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辨证(一)
详细内容
【内容提要】
在鲁迅研究的大量著述中，《河南》杂志屡被提及，但这份杂志的不少问题仍没有廓清，不同版本的鲁迅年谱、年表和著作目录常常出现讹误，以致引用者以讹传讹。本文通过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对《河南》杂志的总编辑问题、出版与收藏情况、刊物性质及影响、《河南》和周氏兄弟等几个方面史实进行了分析整理，以期对鲁迅研究者和《河南》研究者有所裨益。
【关键词】 《河南》 ；刘师培；刘召学；鲁迅；周作人
1907年12月，河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府下丰多摩郡创办了《河南》。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不便查找对照《河南》，在谈到鲁迅早期创作（留日时期）时根据各种不同版本的年谱、年表和著作目录，以致在一些方面造成混乱。因此，《河南》的不少问题有必要廓清。
（一）总编辑问题
在不少有关鲁迅的研究著述中，都把《河南》的总编辑（或写主编）写为刘师培[1]，这一说法的来源是周作人《知堂回忆录》第八十一篇《河南―新生甲编》：“鲁迅计划刊行文艺杂志，没有能够成功，但在后来这几年里，得到《河南》发表理论……。鲁迅在第一期上边发表了一篇《人间之历史》，写作的时间自然更在其前，那时候是还住在中越馆里，河南的朋友只有我的一个同学吴一斋，但来拉写文章的却并不是他，乃是安徽寿州的朋友孙竹丹，而《河南》的总编辑则是江苏仪征的刘申叔。”[2]另外，他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也写到“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3]不少鲁迅研究者均以此为准，如《鲁迅早期事迹别录》有：“关于刘师培编《河南》杂志的事，鲁迅在《坟・题记》里说：‘偶尔看见了几片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这‘编辑先生’，指的就是刘师培。”[4]该内容在章开沅所编《辛亥革命词典》有差不多同样的表达。《河南》的总编辑究竟为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河南》的总编辑不是刘师培。这有几个方面需要厘清：
1、《河南》为河南留日学生同乡会所办，《河南》在第1期《简章》中明确宣布：“本报为河南留东同人所组织、对于河南有密切之关系，故直名曰河南。”此前各省留学生都积极创办刊物，宣传革命，译介西方思想，这些刊物都是以本省名义发出的，也均有各省同乡会主持。例如1903年2月创刊的《浙江潮》主编为浙江人孙翼中、蒋方震、许寿裳等，1903年4月创刊的《江苏》主编为江苏人秦毓鎏等。与《河南》差不多同时出版的有《四川》、《关陇》、《夏声》，也均由本乡同盟会成员主持编辑。
2、关于刘师培主编《河南》，除了周作人的回忆材料外，在正式文献资料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出版的《中国历史人物词典》“刘师培”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普及本《辞海》“刘师培”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刘师培”条均无记载；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河南》”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学术期刊》“《河南》”条、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大量“辛亥革命回忆录”性质的书刊中也无记载刘师培曾经主编《河南》。
3、1907年春，刘师培应章炳麟邀请去日本任的是早期革命报刊《民报》编辑。同年夏，刘师培与其妻何震创办《天义报》、《衡报》。这在上面“2”所提到的文献资料中均有记载。当时的刊物，一般主编先生或主笔或主要撰述人都要发出大量的文章，据统计，《国粹学报》创刊号共登载各类署名文稿31篇，任撰述的刘师培一人就占了21篇[5]；刘师培在《天义报》上相继发表过的文章有《废兵废财论》、《人类均力说》、《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等10篇之多[6]。据钱玄同编《左毖年表》1907年栏标注：“至日本，为《民报》撰稿人，创《天义报》。” 1908年栏标注：“创《衡报》，归国。”并且，这两年继续为“《警钟日报》和《国粹学报》撰稿人”[7]，并无记载为《河南》编辑或撰稿。
4、据赵慎修《刘师培评传・作品选》载：刘师培在1907年才赴日本，入同盟会，在《河南》杂志创刊首发的1907年12月已经离开日本，回到国内与端方勾结，1908年2月才返回日本，此时《河南》已经发行两期。
综合以上四点，可以看出，近代历史研究者没有给出刘师培编辑《河南》的证据，文学史研究者只是根据周作人“关于这月刊杂志的一切都不明了了”，只知道“一位富家寡妇，……把一笔钱捐给同乡会，举办公益事情，一面也求点保护。这样便是《河南》月刊的缘由，至于事实有无出入，那就不得而知了”[8]的回忆而已。
我们认为当时的河南留日同盟会员刘积学为总编辑，有以下几点可资证明：
1.大量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文献资料谈到《河南》和刘积学的关系。辛亥革命党人冯自由在《冯自由书》中记载：“众推刘积学为总编辑，张钟端为发行人。”[9]“一九0七年十二月，创办《河南》杂志，张钟端任总经理，刘积学任总编辑。……辛亥革命前印发的《河南留日学生讨满清政府檄》，就是刘积学执笔写的。”[10]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2卷 中）载：“《河南》1907年12月（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创刊，在日本东京发行。月刊。编辑兼发行人署‘武人’。”“武人”是对外公开的署名，“实际上张钟端为总经理，刘积学为总编辑，参与活动的主要人员有余程、潘印佛、曾昭文、王传琳、陈伯昂、李轿斋等人。”[11]张钟端（1881―1911），字毓厚，河南许昌人，1905年以诸生考取日本官费留学。刘积学（1880―1960），号群式，河南新蔡县人，1903年癸卯科举人，1906年河南人氏曾昭文（1905年同盟会在日成立时，孙中山任总理，曾昭文任总书记）介绍其入同盟会，曾经主持同盟会河南支部，他是国民党第一代元老。
2.关于“爱发长文章”，既然《河南》和《民报》一样为同盟会机关报，由此推断《河南》是受了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影响，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据此推断当时参与编辑《民报》的、也喜欢长文的刘师培即是那个《河南》的“编辑先生”就不太有道理了。实际上总经理张钟端也是极会写长文的一个，在《河南》上，共发有张钟端（鸿飞）的鸿篇巨制6篇，分布于7期，他的《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一篇论文就长达三万字。有这样的总经理，自然也会影响到杂志的编辑。
3.《河南》是留日河南同乡会所办，是由早此的《豫报》[12]改组而来。1906年11月（光绪三十二年十月），河南留日学生集资发刊《豫报》，到1908年5月（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共发行6号。创办《豫报》时，张钟端、刘积学都是当时的股东，这在《豫报》终刊第6号上公布的97名留日学生股东名单中可以找到。后来因其内部人员成分较为复杂，有改良派人士杂于其内，同盟会河南分会以资金不足为名停刊，以《河南》代之（实际两份杂志发行日期有重复阶段）。可以确认，张钟端、刘积学确为同乡会编辑刊物的积极组织者。创办《河南》时，河南籍同盟会会员刘青霞拿出2万元作为基金。刘氏为河南安阳人，翰林院侍读马吉樟之妹，嫁于河南尉氏、山西试用道刘德煦后改姓刘[13]，夫早故，所以周作人在《河南―新生甲编》中称其为“富家寡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河南》总编辑为刘积学。鲁迅与河南同乡会的联系要早于刘师培，鲁迅的《中国矿产志》出版广告即登载在《豫报》第1期上。不过，因刘师培在1903年曾到河南开封参加过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与河南夙有缘份，刘积学又是本次科举举人，另刘师培1907年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河南》又是同盟会在日刊物之一，刘师培在《河南》创刊的酝酿阶段和编辑邀稿方面参与其中事务也是可能的。这只是猜想，为周作人将此“刘”误为彼“刘”的误会找一个说辞而已，并无文献记录可资查证。
（二）出版与收藏情况
出版方面有以下四个常出现的问题：
1、关于《河南》每一期出版的年份：由于不少文献在涉及鲁迅早期于《河南》上发表作品的时间上有所不同，而很多研究者不便查找对照《河南》，许多讹误出现在笔者景仰的著名学者富有权威的论着中，如“鲁迅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科学、哲学和文学的论文，重要的有《说铂》（1903年）、《中国地质略论》（1903年）、《人之历史》（1907年）、《科学史教篇》（1907年）《文化偏执论》（1907年）、《摩罗诗力说》（1907年）、《破恶声论》（1908年）等。”[14]其中“《科学史教篇》（1907年）《文化偏执论》（1907年）、《摩罗诗力说》（1907年）”的三个“1907年”均应为“1908年”。其他研究者的相关著作在刊出时间上出现的错误更多。
2、有人根据鲁迅《破恶声论》发表在第8期，为未完稿（在《河南》上刊出时并未注明“待续”或“未完”），认为《河南》只出8期，如《鲁迅早期事迹别录》中说：“鲁迅从它创刊直到一九○八年十二月第八号后停刊，除四、六两期外，也每期都有他的文章。”[15]其实《河南》在国内发行了9期，第9期也并没有鲁迅的文章。
3、《河南》在初版时声明为“每月一回二十日发行”，所以有不少介绍《河南》的材料声称《河南》为“月刊”[16]，实际当时的出版条件非常恶劣，既有经济的原因，更有清政府要求日本查办革命刊物、清剿留日革命学生的原因，无法保证如期出版，所以是不定期刊。第9期发行后，“驻日清公使以其言论过分激烈，特请日政府代为禁止。日警厅遂禁止该杂志出版，并拘禁发行人张钟端数日始释出，而张之留日官费学籍，即因此事被清使馆借口革除矣。”[17]
4、各引用者谈到鲁迅在《河南》上所发表作品时间时，期、号混用不清。有的在同一篇论文中一会儿用“期”，一会儿用“号”，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鲁迅着译系年目录》内均用“号”。当时用“号”的刊物确实不少，如《民报》、《豫报》，不过《河南》的情况有些复杂，标示前后不一。
鉴于以上所述四个方面的问题，笔者将《河南》出版时间整理，详列如下（光绪纪年与西历换算根据《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河南》第1期：封面用“第壹号”，目录用“第壹期”，光绪三十三年中历十一月十六日、西历十二月二十日，即1907年12月20日发行，注有“每月一回二十日发行”。
《河南》第2期：封面用“第贰号”，目录用“第贰期”，没有注明发行日期，按第一期所注“每月一回二十日发行”是指西历，第二期所注“每月一回一日发行”即为西历，根据第一期和下边第三期推之为1908年2月1日，即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河南》第3期：封面用“第三期”，目录用“第叁期”，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三日、明治四十一年三月五日，即1908年3月5日发行，1908年5月3日再版，注有“每月一回五日发行”。
《河南》第4期：封面和目录均用“第四期”，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五日、明治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即1908年5月4日发行，注有“每月一回五日发行”（按：“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五日”确为“1908年5月4日”，但与“每月一回五日发行”有冲突。）。
《河南》第5期：封面和目录均用“第五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七日、明治四十一年六月五日，即1908年6月5日发行。
《河南》第6期：封面和目录均用“第六期”，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七日、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五日，即1908年7月5日发行。
《河南》第7期：封面和目录均用“第七期”，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九日，明治四十一年八月五日，即1908年8月5日发行。
《河南》第8期：封面和目录均用“第八期”，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即1908年12月5日发行。
《河南》第9期：封面和目录均用“第九期”，中历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行，即1908年12月20日。
因为刊物在“期”和“号”的运用上前后不统一，所以造成后人引述中的混乱。现在杂志多用“期”，且《河南》杂志多数用“期”标示，所以我们主张用“期”。
关于刊物收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载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1-9期，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1-4，6-7 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2和6期。《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卷 中）“《河南》”条载“现收藏于上海图书馆。”
（三）刊物性质
关于刊物性质，也存在着一些误解。有研究者根据鲁迅在日本时计划创办的杂志《新生》定位为文学杂志，凭想当然认为《河南》也有可能是一份文学杂志，事实并非如此。《河南》是同盟会河南分会的机关刊物，它是革命党人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宣传的一个阵地。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认为河南地处中原要地，但革命党人力量薄弱，便于1906年委派曾昭文等到武备学堂学生中宣传革命，那里有50名赴日学习陆军的河南学子。以后孙中山又在日本东京筑土八番町20号接见学生，革命思想迅速在河南留学生中传播开来。
《河南》杂志的门类有论着、译述、图画、传记、小说、文苑、时事（小言）、时评、访函、附录、来稿、杂俎、记载、来函、专件等共15个栏目，每一期的栏目并不是固定的。《河南》共刊出署名文章75篇，其中“论着”最多，共有38篇，内容丰富，文笔犀利。作为一份旨在“牖启民智，阐扬公理”的革命刊物，“排满”和“反帝”是其要旨。该杂志把宣传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吁抵抗外敌入侵，谋求民族独立富强，宣扬推翻满清政府为主要内容，以“反帝救亡”为号召，以唤起河南民众的民族自觉。在第1期朱宣写的《发刊之旨趣》中即提醒到“今何时乎？幢幢华裔，将即于奴；寂寂江山，日变其色。”《夏声》第1期、《晋乘》第2期和《豫报》第6期的《河南>杂志广告》说：“登嵩峰而四顾，……各国从旁垂涎而冀分杯羹者，复联袂而来，……同人忧焉，为组斯报，月出一册，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做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刊物在发出“救亡”呼声时，揭露了列强的经济侵略，认为其入侵方式已由过去的商品输入到当时的资本输入，领域已由过去的工业到当时的关乎国计民生的航运、铁路、矿业等各个部门。《河南之实业界》、《创办中州华兴机器卫生面粉有限公司公启》等文通过详尽的阐述河南地方地理、历史、实业、风俗等，探讨了河南乃至中国发展经济、拯救危亡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