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齐民要术》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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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拙着《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一文的油印本和排印本先后在1955年、1957年发表后①，国内外一些学者陆续有所函询、函索或在他们的论着中有所援引和评述。体现出对这部农业科学历史名著的一些有关问题相当关切，都在期待尽可能弄清。光阴如驶，距拙文发表，屈指四分之一世纪匆匆过去了。这期间，围绕其书、其人而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资料，不断有所增益，看来，颇有从新“探讨”的必要。

这里，分从五个问题着笔：

一、本书的时限问题

历来，对本书时限，包括它的著作期和著者生卒年，由于史无明文，都不明确，甚至误会。但这对分析研究《齐民要术》全书的内容和思想，颇关重要，非进一步寻求较充分论据，作出较确切答案不可。其中，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著作期问题。根据古代目录学文献，本书最先著录于《隋书．经籍志》②，可见它的著作期至少不晚于隋，更可能在隋前。但究竟在哪一朝代?《隋志》、新旧《唐志》、《崇文总目》都未注明。《通志．艺文略》题为“后汉”，焦竑《国史经籍志》题为“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次诸家著录，则题“后魏”或“元魏”，现残存的本书最早刻本(北宋崇文院本)，卷端亦署“后魏”。今考：本书引及三国、两晋以至南北朝中期以前的作品颇多，显见不是成于“后汉”。《通志》原书的“汉”字，可能是著者郑樵一时疏忽，或者是后人辗转写印致误。焦竑所题，同样沿其误。应该说，题作“后魏”是对的。后人大都相信它是后魏作品，没有异辞。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整个后魏王朝(由道武帝至东、西魏末期)一百七十年的相当长时期中，本书究竟写于“初叶”，或“中叶”，或“末叶”。或某一具体年代呢?这一问题一般人往往“不了了之”。如《四库总目提要》、《郑堂读书记》等书，在《齐民要术》题下，一开始便说“思勰始末未详”，并不提到书的著作期。但也有人根据后魏贾思伯、贾思同两人“已在魏之季世，当南朝梁武帝天监、普通、大同之时”，因而引起“思勰或与之同时、同族”的推论③。后来，又有人经肯定‘‘贾君著书在东魏初年④。如此“推论”或“肯定”，虽根据不足(如前一说)，甚至没有提出根据(如后一说)，但结论却接近事实，是对的。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些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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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拙文初步脱稿后，1955年底由华南农学院付油印。再经修订，在《华南农业科学》1957年第3期刊出。
②简称《隋志》。以下引及诸史的《经籍志》、《艺文志》，均仿此作简称。
③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④栾调甫：《齐民要术>版本考》见《国学汇编》第二册，1934年齐鲁大学版。
⑤

(1)原书引及南朝梁代沈约(公元441—513)、陶弘景(公元452--536)和北朝崔浩(公元?--450)等人著作，年代相当于后魏末叶或中叶。
(2)书中述造酒，曾引“元仆射家法”。查后魏拓拔氏在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始改姓“元”。其中：不少元氏如元澄、元英、元丽、元钦、元诠、元晖、元顺、元晦、元罗、元纂、元谌……等，都曾官“仆射”。此所引，虽不详其为何人，估计可能是元澄儿子元顺。史称元顺素有声誉，好饮酒，历官右仆射、左仆射，一般习称他“元仆射”①。如所估不算凭空穿凿，猜中了；那么，当时已届“魏之季世”(元顺死于建义元年，即公元528)了。

(3)书中述造白醪曲，提到“皇甫吏部家法”。所指可能是卒于太昌年(公元532)的皇甫玚。他曾任吏部郎，是贵戚(高阳王元雍的女婿)。果如此，则其时正面临分裂为东西魏局面或稍后。

(4)书中述种桑柘，其中自注有“杜葛乱后”一语。查杜洛周、葛荣先后起义于孝昌元年、二年(公元525—526)间，至永安初(公元528)，先后同年失败。这反映出：当著者写书至此，最早应在杜葛失败这一年以后而又时距不远。

(5)这里还得提出一个尤较具体的例证：书中述种谷法，曾引西兖州刺史刘仁之对著者说的话。原文是“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谓余言曰……”。从这一段话，进一步分析和推论：据《魏书．刘仁之传》：仁之“出除”西兖州刺史，系在出帝初(公元532)任著作郎兼中书令后。他任著作郎职，因“非其才”(不是他所长)，在职不会长，大概到出帝即位的第二年便改任西兖州刺史。他卒于西兖州任所，时在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卒后得到“卫大将军、吏部尚书、青州刺史、谥曰‘敬”’的赠典。这里，可以推知著者写在《齐民要术》里的这一段话的时日，当在刘仁之任职西兖州后至刘氏未卒前这一段时期。为什么说当在刘氏任职西兖州后呢?又为什么说当在刘氏未卒前呢?因为著者提到刘氏，还以“老成懿德”称他，且称“西兖州刺史”而不称“故西兖州刺史”，又不称“青州刺史”或其他追赠的官衔，可见当时刘还健在。

按照这些分析，可以说，写《齐民要术》时，大致应在永熙二年至武定二年，即公元533--544这十一年间。其上限可能稍前(可能性较小)，下限可能稍后(可能性较大)。如此推测，相信对本书著作期，“虽不中”，亦“不远”矣。

此外，对著者生卒年，不妨这样估计：本书初步着笔，有如上述，大致在永熙二年(公元533)前后。假定著者在这一年恰满六十岁，开始退休，归田写作，据此上溯，则其出生当在延兴三年(公元473)。青少年时，犹及见所谓“太和之风”——孝文帝变法革新的一系列作风。他卒年估计在东魏武定(公元543—550)年间，还很可能跨人北齐(公元551年以后)时代，年龄逾七十以上。当然，这只是假定，文献无征，无从肯定。

对本书的时限问题，这里只能大致作如是观。

二、本书的地域问题

书中取材，有如著者自述，是从“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等①见《魏书》本传。他死后孝庄帝敕令，还如此称他。多方面获得，尤其是著者从所生长的、或工作过、经行过的一些地方，向劳动人民调查总结而来。这些地方的风土物产和耕作栽培习惯，当然反映到本书方面，很有必要把它——地域问题，尽可能弄清楚一点。

(1)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著者生长的地方，也就是他的“里籍”问题。有人根据史书(《魏书》和《北史》)所载的、与他同时代的贾思伯、贾思同二人里籍，认为他也是“齐郡益都人”①。按：这尽管是推测，但说对了。为什么说它是“对了”呢?根据的论点是：A．据本书自注，贾思勰与刘仁之有交谊，年辈或稍晚于仁之；又据《魏书．刘仁之传》，仁之与冯元兴系深交；又据《魏书．冯元兴传》，元兴与贾思伯同时为肃宗(公元516—526年在位)的侍读或侍讲，彼此颇相得。从这些迹象中，可想见思勰与思伯是有关系的，且彼此同时、同姓、又同以“思”字命名，很可能是同族的兄弟辈，都是益都人。B．据《魏书．儒林传序》：“晋世杜预注《左氏(传)》，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宋文帝)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传受讲习者甚众”。齐郡的贾思伯、思同兄弟，就是以精研《杜氏春秋》名噪一时。今考思勰在本书自序和本文中，都引及《春秋传》和杜预注，当是渊源于家学。据此，可推知著者与思伯、思同的里籍，同是“齐地”。C．著者自注引刘仁之的话，当是仁之在西兖州任内所说。其时，著者正家居“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写书以“晓示家童”。当时，家住益都的他，或路经邻境西兖州，或任职西兖州的刘仁之就近过访贾家，两者都有可能，因而彼此得以相晤，且因贾氏正着笔写农书而连类谈及“区田”事。西兖州在今定陶一带，这也足作为著者是山东人的佐证。D．著者在本书所援引的例证，很少引用别地的，而往往举山东的为说，如：述营田，引齐地大亩一顷当小亩三十五亩为例；述犁，引济州以西习用长辕犁为例，又引齐人蔚犁为例；述蒜的风土，引山东谷子为例；述椒的品种，引“青州有蜀椒种……分布栽移，略遍州境”为例；述枣的品种，引“青州有乐氏枣……父老相传云：乐毅破齐时从燕赍来所种”为例，又引“齐郡西安、广饶二县所有名枣”为例；述作麦貌法，引“齐人喜当风飏去黄衣”为例。其例相当多，是亦可证著者为山东人。E。本书有专篇述种桑柘和养蚕法，是现存较系统地述及这方面作业的最古文献。查古代的桑蚕特别是柘蚕，以山东为较着、较盛、且较早，这也是旁证之一。F．葛佑之在绍兴十四年(u44)为此书作“后序”，称：“《齐民要术》旧多行于东州”。其故可能因著者是东州即山东境人，垂老回乡著述，所以其书也多行于其地。这也是旁证之一。至此，对著者的
里籍问题，包括他出生的、长大的和告休后家居的所在地，不妨肯定说：就在今山东省益都县。

(2)其次要弄清楚的是著者工作过的地方问题。如所周知，他任过“太守”，是无疑的。但任哪一郡太守?却有不同说法：一说是高阳太守，《直斋书录解题》和本书最初刻本(崇文院版)以次各种版本题署，均如是作；一说是高平太守，《四库总目提要》如是作，(袁昶为本书渐西村舍刻本作序，称著者为“贾高平”，近代编印的《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称著者“官高平太守”，都沿此说)；一说是襄阳太守，《郑堂读书记》如是作。今按：三说中，“高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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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守”、“襄阳太守”两说都属后起，又未说明所据，不足凭。可能是缮写或刊刻偶误，以讹传讹所致。应该肯定是“高阳太守”。但查后魏行政区，有两个高阳郡：一属瀛州所领，在今河北省境；一属青州所领，在今山东省境(《魏书．地形志》)。著者所官，究属哪一个“高阳”?仍有不同意见。本文认为以前者、即瀛州领的为是。理由是：A．书中自述，曾亲历“井陉以东”地区。井陉属今河北省境，可能就是当著者赴任时从山西东北行所经。B．本书《白醪曲篇》提到“皇甫吏部”，很可能是皇甫玚(见上文)。此人为元雍的女婿。元雍受封高阳，封地在青州境还是在瀛州境?虽史无明文，但结合他当时为镇北(后迁“征北”)将军和都督冀、瀛等州诸军事的任务推测，则其封地当是瀛州高阳郡。其时元雍家属，可能部分居洛阳，部分居瀛州或其邻州。皇甫场也可能一度居其地(瀛州一带)，他作白醪曲的“家法”，如果是著者莅官高阳时就地查询所得的话，那就更有力地说明著者所官的高阳是瀛州境而非青州境。C．从本书述及“今自河以北……杜葛乱后……数州之内……”的话推测：当时杜洛周、葛荣的活动，正在这一高阳郡及其邻境，包括冀、定、沧、瀛、殷五州(《魏书．世宗纪》)。高阳在瀛州算是较大的郡(领县九)，大概杜、葛失败后，著者才来此任太守，所以有此反映。这一设想如属不错，则他到任时，最早应在永安元年(公元528)九月(继杜失败后，是月葛又失败。见《魏书》)以后，这可能是他仕途中最后一任官，大概三数年后便告老归田，从
事写作了。此外，他工作过的地方，当然不只河北高阳，其他还有不少，估计当时政治重心的洛阳、后魏发祥地的大同以至山西的某些地区，可能都工作过(似在山西任职较久)。但曾任何职?文献无证。

(3)其次要弄清楚的是著者经行过的地方问题。著者多年游宦，足迹所涉颇广。单从书中述及的看，除他生长和归田所在的益都和任太守所在的高阳外，其他地方，如：今河南境的朝歌(淇县)；陕西境的茂陵；山西境南部的壶关、上党，北部的代(大同及其附近)，中部的并(太原及其附近)，东部的辽(昔阳)；河北境的井陉、渔阳(密云)；以至山东境的西兖州(定陶及其附近)，济州(茌平及其附近)，青州(临淄及其附近)，齐郡(历城，当时青州所辖郡)。西安、广饶(并当时齐郡所辖县)等等，都可能或经行过或工作过。这些，只是书中偶尔提及的部分地方，此外，书中未提及的，当还不少，那就无可考了。又，本书两次提到吴地，似曾亲历。但其他向属南朝所辖，如果不是著者偶尔经过的话，可能就是与吴人交往而有所了解。——根据上面所述(包括著者生长、工作和经行过地区)，对本书的地域问题，略可窥见一斑。至此，可以总括一句：本书所反映的，主要是当时黄河中下游流域方面农业生产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