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水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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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到底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人？如果让人们选择，大概很多人会在“秦始皇”这个名字下打钩。但尼克松可能不这么想。１９７２年２月，为准备中美关系的那次“破冰之旅”，据说，尼克松早早就作了很充分的准备。作为这个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建议，与毛泽东的会谈最好是富有哲学意味的。但令他意外的是，２月２１日他们见面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口就自称是“土匪”！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台湾问题”。给装满了一肚子“哲学”的尼克松来了个措手不及。自己怎么会被这个“造**派”“玩”了一把？尼克松到了可能也没有想到，或许是他的外交部资料库里，少了一件中国“国宝”？而在此之前，据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回忆，１９７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正好点名要看《水浒》……。
究竟毛泽东从《水浒》得到了什么启示，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已经知道，他直到死，一直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发动了一场以它为中心的世界最大规模的“书评活动”。
毛泽东在这场批评活动中留下的“名言”是，“《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难道政权到手的他，不是把自己看作皇帝吗？……
半部《水浒》打天下
在毛泽东的读书评语中，《水浒》是一部政治小说。
毛泽东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本书。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他最早的读《水浒》记载，出自毛泽东自己的自述。在１９３６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
中关于造**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他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８─９页）
他还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他主持新民学会期间，还曾建议同学会友读一读《水浒》。（同上，第７３─７４页）
在从事农民运动时，书籍奇缺，但他仍不放过每次“打土豪”和搜集“战利品”的机会寻找这本书。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凤友回忆，在长征路上，有一次部队打下了一座县城，毛泽东万事不作，仍然是急着要找一本《水浒》：“……我们进驻了一个地主庄园。战士们高兴地聚在一起，用歌声驱赶着整日行军的疲劳。这时毛主席走了过来，只见他环顾一下院子四周，把警卫员叫到跟前说：‘小鬼，这家人看来蛮富有，你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到本《水浒》来，我想用用。’”结果，那个战士给他找来一个大水壶，令此事在红军中传为笑谈。（载《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回忆》，《党史文汇》１９８６年第３期）在这方面，与毛泽东有同好的，是陈毅。
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的“造**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主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此外，毛泽东还经常引用《水浒》典故和人物，处理日常工作。比如，他把红军游击队里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的人称为“李逵式的官长”。１９３９年７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时称：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
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种“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经典，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运用发挥到极至。
同时，他还以《水浒》的经验、教训与他的革命相参照。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毛泽东就这样评价农民起义：“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６２５页）
１９４５年４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更是系统地总结《水浒》，他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直到建国后毛泽东还颇有感触，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１９６４年１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５８页）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水浒》对于毛泽东来说，第一是启蒙的“基本读物”；第二是征战的“经常伴侣”；第三是革命的“实用指南”，它宣扬的“替天行道”、“造**有理”的思想，可为其革命提供“合法性”依据；它记述的“逼上梁山”的情节，形象地解释了其道路选择的原因；它主张“劫富济贫”的思想，可作为动员人民，指导革命的纲领；它传授的历代农民造**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作为革命的借鉴。
不仅如此，在他的个人生活中，《水浒》还是一个决不含糊的“媒介”。据《贺子珍的路》的作者王行娟记载，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毛泽东与秘书贺子珍海阔天空的议论中，《水浒》就是一个话题。尽管作为一个女人，贺子珍不喜欢《红楼梦》令毛泽东有点遗憾，但她和毛泽东一样，也很喜欢《水浒》。（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贺子珍之后，江青受到毛泽东的关注，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她出色地表演了《水浒》故事《打渔杀家》。毛泽东看后，给延安平剧院的编导们写了那封热情洋溢的信：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