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北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初步探讨(一)
详细内容
内容摘要：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国学术界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而我们通过研究认为：早在北宋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本文首先通过对北宋商品经济开放性的探讨，尤其是对北宋时期金融现象的分析；其次，通过对王安石变法（本文仅涉及经济变法）的深入分析。得出了北宋一朝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结论。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具有两面性：王安石变法主观愿望在于维护封建统治，有阻碍新事物发展的作用，客观上则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因此，变法在维持了短短十五年后就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失去了客观推动力。最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北宋时的这一点“星星之火”没有形成燎原之势。
关键词：商品经济钱庄和交子王安石变法资本主义萌芽
引言
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我国学术界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在明朝中期，我认为这种提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根据我的理解：北宋时期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本文对北宋的经济和王安石经济变法为背景分析之后。得出了早在我国北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已初露端倪的结论。
一、北宋社会经济的大背景
资本主义制经济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封建制”经济也不见得天生就是一个封闭的经济，因此分析我国北宋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先以经济母体的开放性为基础。中国（某些特定的时候专指中原王朝）所谓的封建经济，其封建性并非专指经济的自给自足，不与外界交往或很少交往。“封建”二字本身所代表的是一种宗法制度，比起其经济意义来“宗法”、“政治”色彩更为强烈。
（一）北宋开放的商品经济背景
北宋资本主义萌芽孕育于封建经济的母体之中，经济的“开放性”是其得以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自两汉以来一直存在着密切的对外交往。特别是李唐一朝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开放的经济体。无论是陆上的丝绸之路，还是海上的对外贸易都有着前代所无法比拟的独到之处。赵宋王朝继承了大唐的优秀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的船队可进行大规模的远航；中国人从印度人手里购进香料，从吕宋人那里买入珠宝。自己则向外出口茶叶、丝绸、瓷器等。在国内：商品经济异常发达，全国十数个大城市商贾云集，最好的说明论证就要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
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小贩叫卖之状清晰可见，商贾议价之貌朗朗入目。在货币上，不仅金、银、铜、铁钱并用，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南宋时又出现了会子。
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这里的对外经济贸易是仅指北宋与辽、西夏两个区域性政权之间的经贸往来）。关于这个问题，根据我的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宋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榷场贸易。“榷”是商讨、商榷的意思(1)，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对“榷”字的解释为：榷，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也（2）。在古汉语中还有“专营、专卖”的意思（3）。三者相结合，我们可以把榷场理解为：经双方商榷后，用于商品专营、专卖的场所，其贸易自然称之为“榷场贸易”。事实上，早在五代时期，辽国就与中原进行榷场贸易。辽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就在当时的镇州、易州、雄州、霸州、沧州及静戎军、代州雁门寨等地设置榷场，一直时断时续的延续下来。景德二年（1005年）北宋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及广信军设置榷场并置场官管理。如此一来，雄州和霸州就成为辽国和北宋之间经贸往来的地方，双方之间互补短长，以至于“……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４）
但是榷场贸易受战争的影响，不能满足双方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规模不小的走私贸易。走私品主要有军马、铁器、胶漆等军用物资以及盐、茶等生活品。北宋面临的走私问题不仅出现在陆上，海上也有相当的规模。哲宗五年（1090年）“有客商王应升等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5）这正说明北宋对外贸易范围之广和力度之深。
第二、官方的朝贡贸易。朝贡贸易是各并列政权之间的又一种经济形式。两宋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朝贡贸易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每逢重大节日，双方政权都会互派使节、互赠礼物。这样的官方使节无异于一支支庞大的商队，相互之间进行经济往来，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西夏使节到北宋首府汴梁“卖甘草、苁蓉甚多，人数比常年亦倍”（6）。不但西夏如此，西域的回鹘、于阗、龟兹等国也如此，每年都遣使入贡。据史料记载“道路青谧，行旅如流”（7）。
第三、四朝金融特征“一国所铸，四朝共用”。北宋由于长期受到冗费、钱荒的影响，不断地增加铸币的数量，后来的交子也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单铸币一项年平均造200万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1943年的考证指出“有宋一朝仅官造铜钱就有2亿贯”（8）。造成烂发货币的原因就是宋朝的铜钱为少数民族政权所共用，即所谓的“一国所铸，四朝共用”。这也说明北宋经济的开放程度。
从种种迹象和充足的史料来看，北宋的经济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商品经济，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封闭经济，尽管它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导。它（指北宋开放的商品经济）使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具备了发展的根本基础。
（二）北宋的金融背景
北宋时期，金融体系上具备了资本主义的品格，集中表现为“钱庄”和“交子”的出现。
众所周知，人类的经济史首先是物与物的交换（文字出现之前的物物交换是非常零落的，这一点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本文不在涉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了金属铸币。北宋出现了纸币——交子，又叫成都交子（南宋的会子其职能跟交子大同小异）。交子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根源于唐朝的“飞钱”。宋真宗年间，张永镇蜀，患蜀人铁钱重，设质济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9〉。
最初的交子并不是货币，而是一种商用信用票据，其职能类似于今天银行开据的活期存折。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在商业活动中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也才具备了货币的品格〈10〉。
首先，交子的印发（无论是私交还是官交）起初都是以硬通货（金、银、铜、铁钱）为发行准备金的。随着交子性质的演变，到了北宋中、后期成了政府发行的公债，用以筹措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同时在钱庄内部，私人钱庄（据史料显示，最早的钱庄是私营而不是官营）通过发行纸币，蓄积了大量的贵金属，再把这些贵金属回炉铸成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些物品一部分供应宫廷御用，一部分用以市场交易，还有一部分则是向官员或官员之间相互行贿的贿品，成为国家、富人、官员敛财的一大手段。也体现出了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之后相应所需的保险福利、民法体系、汇兑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广大的小商人和农民破产的破产，背井离乡的背井离乡。由此而导致失业率急剧上升，贫富分化加剧，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扩张。更有甚者，由于政府每年要向少数民族政权交纳岁币，使得政府也乐于发行纸币，如此一来纸币的供给急剧增加，在当时又无从摊销铸币税，势必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其次，纸币的信贷没有一个健全可行的利率制度为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也无规可循。在私交时期，交子的印发是由成都交子铺发行。交子铺有时不免挪用客商们的存款用以急用，甚至用来“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宅”〈11〉，他们逐渐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影响交子的信誉，动用的分额不超过一定的比例，他们就可高枕无忧，这样当代商业银行的秘密就全部暴露在他们面前。交子铺自然乐意如此低成本敛财。结果纸币横行，物价飞涨，物价的飞涨又带来纸币的滥发，最终无非是纸币贬值引起通货膨胀。后来政府将交子的印发权收归国有，称为官交。无独有偶，政府也乐意滥发纸币用于回笼贵金属、交纳岁币和供宫廷御用。最后也将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纸币贬值——通货膨胀——货币供给增加”的恶性循环。北宋时期纸币贬值很严重，长期以来不断增加纸币供给，往往使金融市场不能切入均衡。特别是徽宗朝用兵西北，开支激增，滥发纸币，以助军费，迎来了纸币贬值的第一个高峰期。先是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成倍地扩大纸币发行量；大观元年（1107年）改交子为钱引时，又“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史称“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这时的交子已不存在准备金，成为国家敛财与民争利而无实质内涵的“纸钞”。结果导致“至引一缗，当数十钱”〈12〉，贬值现象异常严重，况且交子的流通是有时间限制的。所谓的“三年一换”并非是时间一到就可用交子兑换金银，事实上是用旧交换新交，加之体制不完善，人民更为困苦，结果人民诉讼不断。据《宋史·食货志下三》记载：“……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13〉。敛财兼并之风日趋严重。
总之，北宋物价的飞涨，有利于货币集中于少数大商贾、大官僚手中，进而使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可能。在以封建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中，高的通货膨胀率不一定引起低失业率的同时产生，封建经济下的失业率主要是通过大官僚、大商贾的兼并而导致的。大官僚、大商贾应用手中的特权兼并土地，排斥小手工业者。所以，北宋经济在承受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又要承受高失业率。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提供了必须的货币，又提供了必须的劳动力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