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汉唐史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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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已是四十余年了。
入大学前，我是一名老师。原因是1948年在长沙读完高中，暑期参加了高考。当收到北平二所高校录取通知时，我正患疟疾未能入学。愈后便在家乡教小学，随后转教初中。1952年，上级通知调我去益阳市教高中。自己高中毕业去教高中，我无此胆量。领导便决定调我升大学，由此得以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学习。
建国初期，大学里同样政治运动多，四年内有一年半基本没有上课。外语系以外诸系学生按规定一律学俄语，我因中学生时英语稍有基础，申请参加外语系学英语，经特批允许。但不及二周，同班不少同学不想学俄语，议论多，说班干部不应有例外。于是我也只好改为随班学俄语，往后实践表明，这一步我是完全走错了。
大学一年级。唐长孺先生教中国古代史基础课，所讲内容较深，说话方言又重，教学不很吸引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吴于仅先生主讲世界上古史，口才好，逻辑思维强，教学很受欢迎。1955年，唐先生的专着出版，我通过学习，从中获益多，印象大为改观。
建国初期教材缺乏，同学中广为流传的口头禅“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背（诵）笔记，考试默（写）笔记”，我不习惯此道。姚薇元先生教隋唐史，上课逾二月，我仅记了几行字，姚先生大怒，批评我身为班干部，太不像话，罚我站了一课时。还是这位姚先生，后来又教我班中国近代史，我仍是积习难改，他对我却比较满意，曾动员我毕业后跟他学习近代史。
因为没有教科书，教师大多忙于编写讲义，印发给学生。同学常有讨论课，记得有一次世界现代史讨论课，我谈了在图书馆看书的心得，尖锐批评任课教师所编讲义错讹多，张冠李戴。矛盾百出，弄得那位老师十分难堪。事情已过多年，至今回忆，很对不起那位在当时热衷改进教学现已亡故的授课老师。
建国初期，武大开出的课很少，更没有选修课，除政治课是全校性地开大课讲授，人数众多而外，各系专业课分班讲授。听众很少。课后，同学们多忙于整理课堂所记笔记。我没有这么做，有空便去阅览室看书，东翻西看，并无明显目的性。有一天，突然萌生偷听外系课的念头，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一俟本班没有课，我便潜去外系偷听，它既不是合法安排，自然无法保证听课内容前后连贯。我曾偷听过陈修斋先生讲西方哲学史，邓启东先生讲经济地理，黄焯先生讲古代汉语，有一次，课堂上被黄焯先生发现，把我撵出来了。
大学生时，我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参加不少社会工作。学习历史极少读过原始资料，全班三十三名同学，我的考试成绩通常是中上等水平。完全可以说，历史研究尚未入门。
1956年9月，分配我到中科院历史一所工作，实是喜出望外。其时，向科学进军口号响彻云霄，人心思院成为时尚。历史一所是分管研究中国上古至南北朝史，由郭沫若院长兼所长，实际工作由副所长尹达抓。此外，还有分管隋唐至明清的历史二所和分管近现代的历史三所。我至京报到时，正值尹达先生在外地休养。张政烺先生接待了我们，他要求新来的人一律要通读刚刚新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后来，我是照办了。
lO月初，尹达先生回京，我以古代汉语基础太差为理由，请求调往历史三所学习中国近代史。他幽默地表示，同意请求，就在本所学习近代史秦汉一段，还说，如果将来想学现代史，那就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同年11月，再找我谈，让我回武汉跟唐长孺先生学习。他说，唐先生主要研究魏晋隋唐史，对秦汉史也很熟，你想学近代史，去那里学吧!于是，我回到武汉，开始了对秦汉史籍的阅读。那时，诸史尚无点校本，初读线装书困难极多，硬着头皮慢慢啃。唐先生当时兼任历史一、二所研究员。1957年4月，他带我来京，他常去科学院图书馆看敦煌胶卷，令我随往抄录。有时我们也参加研究所内的“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会议。9月中旬，我们自京返校，全身卷入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已无空隙看书了。
1958年2月，武大通知我随大学生去湖北红安参加鄂豫皖苏区党史调查。当年大旱，白天忙于抗旱，晚上作走访调查。直至9月底返校。立即投身大炼钢铁运动。同年11月，历史所调我回京。在武汉二年，很少有机会接触唐先生，心中只有无奈的失落感。
1959年初，我被借调去中国历史博物馆参加筹建工作一年，分工搞秦汉、魏晋时的文物陈列。为适应工作需要，努力阅读了建国十年来有关本段的文物考古文章，增长了不少相关的知识。
1960年初，下放山东曲阜农村劳动一年，在那艰难岁月，当年麦收前的几个月内，我们每天以白薯枯藤及树叶等充饥，还要参加大田劳动，全身迅速浮肿，健康大坏。这一年的唯一收获是通过劳动，使江南出生的我知道了不少北方旱作的知识。
五六十年代之交，在厚今薄古政治气氛下，读线装书与白专道路划等号。虽无明文禁止写古史论文，但不能自由投稿。机关领导全力抓大批判，大批判文章易于发表，学术论文须经学术秘书处审批才能投稿或发表。
《毛选》第四卷出版，掀起了学习高潮。在此前后，斯大林、列宁和马、恩的选集和全集迅速译成中文陆续出版。白天可以合法地阅读它们，我很注意经典作家对前资本主义时期特别是中世纪的有关论述，由是寻章摘句，先后抄出六万多张卡片。通过多年阅读，服膺马克思主义，诸如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基本观点，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并初步认识到马列经典著作是大师们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结晶，是方法论，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可是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要从中学习他们分析租处理各种复杂社会伺题的方法。我对大批判文章引用个别马列词句当标签很反感，但在自己先后发表的论着中也存在类似引用马列词句以代替自己作深刻分析的简单化倾向。由此深知，学习马克思主义全在于运用，表里一致，实在是很不容易。
60年代成天搞大批判的岁月，那时很少电视，到了晚上，大家习惯了早睡。我的办公室是在二层楼上，楼下一层是图书室和书库。为了保证书库安全，照例在下班时由图书室人员锁上前后门，我和图书室何墨生先生等混得很熟，得以借出大批线装书放在办公室，白天是大批判不能看，每天下班前。我从他们手中拿到大门钥匙，负责及时锁门。晚饭后，我便睡觉，十点前后起床，开门入办公室，自由看书写作，拂晓锁门回集体宿舍再睡，上班前再去打开办公室大门。如此日复一日，偷看了不少书，抄了数以万计的资料卡片，并写出了十七八万字的秦汉史论文。由于读史是从《资治通鉴》开始，读线装书也较多注意政治史，论文选题也大致如此。这一切那时不能对人说，老先生贺昌群对我极为关心，他乐意帮我修改。1964年5月]4日给我写信说：“文稿已阅过，提了一些意见……得暇望来一谈，近来工作情况如何?甚念。”他非常细心地用铅笔将文稿作了不少批改，我是太感谢了。取回后，紧锁办公桌内。其后去农村“五七”干校，也未取出，连同三十九盒读书卡片都堆在办公室内。等到从干校返回北京，办公桌已不知去向，文稿自然不存。卡片盒被推出室外，资料也散亡过半。1972年9月27日，我去看望病危的贺先生，他仍谆谆教我不要灰心，说我年青，秦汉史有基础，丢了可以重写，还会写得更好。我满口承诺了。但我迄今并未兑现诺言，思念及此，很愧对九泉下的贺昌群先生。
1962年秋，历史所突然通知我参加《中国史稿》隋唐卷写作，我只好从零开始，努力阅读隋唐史籍，忙于编写史稿。其间，我写了一篇唐史论文，投寄《历史研究》编辑部，附信请他们转北大汪篯先生审稿。我并不认识汪先生，曾听唐先生说是位唐史专家，故特此提及。汪先生审稿后，写了三四千字的意见，对拙作进行了全面评估，编辑部将审稿意见打印，分发历史所和近代史所，作为培养青年的指导性文件。汪先生还应我的请求，和我面谈一次，纵论今古。他指出我写作中存在的缺点，至今仍是指导我进行写作的行动准则，我很感谢怀念他。
长期令我困惑不解的是，我学习秦汉、魏晋史已有多年，领导没有让我参加“史稿”相关部分写作。我没有读过隋唐史籍，却分配我写隋唐史中的民族、对外关系及思想文化，同时还要求我收集唐代客户资料交编写组，并谈谈自己的意见；两件事我都照办了。并撰写了《唐代客户》一文在《历史论丛》第一集发表，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时已是三十四岁了。后来，副所长熊德基先生告诉我，编写组有人反对刊发，是杨向奎先生坚持才得以发表的。
我调去搞隋唐史后，并未从此放弃秦汉、六朝史，不少正史外的古籍是在60年代继续看完并抄出卡片的。韩国磐先生相继出版《北朝经济试探》、《南朝经济试探》二本专着，有人分配我写书评，示意要批判书中所主张土地国有制是修正主义理论。我写了书评发表，正面肯定了《试探》的成绩，也谈了某些商榷性的观点，平等地和作者进行讨论。这么做，明显违背了布置者的意愿。还是60年代，外交部下达历史所要完成的资料，其中涉及魏晋南北朝部分也由我完成。70年代，分配我搞农民战争史资料，隋唐部分以外，我还独自完成魏晋南北朝农战史资料近六十万字（发表时，署二人名）。七八十年代，我先后审读秦汉史的论着八部，并分别写出了具体审读意见。
我在初治秦汉、六朝史时，对政治史颇感兴趣，后来注意到把古代兵部尚书当作当代国防部长的批判公开后，加以当时史学很注重政治大批判，我深感政治史研究太可怕，由是，治隋唐史时，有意将学习重点转向了经济史方面。
1962年，王曾瑜自北京大学分配来历史所。我俩同在一组，他借来大批宋代史籍阅读抄写，其勤奋程度令我吃惊。接触曰多，发现他的通史知识比我强，对《通鉴》非常熟悉。他在阅读宋代史籍时，曾顺便抄录过数条涉及宋以前的资料卡片给我。经查核，有的和旧史内容雷同，并无价值，但确有几条的内容未见于汉魏、隋唐史籍。由此诱发我对宋朝史籍的阅读兴趣。回想大学四年，宋史只听过三堂课，实在无知极了。这时，我从曾瑜手中借抄了邓广铭先生开列的现存宋人文集目录。随后，又复印了日本学者送他的《宋会要》目录。正是在他的吸引下，此后我所读宋代文献资料的字数肯定超过了我所读唐史资料的字数。并且在他的倡议和协助下，我们合作写了《北朝的九等户至宋朝的五等户》、《试论秦汉至两宋的农村雇佣劳动》、《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此篇还有郭松义先生参加）等文。
1972年秋，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自河南农村回京。军宣队宣布，凡是没有参加《中国史稿》写作的人，一律不许向图书馆借书，我只好假手参加史稿编写的何龄修先生借出《全唐诗》阅读。又通过唐耕耦先生借到日本国刊印的《唐六典》和《四时纂要》，二书在国内早无刊本，阅读完毕，并把两部书共计四十余万字全部完整地抄录，分别装订成书（当时尚无复印设备），以供自己使用。
1977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约，拟在三年内写出隋唐经济史。那时我满怀信心，准备完稿后，再集中几年时间，对秦汉、魏晋六朝史作些探索。1978年，心脏病、脑血管病一齐急性发作，几致亡身。自此苟延残喘，放慢工作进度，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唐五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以及近日刚刚写完的《隋唐时期农业》，都是原计划隋唐经济史的相关章节。另外，计划中原有重点章土地制度，80年代前期，曾写出了三国两晋部分为其前奏，后因故戛然而止，目前也不能再写。健康不佳，清楚地意识到已不可能完成原来企望所要完成的工作量，因此，我在每部书稿的写作中，转为适当地上挂下连，上及汉魏，下连两宋，注意其源流演变，藉以了却自己多年的部分心愿。
回顾既往，1956—1976年的二十年间，我是历史所很不称职的“运动员”。二十多岁至四十几岁是人生的黄金年华。我有六年完全与书本无缘去了农村。其他岁月，身在机关，却不能如愿看书写作，“白专”帽子，搞“地下工厂”的指责，令人窒息。不过，我很幸运，逃避了公开批判，又得以偷看不少书。80年代，在历史所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一位先生，既不知我读过秦汉史籍，更不知我读完了宋、辽、金、元史，自然也不知我写过多篇秦汉史论文。当然，人贵自知，我的根底浅薄，又是在胆颤心惊环境下读书写作，读书粗而不细，抄录资料选材不精，写作肤浅，存在的问题是众多的。
不少师友们以为我是唐长孺先生的研究生。很可惜。我没有这个缘分。大学一年级听唐先生讲课时，幼稚得很，还不知如何学习。大学毕业后虽有二年随从唐师，除了随他来京的半年时间外，其余岁月，我们甚至极少见面，也是无从问津。60年代，唐师来京点校北朝诸史，星期日有时来舍下聊天。只在这时．才正式听他谈怎样领会吕思勉、陈寅恪、李剑农三位前辈治学的方式以及他本人从事科研如何选题以及慎重选用资料等等，有关这一类的谈话不很多，对我的教育却很大。70年代，陈仲安先生邮寄唐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料学讲义（油印稿）给我，读后很有启发，对我很有帮助。近十年来，有几位唐先生的学生口头或是书面对我说，唐师对他（们）讲，张某掌握史料比自己多。我都是立即指出这不真实，很可能是出于误会。唐师晚年，目力损坏，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存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三部书稿，我都是第一读者。或为校对引文，或代看校样，或稍作整理修补。我都是按唐师所示意图办理。某些个别改动也是在他同意下去做的。如果他视力好，必然干得要出色得多。不虞之誉，极不正确。《山居存稿》的跨度大， 自汉魏以至辽、金、元。收存写于30年代的旧稿，也有80年代的新作。我认真作过整理，还看了两次校样。出书后，出版社让我写一书评。再复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些错讹，尤其是该书二百八十七页贾循事迹一节，说贾循两《唐书》无传，其下引姓氏书作了些推测。所述不符史实。《新唐书》卷192《忠义·贾循传》记事甚详。我工作粗心，整理时竟未发觉。为此，在写书评时主动作了点自我批评。今重提此事，表明我对史料并不娴熟，如果唐师视力好，决不会出现这类不应有的错讹。
唐师逝世．周一良、田余庆二位先生共创挽联称：“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师。周、田二先生如许推崇唐先生，唐师有知，必愧不敢当。当然，我不是说，唐先生的学术观点都没有超越寅恪先生。不，不是这样，我认为唐师以及至今健在的周、田诸先生等人都有超越寅恪先生的地方。已故蒙文通先生说得好：“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个学生作何用?”凡是学习六朝、隋唐史的人，谁也不能绕过寅恪先生。必须虚心好好地向他学习，不这样，是不行的。但学习是为了前进，而不是盲目崇拜。近年有一种造神活动，把寅恪先生当神崇拜，那不是科学态度。有些善于学习寅恪先生的学者甚至并非他的学生。其学术成就远比那默守成规经常空喊造神的人大得多。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听过寅恪先生讲课的人回忆说，同一条历史资料，在不同岁月讲授，阐述便不尽相同，表明他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时近21世纪。自然不能让人完全重述几十年前的所有现成结论。马克思主义要适应时代前进而发展，而陈先生对魏晋、隋唐史的所有研究结论难道可以万世不变吗?新的时代，很需要年青一代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注重开拓新的课题。唐代佛学中善于学习有成就的人尚且不拘泥师说，难道现代科学的历史研究反而要有造神活动，顶礼膜拜，真是咄咄怪事!
马克思把历史学看作“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①治学要创新，但必须是实证性的。50年代，持续批判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主张，说是唯心主义，实是冤枉。建国后持续几十年的大批判，把不同学术观点，一律作政治批判，这种十足霸道行径，造成了学术的沦落，教训多么深刻啊!
还是50年代，报刊点名批判邓广铭先生提出治史四把钥匙（年号、职官、地理、版本目录学）是不要马克思主义。我对此很有体会。以往我不懂版本也不注意版本，有书便看，并摘抄了不少。例如晋张华《博物志》早已散佚，现存辑本篇幅很小。我在不同年代数次看过它，但未注意版本。当我需要使用时，发现所抄出卡片的文字很有出入，不知该怎么办?我通读了《全唐文》，抄卡片不少，有一次需用一条资料，持卡片去图书室查对，发现文字甚有出入，深为困惑不解。适逢张政娘先生在，向他请教，方知《全唐文》有扬州和广州刻本，扬州刻本通常比较好。我没有版本学知识，所遇麻烦很不少。邓先生主张重视版本目录学有什么错呢?学习汉、唐史，同一职官名称，其内涵与隶属关系，历代大有差异，如此等等，不知道怎么行呢?我深刻体会到前辈学者所总结的治史经验是太宝贵、太重要了，以往那些胡乱批判，只能导人以愚。
长期来，治秦汉史以四史为重。30年代居延简出土，寰宇震惊。50年代，我曾粗略看过劳干先生在40年代的释文，稍知一二。70年代以来，睡虎地秦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临沂汉简、尹湾汉简等等纷纷问世，还有各地不少战国简牍出土，为秦汉史资料开创了新局面。1972年。我向贺昌群先生承诺要继续撰写秦汉史论文。其后迄未兑现，原因之一是近二十年来新简层出不穷，自己所知太少，不敢贸然执笔。而年青学者优秀著作出版，我是自知相形见绌。例如，我写过汉代察举制论文，原稿虽不存，基本轮廓仍能依稀记忆，读了北大年青学者阎步克先生撰《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文简意精，远非我所及也。鉴于自己曾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宿有兴趣，当政治研究所白钢先生决定主编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找我帮忙时，我先是协助他改订这两卷的提纲，随后又认真审读了两卷的初稿，分别提了不少具体的修改意见，了却自己长期来的一点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