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中世都市史研究的进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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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对战前以皇国史观及政治史为中心的官方派学术研究进行批评的态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战后日本中世史研究，从民众史研究以及社会构造史研究这一领域开展起来。然而，当初，其研究对象仅仅被限制在农村史的研究上。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下述两个理由：(1)当时的日本，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2)导致以平安京为象征，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国家走向崩溃，集聚在镰仓幕府周围的武士们多半出生于农村社会。
在战后复兴的过程中，在日本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人口的集中不断加速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中世都市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通过丰田武、原田伴彦等学者所进行的全方位的研究得到证实，以14—15世纪为中心，在日本全国已经有众多的城市存在了(丰田，1983；原田，1984)。

自由都市论的兴衰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世都市研究开始被认为和自由都市论是相同的学说。自由都市论中一共有三个观点：(1)承认日本中世时期存在自由都市的肯定论；(2)虽然承认日本中世时期存在自由都市，却认为其中有着相当局限的限定论；(3)认为日本中世时期不曾存在自由都市的否定论(作为研究史进行整理所得出的结论，参见佐佐木，1994；胁田，1981)。
战后，由于日本的民主化运动一直处在一个摸索过程中，因而，在本国以往的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过可以成为今后的样板的民主性的场?——从事都市史研究的学者们抱着这样一种迫切的问题意识开始了对自由都市的寻找。因此，他们努力探究在中世的自由都市里是否能发现西欧市民自治的源泉，同样的状况在日本的中世是否存在过——这样，便陷入了一种“寻找相似物”的局面。然而，如此把评价标准进行固定化、封闭化，必然导致自由都市史的研究走向停滞。
笔者在思考自由都市论的第一个问题点时，就把其对象限定于京都、界、博多等中世后期(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14世纪中叶——16世纪末)的大城市。其原因在于有关这些城市的文献史料多半都被保存下来了，可结果却终究未能因此描绘出中世都市的整体面貌。因为舍弃了镰仓等市场町、城下町等其他类型的都市，只把自由都市作为中世都市的代表，所以无法对自由都市进行相对化评价，也就无法鲜明地勾勒出其特色了。
自由都市论的第二个问题点，在于都市自治的标准的固定性与统一性这一点上。持肯定论立场的人，主要是对西欧的中世自由都市进行观念性的理解，因而武断地下结论，认为因权力而进行的统治与都市市民在政治上的成长是相互对立的。而另一方面，持限定论或否定论立场的人，又只注重町民同权力相结合这一面，强调自治的局限性。但实际上，对于权力与领主、城市居民与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应该把它们作为一个具有更为复杂的性质的考察对象来进行分析。
在自由都市论中，笔者认为，城市居民或是因为夺取了权力和领主的统治权，或是由于当权者让出了统治权才获得了自治权的。然而，都市居民的这种地缘性共同体的自律性并没有使其立刻走向自治。共同体的自律性，其本质在于成员们彼此相互进行保护与管制。可以想见，在特定的局面下，这种自律性与权利的统治很有可能曾发生过矛盾。但是，在日本中世，都市共同体无论怎样扩大其规模，都不曾达到掀起排斥领主权利的运动，从而取得整个都市领域自治权的程度。
另外，认为由于统一政权(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所统制的全国性政权)的出现(16世纪末)，权力与都市共同体才开始相关联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同时，认为统一政权依靠武力来压制城市居民，认为都市共同体堕落到一个仅仅是上情下达的机关这一观点也似乎很难成立．把战国时代的都市共同体的机能作为考察的前提，探讨在此基础上统一政权如何将其笼络进来——对于这个过程，有必要进行一下正确的分析。
自由都市论开始走向衰退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叶以后，关于中世都市的研究，理论性的成果并没有得到提高。除了个别对城市进行的实证性的研究以外，引起世间瞩目的，仅仅是松山宏对守护大名城下町所进行的全方位的研究分析(松山，1982)，以及胁田晴子的都市论(胁田，1981)和佐佐木银弥的乐市论(佐佐木，1994)。
城市的人口集中，引起了公害等深刻的城市问题，肩负着解决这些问题的厚望，在日本全国的主要城市里，产生了以左翼政党为中心的革新自治体。然而，在这个时期，这样一种政治性动向与中世都市史的研究却并没有必然地结合在一起。


网野都市论的冲击

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相继发表的网野善彦的都市论，从根本上推翻了迄今为止的中世都市史的定论，成为一个划时代的理论。
网野试图以“无缘”、“公界”和“乐”这三个词作为关键词来阐明中世都市的本质。网野着眼于作为与天皇有着密切关系的非农民居住者的活动场所而存在的城市，同时着重强调城市在身份和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境界领域”的性质。网野并没有和西欧自由都市进行比较，而是致力于阐明中世都市的日本特色，并高度评价了中世都市不同于现代的非合理性和神秘性特点(网野，1987；网野，1996)。
网野都市论乘着同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热潮，迅速地席卷了整个都市史研究领域。因而，也为都市镰仓的空间论(石井进，1989)以及从考古学、民俗学等角度来推进中世都市研究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换言之，即使是那些未必有丰富的文献史料留存下来的城市，只要能够确认“无缘”、“公界”等几项指标，那么，即可将其作为“具有都市性质的场所”而进行积极的认证。正因此，在日本全国，数字庞大的中世都市被不断地“发现”出来了。
关于网野都市论的社会背景，或许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1)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实现，欧美渐渐地不再是一个理想的基准了；(2)地方城市已然发达起来；(3)对“一边倒”式地什么都向东京集中的局面进行反省的倾向已开始萌芽。
根据笔者的理解，对于网野的都市研究，其实证性仍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同时，由于对都市的共同体进行了无限度的正面评价，因而带来了无视共同体所具有的封闭性等负面性质的结果。
网野将“无缘·公界·乐”的原理，置于原始以来的自由系谱之上。据记载，到了其生命力衰微、由于权力的力量自由开始被承认的中世后期，这一原理才第一次被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确，在战国时代(15世纪70年代至16世纪80年代)的许多城市都具备可称作“无缘·公界·乐”的特权，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像网野那样，把这个现象用“原始以来”一词来进行说明的话，那么，对战国时代所特有的城市居民的权利或者城市居民的运动及形成就无法作出评价了。
再者，作为网野论争议的继续，在向失去了“无缘·公界·乐”这一原理的近世社会(江户时代，17世纪初叶至19世纪后半期)所进行的过渡即被称为是民众丧失自由的过程，这属于“败北史观”。实际上，即使失去了中世式的自由，近世的民众重新获得的成果也绝对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