在传馆。(参看附图片)经折叠后，在第二面的背面上，以纸条标示：
晋好太王碑　八分书无年月　　　奉天怀仁
　　　　　　　　　　　　见罗录
其他各面拓纸的纸条已经不见了。
另外两种，新编号为25588之2（以下暂称“傅馆丙本”）、25588之3（以下暂称“傅馆丁本”），均各有四整张（面）。(参看附图片)傅馆丙本，经折叠后，在每面拓本的背面上，以纸条标示：
高丽好大王碑　八分书无年月　　奉天怀仁
　　　　　　　　　　　　见罗录
每面拓本，并以小方纸贴在背面，用一、二、三、四文字标示其顺序。但傅馆丁本拓本，不见有纸条标示。
所谓“罗录”，当是后来收藏该拓本者，参考罗振玉的《唐风楼碑录》，而为该拓本贴纸条作说明的出处表示。至于该纸条为何人所作，待考。
收藏者对25588之1（傅馆乙本）与25588之2、3（傅馆丙、丁本）之题称不一，可反映某种时代背景，其详待考。
去暑，在调查完毕之后，本来应该立即撰写报告文，奈因八月生病住院，紧接着开学，而延迟至今始动笔，史语所及学界不免有歉咎之感。以下就这些新发现的拓本作一说明，相信有助于学界进一步究明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面貌。
二、新发现傅馆乙本第一、二、四面拓本
一九九六年夏天，傅馆在整理时，先发现有未编号的若干拓本。一九九八年春，我再作调查时，起初发现有属于傅馆乙本的另外两个拓本，后来又发现了另一拓本，初步断定傅馆乙本已全部发现，令人兴奋。此外，又发现两组完整的拓本（每组四整张），更是意外的收获。
新发现的傅馆乙本这三面拓本，均摺叠成为长方形，并无特别包装。原来是否就是这样折叠，不敢断定。另外的两组亦然。
傅馆乙本的这三面拓本，都是拓本原件，边缘的若干地方，已有破损情形，有一二处且有断落的危险。这种情形，与先前所知道的第三面拓本被裱褙成为一整张，在形式上是略有不同。为慎重起见，乃请故宫博物院裱背专家邱景任先生参与鉴定这三面拓本是否与先前公开的第三面是否属于同一组。鉴定结果，根据以下诸理由，确认新发现的三整张拓本与前述第三面拓本实系同一组：
１、拓纸廉子纹路（宽格约3.2公分）
２、单层纸，颜色米黄，纸质较薄而有轫性
３、每一面粘成一整纸
４、每面都由11段横幅粘成
５、煤墨色，并有煤花点

　　至此，所谓中研院傅馆乙本，已经完全发现。其四面用纸粘贴张数，再予详细调查如下；
段
数
碑
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各面张数总计张数
第一面4444444443345
162


第二面3333333333333
第三面4444444444444
第四面3333444444440


上列张数，并非每一张皆是一样大小。通常一张是宽46或47公分，高53或54公分，但为配合碑面大小，其上下左右常需用较窄或较小纸张填补。如第一面一至九段的四张当中，有一张宽12公分，高仍为53公分；其第十一段用纸三张，分别为47公分(宽)X27公分(高)、47公分X27公分、46公分X27公分。第二面第十一段三张，有二张较窄为46公分X26公分、46公分X26公分，但另一张则较小为38公分X26公分。第三面第十一段四张，分别为53.5公分(宽)X33公分(高)、40公分X33公分、47公分X33公分、47公分X33公分。第四面自第八段到十一段，以四张纸粘贴，分别是15公分(宽)X53公分(高)、19公分X53公分、46公分X53公分、46公分X53公分。四面实际测量结果，如下表：
　　　　　碑
面
宽
长
宽
（以最宽处计）
(公分)长
(公分)
第一面145539
第二面129530
第三面187536
第四面128534


四面宽长的数目，与上述各张数的总和相较，略为减少，这是因为上述各张数的宽长是实际的长度，当进行粘贴时，两张边缘有重叠处，所以整张宽长就成为如上数目。再者，这些数目，若与后述之“王氏藏本”相较，亦显得较短小，而“北图藏本”较接近。就总张数而言，“王氏藏本”为151张，“北图藏本”158张，而傅馆乙本为162张，亦与“北图藏本”较接近。这一点值得注意。
所谓“王氏藏本”，是徐建新等最近在大陆发现收藏家王少箴于1930年代获得的拓本，定名为“王少箴旧藏原石拓整本”，简称为“王氏藏本”。所谓“北图藏本”，存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号为“各地2553号”，拓片背面，题笺：“好太王碑，无年月”字样，简称为“北图藏本”。经徐氏等断定，以为王氏藏本、北图藏本与傅乙本在着墨方法与碑字拓出状态，最为接近。所以三者的拓制年代应该相同。由于在此之前，只知道傅馆乙本第三面，因此，徐氏等指出，王氏藏本和北图藏本是迄今为止所知是年代最早，而且保存完整的原石拓整本。同时与酒本（1883年日本参谋本部密探酒景信自辑安所携回的墨本）的制作年代不会相隔很远。[7]
此外，徐氏也调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诸拓本，并将其中较具价值的四种原石拓本发表，此即：北京大学图书馆登录编号3021326-3，简称为“北大A本”；编号为3021326-4，简称“北大B本”；编号为3021326-2，简称为“北大C本”；编号为992.234/2041，简称为“北大D本”。徐氏研究的结论，以为北大A本、B本、C本、D本，皆属于1889年李云从所拓出者，在类型上，与日本水谷本同类。[8]因此，拙稿此处用来与傅馆乙本作比较者，主要是酒本、水谷本、王氏藏本以及北图藏本。
三、传馆乙本的特征及其价值
傅馆乙本可确定是整本，从以下诸特点看来，属于早期原石拓本，其年代恐较王氏藏本更早，当然也更早于日本的水谷本。
１、每面用纸分十一段捶拓，四面用纸总数较多。
今所知酒本、王氏藏本及傅馆乙本均分十一段粘贴，但酒本共用纸133张，[9]王氏藏本共用纸151张，傅馆乙本则用162张。根据武田幸男氏的比较研究，原石拓本的用纸数量，经历由多变少的变化过程。所谓《书通》（韩国书道专门刊物）本、水谷本等诸拓本用纸数少且拓工精良，当为原石拓本中的晚出者。[10]例如书通本每面分九段，每段用二纸，四面共用纸72张。水谷本，每面碑文分三段三纸拓出，总共用纸十二张。[11]中研院傅馆甲本与水谷本相同，总共也是用十二张纸（现在所见，是由裱褙工人将每张切成二张，成为二十四张裱褙纸）。[12]酒本的制作年代是光绪九(1883)年，水谷本可能在光绪十五(1889)年，王氏藏本则在光绪九年前后，或在光绪九至十五年之间。傅馆乙本当与王氏藏本同在光绪九至十五年之间拓出而稍早于王氏藏本。[13]
２、淡墨轻捶浅拓。
由于好太王碑整块是由巨型角跞凝灰岩制成，碑高达近六公尺半，碑面凹凸不平，而且布满石齿与气孔，拓碑不易。在没有经验之下，最早还只是一字一纸拓出，后来才使用小张纸分段分栏轻捶浅拓。越是早期，用纸越多。因为是轻捶浅拓，所以字迹较为模糊，空白之处也较多。傅馆乙本与王氏藏本在这一特点上是雷同的。由于轻捶浅拓的结果并不理想，才有酒本那样的墨水廓填本（或谓双勾加墨本）出现。其后再改善，才有水谷本那种浓墨重捶的精拓本。[14]大约在1890年（一说为1900前后）[15]，国内外需求好太王碑拓本大增，为改进拓碑速度，开始采用黄泥填补气孔，但因黄泥干固后容易脱落，于是改采用石灰填补。这样把石齿伤纸的问题解决了，但原先作业时所作的纵线（竖格），此时不见了。所以这个时期所见的本子，是没有纵线的拓本。以石灰进行填补碑面，再作拓本，似始于初天富父子。[16]
３、拓本纵、横线明显。
由于碑石高大，为求行距整齐，乃于四面天地格之处凿有横线作为边界，天地格之间刻有纵线作为隔行。这是在填补石灰前进行捶拓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17]开始采用填补石灰技术，如前所述，大约在1890年（或1900年）前后；碑面经填补石灰后，原有的纵线也被填平。所以填补石灰以后拓出来的拓本，原有的纵线在拓本上消失。经过一、二十年之后，由于不断的捶拓，填补的石灰开始剥落，原碑上的部分纵线才又再重现。这样一来，拓本有无纵线，也就成为鉴定拓本年代的主要依据之一。
现在已知具有早期原石拓本纵线的例子，除傅馆乙本（全四面）而外，傅馆甲本亦是；此外，如日本水谷本、日本金子鸥亭藏本、韩国任昌淳藏本、韩国书法杂志《书通》创刊号（1973年9月）所刊载拓本图版，以及王氏藏本、北图藏本（北京图书书馆好太王碑原石拓整本）、北大A本、B本、C本、D本等。武田幸男氏以为五种在1889年由北京琉璃厂拓工李云龙所拓出的。[18]徐建新氏以为之北大诸原石拓本，亦是李云龙拓出者。而则比水谷本更具原始性，所以断定这两种拓出的时间在1883年前后，或者1883年至1889年之间。而傅馆乙本当与同期拓出。[19]如前所述，从拓纸张数而言，以传馆乙本最多，也就是最具原始性，由此观点而言，传馆乙本有可能比王氏藏本更早拓出。今考查其纵、横线，也是诸原石拓本中，其横线部分最清楚者。至于纵线消失后拓出者，如内藤湖南本、杨守敬本、沙畹本、中野政一本等。[20]此次在傅馆调查而赋予新编号的25588之2拓本，当也是属于这一种（详后）。纵线重现以后拓出者，如九州大学图书馆藏本(1927年前后)、足立幸一藏本(1937年以前)，大陆最近拓制的周云台本（1981年），[21]以及傅馆新编号的25588之3拓本（详后）。
４、着墨状态的比较
兹仿照徐建新氏的作业，取较具代表性的酒本、王氏藏本、北图藏本、水谷本四种与傅馆乙本进行比较，如下：[22]

比
较
标
准
墨
本
名
称
12345678
第一面左中部至右上部空白的跨行数
量第二面右中部至左上部空白的跨行数量第二面第3行第2~6字格及第4行第1~3字的着墨状况第三面右下部空白的范围第三面第一行的着墨状况第三面右上部（4行X6字格）的着墨状况第三面第9行第1字的着墨状况第四面右下部第1、2行之间的着墨状况
酒本
不连续7行连续5行不着墨，形成一个“”形空白约7X11字格1~40字格空白，Ⅲ-1-41“溃”字着墨Ⅲ-2-1字着墨，其余为空白空白着墨
王氏藏本连续11行连续8行着墨，只有两条小的石花约7X11字格1~40字格空白，Ⅲ-1-41“溃”字着墨Ⅲ-2-1字和Ⅲ-2-3字着墨，其余为空白着墨有一长条空白，自第28字至41字
北图藏本连续11行连续8行着墨，只有两条小的石花约7X11字格1~40字格空白，Ⅲ-1-41“溃”字着墨Ⅲ-2-1字着墨，其余为空白着墨有一长条空白，自第29字至41字
水谷藏本连续11行连续7行着墨，只有两条小的石花着墨全行着墨着墨着墨有一长条空白，自第28字至41字
傅馆乙本连续11行连续8行着墨，第二面第3行第2字较清楚显示“妈”字。其3~6字格为石花。第4行第1字，似为“还”字，其上部笔划可见，下部则为石花。2~3字格为石花。第2行自第21字起至第11行止，大半空白。局部字格着墨(含41字格)Ⅲ-2-2字似为“赤”字，其余为空白着墨，字迹不明自第29字至41字格间有一长条空白


从以上的比较，可知傅馆乙本与王氏藏本、北图藏本、水谷本具有亲近性，但从第3、6项看来，傅馆乙本价值性较高，其拓出时间可能较其他诸本早，而且其拓出的笔划状况（较粗肥），明显的与其他诸本不同。徐建新氏以为没有初期捶拓种种失败的经验（如字迹模糊），就不会墨水廓填本（如酒本）。当拓工逐步改进用纸方法和捶拓方法，改用高丽纸或二、三层捶拓之后，才有水谷本那样的浓墨重捶的精拓本。[23]如果此说不误，则诸墨本的变迁过程如下：
淡墨轻捶浅拓原石拓本─→墨水廓填本（或谓双勾加墨本）─→浓墨重捶的精拓本─→石灰加工本─→石灰剥落后拓本
关于诸墨本的变迁过程，学界有不同说法。根据武田幸男氏的整理，主要有如下诸说：水谷悌二郎的三期说，李进熙的五期说，王健群的四期说。武田氏修正水谷说，仍提三期说：
第一期(1881年以后)为墨水廓填本作成期
第二期(1887年以后)为原石拓本作成期
第三期(1890年以后)为石灰拓本作成期。[24]
但武田氏指出第一期要作成墨水廓填本时，同时先要有作为“试料”的原石拓本。也就是说，早期的的原石拓本是与墨水廓填本同时作成的。因此，徐建新氏起初提出质疑：酒本究竟是“就石勒”而成的，还是依据类似王氏藏本的拓本拓描廓填而成的？[25]后来较肯定的指出：“酒本很可能就是依据第一类型的拓本（按，指傅馆乙本与王氏藏本、北图藏本）以墨廓填而成的。”[26]我认为这个怀疑是可以成立的。今由傅馆乙本的考查，可窥知其原始性，此事似说明早期的的原石拓本是与墨水廓填本同时作成的。而傅馆乙本正是其代表，其作成的年代在1883年前后的可能性甚大。
５、争议释文中的傅馆乙本文字
关于好太王碑的释文，自清末原石拓本流传以后，以迄最近有关此碑文研究专着的刊行，包含中、日、韩诸国学者在内，大约有二十位的释文出现。中国学者专家如荣禧、杨守敬、罗振玉、刘承干、金毓黻、王健群、耿铁华、徐建新等，日本学者专家如横井忠直、三宅米吉、今西龙、前间恭作、末松保和、水谷悌二郎、井上秀雄、武田幸男、白崎昭一郎等，朝鲜学者如朴时亨、李亨求等。这些学者专家的释文，学界多有介绍，[27]此处不拟赘词。现在只就较具争议性的文字，以傅馆乙本所能提供的线索作一说明。但笔者已经介绍过的第三面，读者仍可参照。[28]
由于傅馆乙本第一、二、四面系完全保留原形（先前发表的第三面已被裱褙成一整张纸），目前所见到的，每面之边缘已有多处破损，中间部分也有破洞的情况，而影响释读，非常可惜。为妥善保存，我们首先商请故宫博物院裱褙专家邱景任先生，就破损部分以及濒临断裂状态的部位，从背后进行局部托裱工作。修补后之第一、二、四面以及第三面整纸，如照片（以多次拍摄再作整合）所示。其具有参考价值之处如下：
、Ⅰ-9-5～6：而倭
“而倭”两字，关系所谓“辛卯年”条的标点与解释问题。[29]傅馆乙本在Ⅰ-9-5～6字格，明显为“而倭”两字，历来的释文，也都是用这个字，只有韩国学者李亨求夫妇释为“而后”。也就是将“倭”字，释为“后”字，并以为“后”字才是原碑的字，其后拓出的“倭”字，则为伪字。[30]今据傅馆乙本，可知李氏说有再检讨的必要。
、Ⅰ-9-35～41至Ⅰ-10-1：讨伐残国军至残国
这八个字，“伐”字洒本等多释为“利”字。傅馆乙本明显的是“伐”字。“至残”两字，傅馆乙本不明，此处采用徐建新氏据王氏藏本和北图藏本推断，暂释为“至残”。[31]Ⅰ-10-1之字，大多释为“首”字，王健群、武田幸男氏释为“南”字，白崎昭一郎氏释为“但”字，徐建新氏释为“国”字，傅馆乙本明显为“国”字，文意因而通顺。
、Ⅰ-11-40～41（空白）
这两个字，傅馆乙本空白，新发现其他两种拓本亦是。但酒本在这两个字格清楚拓出“八”（八那）。荣禧释为“八船”，横井忠直释为“八那”，王健群释为“城比”，其依据为何？并不清楚，一般皆无释出这两个字。徐建新以为到晚近为止，所有拓本和碑石照片上均未出现过这两字，因此，徐氏怀疑在1882年焚碑时，或焚碑之前，这两个字就已破损。而酒本的“八那”两字，有可能是从第四面移植过来。[32]从傅馆乙本看来，徐氏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Ⅱ-3-7：卢
酒本在Ⅱ-3-7字格，明显的拓出“罗”字，杨守敬、罗振玉等亦释为“罗”。但横井忠直、三宅米吉与水谷悌二郎则释为“卢”字；近来亦多释为“卢”字，如王健群、耿铁华、武田幸男等。傅馆乙本可看出是“卢”字。
、Ⅱ-8-36：军
此字酒本等多释为“兵”，近来多释为“军”。傅馆乙本明显的是“军”字。
、Ⅱ-9-36～41：倭寇大溃城内
Ⅱ-9-36～39诸字，酒本等历来多释为“倭满倭溃”。只王健群氏释为“倭寇大溃”，徐建新氏根据王氏藏本和北图藏本，支持王健群说。今据傅馆乙本，“倭大溃”三字清楚，至于“寇”字，其“”部分亦清楚可见，所以，“倭寇大溃”释法，应该可以成立。Ⅱ-9-41字，王健群、耿铁华释为“内”，井上秀雄释为“六”，武田幸男释为“大”，早期释文亦多释为“大”，但从傅馆乙本看来似为“内”字。
、Ⅱ-10-26～29：成年练兵
关于Ⅱ-10-26字，或释“戎”（如酒本等），或释“戍”（如水谷本等）。这种情形与Ⅱ-9-28字的释文一样(傅馆乙本的Ⅱ-9-28字看来较像“戎”字)。但傅馆乙本在此处明显与Ⅱ-9-28字形不同，而较类似于“成”字。“年”、“”字在傅馆乙本亦甚为清楚，只有其下的字不明，从最上面的笔划看来，似为“兵”字。这样的释文（连同上文，释文为“安罗人成年练兵”），与过去释文为“安罗人戍兵满□”，较为通顺，但语意完全不同。由于其下文字各拓本皆无拓出，所以无法进一步解决此问题。
、Ⅲ-10-7～10、32～33：三照谷、代谷
Ⅲ-10-7字，各家释为“卌”字，无误，依据傅馆乙本，正确的释文应当是“”（酒本亦同）。Ⅲ-10-8字，早期多释为“二”，最近各家多释为“三”（惟酒本亦释为三），依据傅馆乙本，当以“三”为是。Ⅲ-10-9字，很难释读，或释“忽”，或释“梁”，大多释为“”（如酒本等），傅馆乙本可以看到下面的四点水，其字像“照”字，暂释为“照”字。这也是与各家释文差距较大者。Ⅲ-10-32字，或释为“改”字，或不释，依据傅馆乙本，看不出可释为“改”字的迹象，反而右边有人字部首的笔划，暂释为“代”字。
、Ⅳ-2-28、35：七、看
Ⅳ-2-28字，过去多释为“一”（如酒本等），王健群、耿铁华、武田幸男皆释为“七”，依据傅馆乙本，仍以“七”字为是。Ⅳ-2-35字，过去多释为“都”（如酒本等），王健群、耿铁华、武田幸男皆释为“看”，依据傅馆乙本，仍以“看”字为是。
三、新发现傅馆其他两种拓本
傅馆其他两种拓本，编号为25588之2（傅馆丙本）、25588之3（傅馆丁本），皆为整纸本，即四面共拓出四整纸。这两种看来是属于使用石灰以后的拓本。傅馆丙本几乎已经不见纵线，单层用纸，颜色较白，纸质较薄，煤烟拓着墨甚浓，浓淡不一，墨水多渗透到拓字处，字迹遂变成灰色。无字处，留白。其纸质，经请教故宫专家邱景任先生，以为既不是毛头纸，亦非宣纸，而是当地用纸。其Ⅱ-3-7字格明显拓出“罗”字。凡此特征，颇类于沙畹本（1907年入手），[33]所以傅馆丙本拓出之时间，自是在此年之前。
傅馆丁本，依稀可见纵线，着墨亦浓，浓淡不一，无字处，留白。纸质较厚且粗，色黄，恐亦是当地用纸。石花甚多，文字处也有沾到煤汁，以致不易辨识。此拓本类似于九州大学图书馆藏本(1927年前后)，[34]当是石灰剥落后拓出者，字迹较为模糊，辨识率亦差，其价值自然相对降低。
以上，是对于傅馆新发现另外两种拓本的简单介绍。两种皆是属于使用石灰填补技术以后，并非原石拓本。由于篇幅限制，同时拙稿主要在介绍新发现原石拓本的傅馆乙本三面拓本，所以傅馆丙本、丁本的详细介绍，容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