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手工业前后期生产重心变化及不同结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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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次年改国号大业。炀帝即位之初，正值文帝开创的“户口益多，府库盈羡”的繁荣局面。但是，炀帝一改文帝时设轻税之法，宫廷节俭，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传统，将全国纳入战时经济的轨道，不再以发展攸关国计民生的纺织业为要务，而以从事宫殿建筑、幸游造船业和军事手工业为主要内容，使手工业呈畸形发展的格局，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惨遭破坏。

（一）隋炀帝对手工业机构和政策的调整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这是史书对他的总体评价，其中在手工业方面的调整力度尤其大。大业时从太府寺中分出少府监，统属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来还将司织、司染合并为织染署，并罢废铠甲、弓弩二署。铠甲、弓弩二署从少府监中分出，使得当时的军事手工业自成一独立系统。因此，炀帝时基本上确立了以后手工业机构中少府、将作、军器三监鼎足而立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格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军事手工业机构虽然已从少府监中分出，但由于隋炀帝时军事手工业的地位非常高，在一定时期内不仅有合二为一乃至有以军事手工业取代少府监的趋势，如炀帝“将事四夷，大造兵器”，下敕由云定兴“节度”少府监控制的工匠，少府监控制的相当一部分工匠主要从事“兵器”生产。

为了保证官府手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的质量，这里的生产比较正规，工匠生产时必须严格按照成式。炀帝追尚奢靡，曾经令“巧思绝人”的黄亘、黄兖兄弟在少府、将作监值班，“于时改创多务”，黄氏兄弟“每参典其事”。凡是要生产一种新产品，少府少卿何稠都要“先令亘、兖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正是官府通过严格的“立样”制来提高官府手工业的产品质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隋炀帝时生产规模之巨大。

在隋炀帝时，已经很难看到强调轻税之法和对百姓减免赋税徭役的记载，政府一改保护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的基本国策，一味发展宫殿建筑、幸游造船业、军事手工业等消费性或奢侈性手工业生产，使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纺织手工业大为萎缩。

（二）不顾国力民力的宫殿建筑

洛阳是隋代控制东部的重要据点，其政治地位仅次于京师大兴（后改为长安），称东都。大业元年（605年）三月，登基伊始的炀帝便下诏由当朝重臣杨素、杨达、宇文恺等负责东都营建，其中以宰相杨素为营作大监，作为东都营建的总负责人。早在平定江左陈朝时，杨广就非常注意这里的宫殿及其他著名建筑，“以就规摹”。据记载，东都城建“曾雉逾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倚，移岑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长城御河，不计于人力”。明显地具有南北建筑合璧的风格。当时仅营建东都一项工程，每月役丁就多达200万人次。按此工程历时11个月计，其用工当不少于2，000万人次。将作大匠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由他亲自主持设计的东都“制度穷极壮丽”。宇文恺因此而进一步得宠，一跃升为工部尚书。

隋炀帝还在皂涧营建规模宏大的显仁宫，其“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竣工后，还令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仁寿宫是隋文帝时新建的一项大型工程，炀帝时又对该工程做了工程量浩大的修缮扩充。扩充工程“颓山堙谷，丁匠死者太半”。可见，仁寿宫的扩充工程绝不亚于原工程。

不仅如此，炀帝还到处营建“离宫”，据不完全统计，炀帝时仅京师至江都一线，就有40余处行宫。

隋代宫廷建筑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系东方艺术的杰出代表。隋代宫廷建筑包括雕塑、绘画、造型、装饰、土木等多种艺术，使东西二京不仅对国内新建或改建地方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以宫殿建筑为代表的隋代城建手工业，在炀帝时“不计于人力”，“指期于百姓”，这远远超出了个体小生产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工匠的承受能力，终于造成“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的严重后果。

（三）幸游刺激下的豪华造船业

隋炀帝在位期间，曾经多次幸游江都及其他地区，这其中虽然有政治、军事方面的目的在内，但是极尽奢靡、游玩享乐是其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有的学者分析指出隋炀帝有一种幸游江南之情结，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围绕隋炀帝的幸游，豪华造船在当时得到了超常发展。

隋炀帝幸游江都时制造了数以千计的豪华船只，其中见于记载者就包括龙舟凤□（左舟右榻去木）、黄龙赤舰、楼船篾舫、翔螭、浮景、朱鸟、苍螭、白虎等大型船只。龙舟是专门为炀帝设计的，制造精美，装饰考究，功能齐全，规模巨大。龙舟身长200尺，高45尺，宽50尺；船身分为4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堂、西堂等，中间两层有房120间，底层供宦官等工作服务人员居住。翔螭专用于皇后乘坐，浮景则提供妃子专用。文武百官五品以上者乘坐船只，九品以上六品以下者则乘蔑船。炀帝幸游时，浩浩荡荡的数千艘船只“舳舻相接，二百余里”。这些船只均“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后来杨玄感发动叛乱后，“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虽然这时隋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但是一心只想南下幸游江都的炀帝，依然我行我素，“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船，制度仍大于旧者”。

隋炀帝每幸游一地，都要求地方官吏供应各种费用，凡贡献食物和物品丰盛者，立即加封官爵，至于供给匮乏者，则“谴至死”。炀帝幸游无疑成了沿途不可忍受的苛政。不仅如此，隋炀帝每次幸游时，还不遗余力地盛修仪仗。如大业二年（606年）幸游江都前，“课州县送羽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左耳右毛）者，皆责焉。征发仓促，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
由此可见，造船业尤其皇室豪华造船成为隋炀帝时期一个特殊的手工业部门，专供皇帝幸游的船只规模之大，制造之精美，在历史上实属少见，在也在地下考古中得到了验证。但是，炀帝时发展造船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皇帝的幸游，这是以民间造船业的萎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以牺牲个体小生产农业及其家庭副业手工业、个体手工业经济为沉重代价的。大业元年（605年），曾经“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者及杂船数万艘。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被破坏殆尽。

（三）具有特殊地位的军事手工业

隋炀帝时期穷兵黩武，多次发动民族战争及镇压国内反抗起义的军事行动，军事手工业在整个手工业经济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有将全国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轨道的趋势。

武器精良，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之一。盛行于手工业管理机构少府监内的“立样”制，在隋代军事手工业生产中被严格遵循。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为了做好攻打高丽的准备，“复点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滥恶则使人便斩”。官府要求所制造的武器必须精良、新颖和耐用，否则要处罚有关责任人。史称“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一开始就对军事手工业非常重视。实际上早在炀帝为太子时，因“技艺”而在东宫的阎玭，“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炀帝即位后，“以玭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事”。阎玭在主持军器手工业生产时，对武器的质量要求及对手工业生产者的处罚之严厉，均在想象之中。

隋炀帝即位之初，便积极做攻打高丽的准备，在生产军用船只时，工匠“苦其捶楚”，官员监造时不顾工匠的死活，强行工匠“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尤其是“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后，民间个体手工业生产者基本上成为政府武器生产的承担者。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船运黎阳和洛阳诸官仓米至涿郡，以做攻打高丽的准备。同时，“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这显然是由数十万人组成的大型武器运输队，仅这次运送“资储器械巨万计”。当大业九年（613年）六月因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黎阳，炀帝不得不撤军，撤军时仍然是“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按堵不动，皆弃之而去”。隋炀帝时武器和械具数量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壮大国威，也为了皇帝御征和巡视时的舒适和安全，隋炀帝时还多次使用行殿及六合城。行殿是一种可以折卸、组装乃至自由移动的宫殿，据说是由著名发明家何稠首先发明的。“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一夜之间就可以将其组装，“高丽望见，谓若神功”。大业三年（607年），炀帝率领文武百官及50万甲士巡视榆林，宇文恺造成“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同时辅有“周二千步”的“行城”。突厥启民可汗等望见后，“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大业四年（608年），炀帝出塞巡视新筑长城，组合行宫并设六合板城。大业五年（609年），炀帝又在河西御观风行殿，里面备有琳琅满目的手工业精品，隋炀帝召见高昌王曲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在观风殿上宴饮，其余20余国或部族使者在阶庭陪同。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大业四年（608年）的行宫六合板城方120步，高四丈2尺，六合城主要由木材构成。行宫内装备有先进的机弩和报警系统，用以及时报警及应付突发事件、这种行宫及六合城具有警戒及保卫功能，在战争及民族地区幸游时，收到了壮大国威，保卫皇帝绝对安全的奇效。

隋炀帝时用于战争造桥技术也相当先进。隋炀帝曾经亲自坐镇攻打高丽，为了顺利、迅速渡过辽水，令何稠造桥，结果仅“二日而就”。再如炀帝西行河右时曾经兵至浩亹川，隔绝道路，下令造桥，“数日桥成乃行”。只用数日乃至二日就能建造可使大部队顺利渡河的桥梁，可见隋炀帝时用于战争的造桥技术是相当先进的，同时也说明其供给是非常充裕的。

隋炀帝时还大规模制造战车。炀帝曾经下令由何稠具体负责“造戎车万乘，钩陈八百连”。大业七年（611年）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新制造的战车动辄以“万乘”、“五万乘”计，战车制造规模非常之大，其在当时手工业生产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隋炀帝时以军事手工业为代表的手工业的畸形发展，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使正常的手工业生产和百姓生活秩序被打乱，其教训十分惨痛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