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现代化事业重大政治抉择的历史回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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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四代领导集体，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了重大政治抉择，创建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实现了起飞，保证我们的国家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奋勇前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政治抉择
美国著名学者W·罗斯托是一位强调政治过程和政治动机对国家现代化作用的经济史专家，他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分析了20多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后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在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初期阶段，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事业不单纯是一系列的经济决定、经济变动，而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上的，“要等到一个准备把经济的现代化作为严肃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业的政治集团的出现”，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化才会进入起飞阶段。这一论点对于我们观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刻影响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由于它是中国先进社会阶级的代表，肩负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近20年实践经验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作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政治抉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立足于建国以来20多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现代化的政治抉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际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曲折之际，作出了坚持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政治抉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在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作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抉择。以上四次重要的抉择，是不同时期党的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发挥理论创新的勇气，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为中国人民找到了现代化的入口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承担起实现中国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它以马列主义为革命斗争的指南，致力于创建新中国。在最初20年的实践中，党的大多数革命者对于他们所处的国度，与马克思著作中的分析样本是不同类型的国家，缺乏深刻的认识。直到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才意识到东方社会的国情特点。毛泽东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的第一个命题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只有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一论点，是他三年前所著的《实践论》的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对党内长期以来盛行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拨乱反正。二、三十年代掌握中共领导权的陈独秀、王明等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和“毕其功于一役”的方针。这些方针与中国东方社会的国情脱节，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两起两落的大挫折，党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毛泽东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原则，为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目标、实践要求呢?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一切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国家，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新文化占主导的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认为这一实践要求远远高于对马克思词句的无休止的争论。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规划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为之奋斗的共和国的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毛泽东在以后的著述《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所设计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符合一切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关于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毛泽东规划了新的国体和政体。国体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政体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人代会负责的各级政府，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构成的民主集中制。关于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毛泽东提出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收归国有，建立国有经济；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农业合作经济；允许其他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合法存在。新中国将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包含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内的多元化经济适应中国未经历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客观现实，可以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物质条件。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的基本构想，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述中未曾出现过，但它却汲取了马列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具有科学性、原则性。同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又不是凭空想象、人为制造出来的，它总结、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也就是多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包容和规范的中国各阶级的政治关系，以及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措施。它们在团结和联合各社会集团抗击日本侵略中显示出生命力，是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模式，抗战胜利后可以将它们推而广之到全中国，作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制度。于是一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又具有现实性、实践性的制度创新由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来。毛泽东为代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了重要的政治抉择：“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1949年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加以采纳，使共和国在建立之初就有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从而避免重复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期间长达十年的政治争端和社会动荡。1952年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基本完成(比苏联节约了6年的宝贵时间)。在经济上，我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有经济，土改后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产权，个体工商业者的生产资料及私营企业的产权也得到合法承认。它们迅速转变为物质生产能力。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了144.9％，年平均34.8％，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48.5％，年平均增长14.1％。劳动群众的收入，国家进出口贸易也大幅增长，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诸方面都得以恢复、提高。在政治上，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体制，它使我们党联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顺利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新生政权巩固下来，社会秩序逐步稳定，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
20世纪70年代末，在新民主主义论问世40年后，我国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其结果是毛泽东当初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原则在全党取得主导地位，这场大讨论中还为真理标准增加了一个定语，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在建国近30年后要重新讨论这个由毛泽东提出并得到党内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呢?实际上，这场真理标准大论战同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命题时的历史条件有相似之处，它涉及文革后的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应当如何总结20多年的经验教训，开创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歧，早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就已产生了。
195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编制了一五计划草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国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对于数以亿计的个体农民，注意调动他们走社会主义遭路的积极性，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公私合营，采取赎买的方式改变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对于广大的手工业者，组建了74000多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将几百万手工业者纳入集体经济的范畴。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然而，对于这一历史转变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是只有一个模式，中国能否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理论上的困惑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并由党内分歧演变为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受到严重干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预见、描述，二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严格按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自50年代中后期后，由于上述两个因素的深刻影响，毛泽东逐步脱离中国的现实条件去思考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在实践中，我们将苏联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单一的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照抄过来，建立起一套具有浓厚苏式色彩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更有甚者，毛泽东于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对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否定、限制。这一系列作法表明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作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他违背了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丧失了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气魄。
到70年代末，仿照苏联模式的弊端已充分显现，它与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交织在一起，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算的损失，使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党的现代化，国家富强，振兴中华民族的目标越来越渺茫了。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总结了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要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是我们党在作出新的重大政治抉择之际进行的理论准备，对此邓小平作过总结：“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后，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的建设实践进行总结，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景进行探索、规划，创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找到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首先对中国国情作出了科学判断，他指出中国目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成熟，上层建筑不完善。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既不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也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特点，充分汲取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地进行探索和试验。对于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命题，邓小平以他长达30年的思考作出了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前提下，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