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政府的市场政策与管理（一）(一)
详细内容
清代政府是以皇帝为首，由朝廷中央各部大臣、官员组成，行使国家权力的一个执行机构。市场是买卖物品的地方，也是买主和卖主互相交易，决定物品价格和数量的过程。市场政策是政府对买卖双方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规定的行为准则。管理是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执行中央政府有关政策的过程。政策由中央政府提出，管理则是各级地方政府官员贯彻执行。应当说，清廷并没有如现代政府一样，提出若干十分明确的市场交易政策，但是在当时的商品流通中，中央政府确实下达了一些有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这类政策、法规通常反映在每项具体事务中，对同一事，上有政策，下有管理。只有透过这类具体事情，我们才可能了解清代政府提出的市场交易政策、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法律、法规的实际情况。
一 设置市场
1 农村集场
清代前期全国农村集场有一部分是前代沿续下来的，也有一些衰落的集场由地方政府恢复重建，还有一些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重新设置的。总之，这一时期的农村集场兴衰变化较大。安徽天长县龙兴集，“原有民舍兵废，鞠为茂草。知县郑仁宪辟除成肆，远近交易称便。” 1 这是官府恢复重建的集市。有由民间申请，经过地方政府审批设立的新集场。乾隆三十八年，四川巴县石砫山，原有大路一条，上达南川，下通长涪。彭正明在此开设腰店二间，“发卖杂货，十有余载”。 该地是“行人往来，路所必经”之处。“四乡通野，烟户繁稠，尽可设一场市，买卖便益。”一月二十日，“有艾增阳等一十四人”，在这里“起修铺房，兴场卖货，更名隆兴场”。 他们“奔赴宪辕”，请示知县，“赏准给示”。县政府批示：“场市例不许轻设，如果该处为乡民贸易之要地，自应该约地方人等公同报勘”。于是，彭正明及“乡保地邻蔡必章、陈必高、汤如常等”人，一同申请“祈恩赏准”。2 河南长葛县有四个小集市。康熙时又“新起三小集。其一起于康熙二十三年知县李元让时；其一起于二十六年知县何鼎时，皆所以惠民利商，而从邑人之请也。”3
一般来说，民间申请建立市场，地方政府核查实情，给予批准。但有时也发生另外的情况。嘉庆七年，广东南海县九江丝墟，“因朱朝禄、陈抡书等互控”，政府将“朱、陈二姓所设开边、埋边两墟封禁”。4 也就是说，当民间为了设立集场发生争执时，地方政府会以牺牲集场设置来平息矛盾。还有由于政治原因，政府封禁的集场。广西镇安府奉议州渠蓬墟，“此地逼近交址，恐生边衅，久已禁止，不许趁墟。”5
与官方批准设置集、墟、场市场的同时，民间也集资自行设立。有一人、一姓独设的。广东四会县牛皮墟，乾隆四年由“邑人龙彬业创设”。6 道光年间，揭阳永兴市，由“桐坑乡林姓辟建”。京溪园墟，由“长滩乡陈姓辟建”。下乡市由“林姓乡人建”。7 琼山县咸谅市，“乾隆间贡生王宏仁捐地设。”有民众集资设立。琼山县培龙市，“道光十八年，郡绅倡捐，买铺二间毁拆，将地并城壕隙地建置。”永都市，“乾隆初年由永都西堡十七村居民，购地创建。”会文新市，“道光七年坡口屯、徐家屯、圣鹿都公建”。8 也有一族人同共设置。9 总之“由豪民设置；或由一村协力设置；或由多数乡村共同设置”。10
农村集市、场墟的设立，是一种民间群体的自由经济行为，另一方面也是自下而上的一种社会行动。先有民众需求，后由地方政府设立；或由民间自行设置，官府认可，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中。
2 市镇
清代前期的市镇有一些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在集场墟的基础上新发展起来的。因此随着人口和民居的增加，市镇（军事型市镇除外）中的商业街市或在街道两旁，或夹河为市，是在集场墟原址上的延长。当然也有民间自行设立的，如江苏嘉定县的方泰镇“康熙间，陈、严两姓创市”。11
与农村集场一样，市镇不是一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所不同的是其由所在府、州、县级政府官员进行设置与管理。先由地方政府提出申请，经中央政府批准，派驻机构与官员，设立市镇，并进行管理。常见的机构是巡检司署，还有府同知（简称同知）、府通判（简称通判）、州同知（简称州同）、州通判（简称州判）、县丞、县主簿等衙署。派驻的方式，有的是将原有的机构改变设置地点，即文献中称：“改驻”、“移驻”。乾隆年间，山西“祁县向设有龙舟峪巡检”，“查该处并非隘口，又无市集。惟县属子洪镇，在县南适中之地，人烟凑集，路当豫楚孔道，崇山叠嶂，宵小易于窃发，”政府将龙舟峪巡检改驻子洪镇。12 四川“蓬溪之蓬莱镇，离城一百三十余里，烟户鳞集，多系外省客寓。”政府将县丞移驻该镇。有的是添设新机构。陕西商州龙驹寨“为东南各省商旅经由之河路，设有税局。”13 乾隆年间，添“设州同以稽察之。”14 也有的是改变原来派驻机构的级别，以适应市镇的发展。“江西临江府属之樟树镇，距府城三十里，及江浙楚粤水陆四达之区，为天下药材聚集之所，居民辐辏，商贾云集。”“江西景德镇系烧造磁器之区；吴城镇系广货聚集之所。”樟树镇原有都司、巡检各一员，但都司是武职，只有巡缉之责，不能干预民事。巡检的级别较低，一些事物不能处理，政府改派通判。在景德、吴城镇各移驻同知。十三年后，又在樟树镇增加经历一员，为通判首领随从巡防。15 广西柳州府怀远县“古宜甲地方，烟户繁多，商贩聚集，为黔楚两省通津。”该地“共一街九村，多系湖广、广东、江西、河南客民开铺生理。”原来此地设有汛兵，但“不足以资弹压”，政府将主簿移驻该地。16 湖北荆门州新城司巡检，“设自前明，从前【新城】铺户稠密，商贩聚集，是以驻员弹压。迨后一切贸贩悉移于附近十里之沙洋地方，新城日渐零落，已无需专员巡察。”“巡检实为闲冗”，总督奏请“以之移驻京山县之宋河镇，令其于附近各处巡查稽缉，洵属有裨。”17
从大量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到对许多明代在各地市镇派驻的行政机构，清政府或仍因之；或迁移改设；或废除不派；或新添的事实。陕西洛南县三要镇，“南通武关，东接卢氏，北望阌、灵，皆有便路。”“明成化七年置巡检司，今因之。”18 洵阳县两河关镇，明代设巡检司署，清代该镇市廛不满百家，裁去巡检。19 四川汉州三水关明代设有巡检司，到清代废除。20 江油县中坝场“水陆通衢，商贾辐辏，为江油门户”，雍正七年派驻巡检司署。21 广西临桂县苏桥墟巡检司署，是由芦田市移驻的；六塘墟原有巡检司署，乾隆三十一年裁革，将全州州判改驻六塘墟。22 广东南海县有五斗口巡检司署，明代“移治佛山镇。国朝雍正十一年新设佛山同知弹压，乃迁巡检司署于本淋都平洲堡。”平洲堡“烟户繁庶，港汊多歧，与顺德接壤，为匪类出没要区。”23 潮州府揭阳县湖口巡检司署，“旧在霖田都湖口村，”后来曾有迁移。到乾隆二十六年移至棉湖寨。棉湖寨有市，是“人烟稠密，百货聚积之所。”24
政府是否对市镇派驻机构，关键视市镇经济繁荣程度而定。巡抚在奏请新设，移设，改变机构等级的奏折中，都说明了设置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各地市镇经济的发展，外来人口增加，打架斗殴，层出不穷；流动商人增加，在交易中，坑、蒙、拐、骗，牙行拖欠商款等经济纠纷时起；富商增多，偷盗抢劫钱物，层见叠出，诸如此类的诉讼案件大量增加，混乱的社会治安需要治理。为了稳定各地的社会治安；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也为了商品交易有序而正常地进行，故政府派驻机构和官员，对市镇及周围地区进行管理。此外，还有交通因素。湖北云梦县兴安镇，“旧有巡检司，以河淤废。”25 这些机构官员的品秩及责任参阅有关文章。26
就清代前期全国市镇的总体情况来说，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市镇并不占多数，大凡商业兴盛，商贾辐辏，居民众多的市镇，才派驻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有些地方虽然名称不叫市镇，但政府派驻了机构和官员，也应当是市镇。这类事例很多，如广西泗城府西林县“潞城地方尤为滇黔入粤要道，商贾往来，土苗丛集”，设有巡检署。浔州府穆乐墟“系附近居民交易要地，”也设有巡检署。山东登州府姜山集“民居众多，为登属商旅通衢，”设有县丞署。27 湖南靖州会同县“洪江集市系州属之总岸”，“上通滇黔粤蜀，下达荆扬，舟楫往来，商贾辐辏，百物共集，洵边邑之货薮四达之通衢也。”康熙年间，将若江镇巡检司移此。在县志中称其为镇。28 贵州独山州“龙场为诸场市之冠，每场萃四方万余人，三日乃已。食货估客如云。州牧守备各率其属临场宣讲圣谕，一以开示军民，一以坐镇喧嚣。其附近各场，如：三脚则设州丞，鸡场、下司、三棒、巴开各场设营汛，暨各土司场市，均资弹压。”29 广东连州星子墟“州判驻此。”30 这些没有市镇名称，而派驻机构和官员的地方，可能都是从市、集、场、墟上升的新市镇。
也有一些驿站，政府命“驿丞兼巡检职衔”；或者反之，令巡检、县丞等兼管驿务，所以，这类驿铺实际上属于市镇。如：直隶沧州砖河驿，通州和合驿，河南汤阴宜沟驿，渑池硖石驿等。福建“邵武县丞驻拿口，兼管驿务”。31 一些驿站的驿丞，虽然没有兼巡检职衔，但驿站驻地也是商品交易之区，这类地方实际上也是市镇；或者驿铺驻地本来就是市镇，如：河南确山县的驻马店、竹沟镇等处就是如此。32 湖南沅州府麻阳县，岩门市“旧当营哨之冲，故设巡检司于此。近时又增置站马、扛夫、邸舍，市廛亦渐次繁盛。”滥泥市“居茅坪桑林之间，为境中要道。近亦置站夫马，如岩门之数，而旅店村沽食用之物，稍便往来，及近乡贸易。”33 岩门市、滥泥市都是市镇。
市镇一般具有两个要素：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两个条件齐备者，大概是较大的市镇，只有第一个条件者，大概是中、小市镇。不过，在一些地区，中、小市镇与集场墟还存在一些难以区分之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 城市市场
城市包括县、州、府、省城和京城，因为它们都是各级政府机构的所在地，完全由政府部门设置、规划，并具体执行，所以城市市场也与城市设置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说，大部分城市或从宋代，或元代，或明代，甚至更早的朝代沿续下来，其内部市场，或称商业街的设置，并非是清代前期政府设置的，大部分商业街都是在原址上继续发展的。如京城的正阳门大街，在明代是由棋盘街和前门外大街组成的朝前市，当时有中等以上店铺达1000户左右。西大市（即西四市场），是在元代羊角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鼓楼大街也是元代钟鼓楼市的原址。此外，崇文门外大街、菜市口、地安门外大街、东四、东单、北新桥、新街口、西单等商业街，米市、灯市、马市、羊市、果子市等各类集贸市场，以及城隍等庙会也都如此。34 再如河南省城开封的鼓楼大街、马道街、大隅首等商业街，及相国寺、鹁鸽市等贸易市场亦是沿续前代的市场。35
不过，清代前期的一些城市市场也发生了变化，这与政府的政策有直接关系。较典型的事例是：清初京城旗人与汉民同城居住，“争端日起，劫杀抢夺。而满汉人等，彼此推诿，竟无已时”。政府认为“此实参居杂处之所致也。”因此制订了“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的政策。并按拆迁户的房间数量，发给拆迁费，规定在一年内迁完。36 政策实施后，南城居住人口增加，商铺增多，商业街比以前延深，内城商业中心区向外城发展，正阳门外成为商业繁华区。37 虽然这一政策不是直接针对市场设置的，但实施的结果造成了商业街市的变迁。这也说明城内市场往往较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在直隶的中小城市中，仍具有浓厚的政治或军事特色，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因而其集市的兴衰变迁往往受政治情况的更动所左右。”“康熙以前正定为直隶巡抚驻苑之地，城内贸易繁盛，逐日有集。自康熙初巡抚移至保定，集市之盛，迥异当年矣。清苑县城虽因巡抚迁至于此，集市贸易大为兴旺。”38
城市中的新市场也由政府官员设立。山西长治县城内原为五集轮转开放，知府李为栋乾隆六年到任，见“上党门地境空廓，令府厅吏役盖房开集，”增加了一个市场。39 康熙三十一年，陕西洋县知县邹溶廉“命于县治前左右立集”40。 同时，政府也根据民间需要，对原有市场进行改造、迁移、重建。湖南黔阳县城有一条河街。商人沿河列店，居民近水建茅屋。每年春夏，河水上涨淹没店屋。或遇火灾，商民店屋延烧殆尽。一些绅士倡议改街建市，在高处筑店屋，被批准。开始移街市时，商民怕迁徙，都犹豫不决。知县“委曲开陈利害，旋亦感悟，相率而就。”街市“顿改旧观。历年既久，商贾云集，货物辐辏，水害既避，火灾无闻。街以前屏山带河，动登临之兴，街以后倚城傍郭，怀安土之思，熙熙攘攘，商民称便。” 41 河南商水县的集市原来在城外，康熙五十二年，知县修映辰将市场“调入城中，令民各修屋舍，招商贸易。由是在城之穷民，各有生理，至今颇不寥落。”42 陕西洋县城内原有一个集市，在各街轮流开市。其中一市转迁到儒学前街，已经四十余年。康熙二十六年，知县谢景安到任，认为儒学前 “匪宜市侩喧门”，在这里开市，影响士子学习，有碍文风。于是将集市迁至四街轮转。三十一年，知县邹溶廉得知“奸侩斛斗秤尺任意低昂，且有探丸之徒出入市中，为民患。因命于县治前左右立集，以便稽察。” 43 可见，地方政府是根据各种实际情况，来决定市场设置地点的。
在城市的商业街上，设有各类商店。其中民间开设牙行、当铺需要申请，由政府批准设立。“贸易货物设立牙行，例给官帖使平准物价。”44 “各省民间开设典当，呈明地方官，转详布政使请帖，按年纳税，于奏销时汇奏报部。”45 除此之外的商铺，则由民间自由设立，政府不仅不加干涉，而且还建筑铺面房，租给商人，开设店铺，在新建城市尤其如此。新疆楚呼楚城、济木萨城、巴里坤、古城、奇台、乌什、阿克苏、赛里木、拜城等地都建有这类官建铺面房。46 东北“齐齐哈尔官房二十间，墨尔根官房二十间，皆康熙雍正间兵力捐建，商贩僦居称便。”47 不过有的行业会规对同行新设店铺加以限制。如四川重庆市的染房行业旧规：“必须隔离三十家外始准开铺。”48 还有的行会规定，开张店铺前要宴请同行，或演戏三天等。
明代后期，广大地区叠遭战乱，一些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即关厢市场已经完全被破坏。清代地方政府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恢复、重建了一些市场。河南灵宝县西关昔日市集繁盛的景象，仅留遗址。康熙年间，江繁知县“捐资解俸”，在这里重设集市。由于地处通晋省的孔道，很快就兴盛起来。“雍、冀二州之商贾，拥车牛而迈往者，莫不辐辏于此焉”。商民立石碑，表示对知县的谢意。49 获嘉县东关房屋成瓦铄，居民相继死亡，“市虚【墟】无人”。冯大奇知县“始招集业主，各令修复。力不能者，捐俸助之。无主者招人领之，悉免其徭役”。嗣后，居民稠密，商业兴盛，每日集市，熙熙攘攘，恢复了旧日面貌。50 广东阳春县河亭墟原来在县城西门外，后来同知郭某“开东门濠，用胡、杨二家地，乃移墟东门外。”51
随着交通的发达，城市关厢也成为商路的咽喉地带，安徽六安州“东门外关厢约二里许，省郡交会，行旅往来，货物流通。南门外关厢约二里许，英〔山〕、霍〔山〕二县通衢。西门外关厢约三里许，通西山诸乡镇大路。北门外关厢约二里许，陆通濠〔亳州〕梁〔开封〕，上达京师、山陕各省，水通正阳关，西抵朱仙镇，东抵淮安。凡豫省客货由水路溯淠而至龙津渡，即于北关登陆，赴孔城南入于江。两淮引盐亦由洪泽湖溯泗入淠至龙津。而桐城、舒城诸邑皆于此运销焉。豫章、东粤客货，由孔城登陆而至北关，即于龙津渡过载，顺流以往正阳，故北关尤为要途。此四关者俱有街巷栅栏，作城池外卫。”52 这种情况并非少数，因为清代前期的驿路由京师直通各省城，各省城又有驿路，或驿路支线达各府城，从各府城也有铺路、或驿路支线到各州、县城，而且还有数不清的小路，都可以把各地的商贾带到城市。尽管初建这些城市的时候，也许不在交通线上，但到了清代，城市所在地或是水路，或是陆路，已经可以四通八达了。清代前期也有少量城市迁移，移动的原因也许有多种多样，但这类新建城市，一般都在交通要道上。陕西留坝厅新建厅城的商业街市在城外关厢，与栈道相通，交通方便。“城之内太平山居其半，文武官廨居其半，兵房又居其半，卒鲜隙地以处民，故商旅皆居南城外焉。”53 在这些地方，民间自然形成了市场。乾隆时期，甘肃安西镇城外“原来没有关厢，西南北三门亦无民居、客铺。惟东门外尚有客民自盖房屋，在口内拨运货物，开设铺面，现有一百数十余家，大街南北店房铺面大小不等，共计九百余间。” 原文虽然没有说明政府设置市场，但记载政府添筑护墙，对东门外的商业街市进行“防范保护”。 54 “云南省城南关外，新城铺、三市街、教场坝等处地方，虽系附郭，但路达三迤，绵亘十有余里，商贾辐辏，烟户稠密，错处五方。且铜局、盐仓，以及江广等省客民会馆，咸聚于此，贩夫脚户，暮至早行者，难以数计，奸匪最易溷迹其中”。于是政府将云南府通判移驻南关。55 这种派驻机构和官员的情况，与市镇设置相同。总之，无论是城市市场，还是市镇、农村集场的设置，政府在其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