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1）(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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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二十世纪哲学的最伟大成果说成是关于语言在哲学中功能的研究，那可大错特错了。维特根斯坦揭示了语言与世界同构(1，P38,"命题是现实的形象"),其实只是给逻辑实证主义打了一支强心剂，它不仅仅告诉世人可以用逻辑的万能性证明世界的实在性(这个难题被康德称为人类与哲学的耻辱)，维特根斯坦也因而名声大躁。然而，后来哲学的实践完全和维特根斯坦宣言背道而弛，世界的实在性不仅和逻辑无缘，而且这种实在性甚至和哲学无缘。但是，必须看到，维特根斯坦开辟的元哲学研究给哲学留下的隐喻的确不可低估，人们看到了语言的作用真的是“元”字号的，它可能在工具中介性上、在技术、理性上影响着，甚至制约着哲学。奥斯订、塞尔(2,p209,p229)等人虽非从哲学而从语用学上杀入，提出以言行事的深刻见解，语言则获得了实质理性的角色脸谱，说它是脸谱则是说它还是一种经过化妆的艺术造型，还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本体论涵项。当然，沿着这一思路走的最远的无疑是哈贝马斯(3,p68--69)，他的普遍语用学已经超越了言语主体，既包括言说者，也包括听话者，普遍语用学是既规范言语主体又显现自身的语用规则，这才是交往的基础，交往的游戏规则，正如游戏规则的演进将使游戏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样，普遍语用学或称交往的格式塔转换不折不扣地表征着社会的进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个没有危险的类推。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主角该粉墨登场了。我们的主角就是改语言研究为话语研究的新的哲学方向。
<>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4,p2)其实是一张关于话语研究的海报，它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信息丰富的领域，号召大家来此寻宝，并从总体上说明了时代并不仅仅由其经济形态、文化状况、社会制度、军事实力、人类自身的组织原则等等来分类与命名，时代同时还可以由话语的范式——一个类型特征的集合——来定位与定向。启蒙的时代其话语的范式是一种英雄崇拜的招牌，它制造中心与顶层，当然也制造精神控制与思想暴政。而我们的时代则把一切都看成是一种叙事，一种杜撰故事和言说故事的方式，康德的道貌岸然的律令式话语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谁在说话都无关紧要，他只是传达着他的故事，我们爱听就听，听了也未必照其行事。在这种叙事的氛围中我们自可不必担心话语成为捆绑我们的绳索，说大一点的词，话语的解构就这样实现了。这应该是人类深层次的解放，虽然利奥塔反对深层次，但话语对我们的统治和压榨可绝对是深层次的，它比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禁锢还要厉害。这种牢固程度由另一个法国大师布迪厄（5，p320）揭露无疑，他将这种专制称为符号暴力。这种暴力有一种特殊的工具理性：它实施的过程中是由暴力对象以他者的自我异化方式来进行的，被统治着协助统治者统治自己，被剥夺者协助剥夺者剥夺自己，被阉割者协助阉割者阉割自己。这应该说话语的控制的确居于深层次了。利奥塔正是在话语暴政的祭坛前号召人们去击碎话语的无情枷锁。它的政治意义也许大于其学术意义。
<>正如一切概念均是先被命名与分类而后获得其内涵和外延一样——这正是话语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话语”也是如此。可以说，从结构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如罗兰·巴尔特、斯潘诺斯……等等，到一个庞大的后现代主义阵营,都热衷于话语研究，几乎都对话语研究做出奉献.然而,到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6,p77)才算有了一个比较中肯的定义与界说，话语是概念出现的地点，是概念的网络，话语的常数只是它的系统性，它不给概念命名，但是它却偷偷地把它的触角伸向概念的理想化结构，改变概念的内涵，当然也改变其外延。话语在这一点上不该被被理解为一个小偷，而该被当作一个以医术做幌子的强盗医生，它把自己意欲中的为自己的整体化服务的器官嫁接到概念身上。于是，概念的对象或称概念的外延便在这一过程中被话语确定。福柯的《癫狂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