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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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晋书》；《苻坚载记》；虚构；神话；淝水之战；后现代
【内容提要】美国史学家迈克尔·罗杰斯在《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中，运用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对《晋书》中的《苻坚载记》进行了系统的解构。指出其叙述的并非前秦的真实历史，而是运用了神话、想像与虚构的手法，折射了唐太宗时期的历史与隋炀帝时期的历史；进而否定淝水之战为真实的历史，把它看成是初唐史家们用事实与想像混合而编成的一个虚构的故事。本文在介绍罗杰斯论史方法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了质疑与批评，指出其论史方法虽新颖，但其结论却是荒诞不经的。
公元383年，东晋谢玄率八万军队在淝水击败前秦苻坚近百万大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东晋以少胜多，不仅使江山得以稳固，而且这场战争被后世史家视为决定中华文明能否生存和延续的关键性战役[1](P530)。然而，美国史学家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C.Rogers)对这场重要的战役表示了怀疑，认为它不过是《晋书》编纂者们的杜撰。他在为《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A Case of Exemplar History)[2]所写的长篇序言中，运用十分娴熟的后现代的视角和方法，对于《晋书·苻坚载记》的史料、论史方法、史家的动机，前秦历史中的人物如苻生、苻坚等在隋唐历史中的原型，淝水之战的塑造及其动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对此，陈世襄（Shi-Hsiang Chen，音译）在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予以褒扬，指出：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可能就越有传奇性。一旦传奇故事得以确立，真实发生的故事就不再为人所注意，传奇就成了真实的历史，它超越了事实，成为历史事件，成了史学史上的历史。而我们理解历史，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只能凭借书写的历史(written history)，正是这种书写历史左右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影响着我们的历史看法。因此，透视这种历史书写的活动，考察史书的成书过程及其相关的背景，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相当重要，而《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正是这样—个范例[2](P4)。
作为美国加州大学的东亚史教授，罗杰斯的主要成就是对韩国史的研究，出版了数部韩国史著作。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晋书·苻坚载记》的研究与翻译。罗杰斯之所以选择《晋书》，是因为《晋书》在中国正史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首先，它是唯一有皇帝御撰篇章的正史；其次，它又为后世官修正史的运作方式树立了楷模；再次，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假如不是晋朝抵挡住了前秦的进攻，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同欧洲一样，进入一个完全野蛮化的“黑暗时代”。所以，选取《晋书》作为分析的对象就十分有意义。而以往对《晋书》的评价，只是指陈其记载了许多怪诞不经之事。但罗杰斯指出，《苻坚载记》是《晋书》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苻坚载记》所反映的并非苻坚本人及前秦的真实历史，“为了塑造正统性，神话和文学描写也成为基本的手段”[2](P5)；进而把《苻坚载记》视同“一个狡猾的狐狸”，非细细分析，不能得其真实。笔者认为，罗杰斯对《苻坚载记》分析之精彩令人赞叹，但其结论之荒谬又使人难以置信。因为他不仅对中国历史开了个大玩笑，而且对中国传统正史的纂修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唐太宗的模型与初唐历史的折射
罗杰斯的序言，在简单介绍了《晋书》的相关资料来源及前秦的建立与历史概况后，就全力分析《苻坚载记》的几个来源及模式。罗杰斯认为，《苻坚载记》中既有晋朝自编的陷阱，更有隋、唐两朝具体历史的折射，而这些与真正的前秦历史可能毫不相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唐太宗的模型与初唐历史的折射。
在对苻坚本人的叙述中，以及苻生与苻坚关系的论述中，罗杰斯认为这实际是初唐史家们对唐太宗的描述。在罗杰斯看来，尽管房玄龄等人是受命编修《晋书》的，可他们并非专职的史官，史学修养值得怀疑。由于他们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大臣，所以，是否撰述真实的历史并非他们所关心的，而借助修史劝谏却成为他们的用意所在。他们虽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但因为君臣的尊卑等级，即便是开明如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他们也并不可能畅所欲言。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去世后，朝臣之中就再也没有像魏征这样的直言敢谏之士了。对于唐太宗敢于批评之士日少，而唐太宗骄横之心日盛，《晋书》的纂修恰恰在此之后。所以，《晋书》的编撰者们“把苻坚塑造成为一个特殊的英雄，而且与唐太宗本人的形象有密切的关系”。在《晋书·苻坚载记》中，“他们把七世纪发生的事情精心灌注于前秦的载记之中”[2](P41)。而这种“灌注”，首先体现在苻坚之前苻生时期的历史之中。《苻坚载记》之前篇为《苻洪、苻健、苻生载记》，乃是苻坚兴起之前的前秦几代君主。苻洪是苻坚的祖父，前秦政权的奠基者。苻健和苻雄为苻洪的两个儿子。对于《苻洪、苻健载记》，罗杰斯着重讨论了一些谶纬和神话及其背后的含义；对《苻生载记》，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苻生是苻健的儿子、苻坚的堂兄，在位仅两年即被苻坚发动政变赶下了台，时年仅二十三。但在《晋书·苻生载记》中，却把苻生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
（苻生）临朝辄怒，惟行杀戮。动连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寝。纳奸佞之言，赏罚失中。左右或言陛下圣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斩之。或言陛下刑罚微过，曰：“汝谤我也。”亦斩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杀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剥牛羊驴马，活爓鸡豚鹅，三五十为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观之，以为嬉乐。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略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心危骇，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至于截胫、刳胎、拉胁、锯颈者动有千数[3](P2879)。
苻生在位不过两年，所干坏事却无数；凡天下暴君的罪行皆归诸苻生，虽桀、纣之残暴亦不过如此。难怪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慨叹“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
在极力诋毁苻生的同时，对苻坚则备加赞誉。《苻坚载记》中首先神化苻坚的出生，说他出生时“有神光自天烛其庭”，其祖父“洪奇而爱之”。与其兄苻法发动政变、弑苻生以后，苻法为帝，但苻坚又弑其兄苻法而自立。编撰者叙述这件事时，却抬出其母亲：“初，坚母以法长而贤，又得众心，惧终为变，至此，遣杀之。坚性仁友，与法诀于东堂，恸哭呕血，赠以本官。”[3](P2885)这似乎显示苻坚极为“仁友”，但是极不合情理，因为苻法下台时如果苻坚真的“仁友”，为何非得置之于死地呢？随后，极力称颂苻坚政治清明，“于是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3](P2885)，与苻生的暴君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罗杰斯认为：诋毁苻生，并非仅仅是树立一个简单的暴君典型，而是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反讽意味。真正的历史只是片断的，因为“苻生的名字，在唐朝以前，一直是被谴责的对象”，所以房玄龄等在修《晋书》的时候就借机嵌入他们的虚构。而称颂苻坚，也是有史家们的政治目的的。在罗杰斯看来，房玄龄们是把苻生等同于李建成和李元吉，而把苻坚比附李世民。因为苻坚取代苻生的政变，如同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苻生与苻坚的关系，和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关系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史书记载，苻坚曾经毁国史，唐太宗也曾改写历史，由于唐太宗称帝后对史书的改写，使得唐初的历史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在罗杰斯看来，《苻坚载记》丑化苻生、神化苻坚，实际上是唐太宗丑化李建成、李元吉而神化自己的一种现实的折射：唐初的历史在唐太宗继位后，几乎全部改写，而苻坚亦曾改写历史。《苻坚载记》曰：“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按：公元381年），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3](P2904)史官被杀，史书亦被改写，苻生残暴形象岂不是苻坚故意塑造出来的？而唐太宗对于“玄武门之变”中弑兄灭弟、逼父退位等一系列行为也十分忌讳，所以对于史官之记载也极其留心，从而大改史书。对于起居注“善恶毕书”的原则，唐太宗是有所忌讳的。无论如何，玄武门之变总是唐太宗一块心病，所以他要想方设法看看实录。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向房玄龄索看《高祖、太宗实录》，当看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语多微文”时，就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4](P223-224)起居注和实录，君主原本是不能看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唐太宗竟然打破了这条戒律，私自向大臣们索看实录；并且对于史臣们的记载非常不满，指令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史臣无法直书其事。唐太宗索看唐高祖、唐太宗实录的事情，发生在《晋书》编修六年前，是唐太宗直接对房玄龄说的；对于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则将其视为周公诛管、蔡，史臣们就只能以此原则来叙述，历史的真相就此湮没，以后的《新唐书》、《旧唐书》就如此载录玄武门之变。一场原本是李世民兄弟间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因为李世民本人的干预及其继位后当然的正统性，真相就此模糊了。李世民摇身一变，也就成为正义的化身了。唐太宗破坏了官修制度中的史官保护制度，“是则由追求实证定论历史的正史意义，已隐然偏向钦定历史的方向发展”[5](P491)。但由于魏晋以来史学中强烈的“以史制君”的传统，使得实录和《晋书》的编撰者们（实际上是房玄龄他们数人）对这种转变强烈不满，于是就只得采用曲笔来叙述历史（注：对于魏晋以来史学中“以史制君”的传统，雷家骥有详尽的论述，参见《中古史学观念史》[5]第七、八章。）。
在罗杰斯看来，公元643年，房玄龄呈上实录，唐高祖实录被全部改写；此事发生不久，唐太宗又任命房玄龄等人编修《晋书》，因为唐太宗的做法与苻坚的做法类似，而作为朝臣的房玄龄等人又不敢违背唐太宗的命令，于是，只得借修《晋书》的时机来实施他们的计划。所以，把苻生写得尤其残暴，而把苻坚又写得几同圣人。实际上，这并非苻坚的真实面目，而是对唐朝现实的一种反讽。罗杰斯认为，房玄龄等这样做，其实是一箭双雕的：“他既发泄了对皇帝的不满与怨气，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作为史家的失败，因为作为史家有种信念，即档案的真实应是神圣不可违背的。同时，他设下了一系列符号，以暗示后人应该对唐太宗时期的官修史书及英雄人物采取怀疑的态度。”[2](P44)
以这种分析为基础，罗杰斯进而又把苻坚的重臣汉人王猛视为唐初士人的代表；王猛与前秦诸豪族的斗争视为唐初士人对当时世袭家族的一种挑战。苻坚倚重王猛之际，遭到其部族贵族的反对，苻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强化王猛的权力。在罗杰斯看来，这些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因为唐初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是唐初士人与世族间矛盾的一种反映，“《载记》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前秦的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能随意猜测。他所告诉我们的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唐初）所看到的一些类似的问题”[2](P45)。而在公元380年，苻坚颁赐了一系列领地，把他家族的成员及亲戚安排到帝国内最重要的市镇中去，作为他南下攻打东晋前准备的一部分。罗杰斯以为，这实际上是唐朝在公元637年唐太宗给家族二十一位成员赐以封地的历史的反映，所以这也是唐朝初年历史的一个事例。因此，在罗杰斯看来，对初唐历史的折射，成为《苻坚载记》的真实意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