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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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满了强烈的反本质主义色彩，他认为“文学性”的语言建构了多种对象，铸就了各式的想象或概念。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以文学性，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历史修撰中走向融合：用来叙述事件的历史话语充满了隐蔽的诗意内涵；由叙述所形成的历史文本具有深层的诗性结构；在以上基础上建构的历史诗学呈现出明显的诗化形态。

【关键词】文学性；历史性；海登・怀特；历史诗学




　　20世纪的知识谱系使“文学性”和“历史性”分别成为文学和历史的专有属性，因而“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学科分类的知识格局和科学视野中曾走向对立。诸多论者都曾将“文学性”问题归结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如乔纳森・卡勒就提出“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可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二是“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这一理解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论者在众多话语中寻求文学独立地盘的努力。以“历史性”而论，即使是反对史学中的自然科学或实证主义思潮的柯林武德也指出，“一门科学与另一门科学不同，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这一论析同样可以看到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事实的“圈地运动”。
　　然而，随着“语言学的转向”，“意义本体论”受到严峻挑战，语言活动与实际世界的指称关系被割断而走向反本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以形象的描述为“文学性”与“历史性”的通约提供了合法的理论支撑，使“文学性”与“历史性”从冲突走向融合。海登・怀特自信地宣言，史学家对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文学性”决非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身份”，“恰恰是他们话语中的这种艺术或文学成分”“巩固了他们作为‘经典’历史作家的地位。”其历史诗学撼动了文学性与历史性之间的坚韧藩篱。
　　
　　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
　　
　　经典作家往往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将历史的客观性界定为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物质性，因此，建立在此基点上的历史被认为是用历史话语撰写的具有真实性或客观性的事实。将历史学的“真理”与“科学”相联系，使历史与文学相分离，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物，无论是作为“符合性的真理”还是“融贯性的真理”都赋予了历史的绝对客观性。
　　然而，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是通过文字或符号而再现或表现的事件，而且是历史学家通过解释文字或符号的涵义而再现或表现的事件，这就使具有诗意内涵的解释性语言在其中大有可为。海登・怀特认为，“历史领域中的要素通过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被组织成了编年史；随后编年史被组织成了故事，其方式是把诸事件进一步编排到事情的‘场景’或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随着科学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衰退，“历史研究已经受到质疑，其探求真相的能力完全被否定了”，后现代主义认为，“撰写历史不是一件寻找真相的工作，而是在表现历史学家的政治理念”。因为历史话语是一种叙事话语，而“叙事只是构筑了关于事件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描述了它们的真实状况；叙事是施为的而不是陈述的，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这意味着历史事实是已经不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在本质上是已经不在场的，而为了将其建构为人们思辨的对象，它们必须被叙述，这种叙述是语言凝聚、替换、象征化和某种贯穿着文本产生过程的产物，再现甚至表现过去发生的事件。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叙事是指叙事作为语言人工品，用来构成已逝去因此不再受试验和观察所控制的结构模式和工序”，“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它们与科学领域的叙述不同。”
　　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是以弱化、淡化以至消解语言的逻辑功能获得的。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主要学术流派的讨论都是以语言问题为中心而展开，大都诉诸语言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将语词从逻辑法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返回其日常用法，回归其具体性、生动性和诗意性，极力彰显语词无所不能的魔力。海登・怀特将“文学性”延伸到了传统观念认为的最不可能的历史领域，在他看来，如果说年代纪和编年史较少人工过滤的痕迹，比较接近事件的真相，那么，历史书籍中的历史事实经过了筛选、编排、解释并因此具有了叙事功能之后，显然就成了虚构的产物，成了主观构造的历史。那就使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没有区别，历史话语也就相似于文学话语。为了揭示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海登・怀特根据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理论关于诗性语言或比喻性语言的分析识别了话语的四种主要转义：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而转喻、提喻和反讽都是隐喻的一种，并认为“我们话语总是有从我们的数据溜向意识结构的倾向，我们正是用这些意识结构来捕捉数据的。”虽然转义是所有现实性话语都试图逃离的，但这种逃离是徒劳的，由所有话语建构的客体都是转义的结晶。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隐喻根本上是表现式的”，“在隐喻(字面上是‘转移’)中，诸现象能够根据其相互间的相似性与差异，以类比或者明喻的方式进行描述”，面对两个对象的显然不同，隐喻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因此，隐喻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对语言形式的修饰，而是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它扩展了语言，创造了“自有的表述”所无法表述的东西，以认同的方式和用非现实的、情意性的逻辑建构了一种观念世界，超越了线形关系和思维的线形过程，克服了逻辑常识的障碍，发现了事物“本质”间的关系，使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人类藉此建构世界并体验万物的可亲，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充分自由的想象空间。那么，隐喻作为一种启发性规则，控制着历史解释，从而也控制着历史的意义，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这种比喻实在论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合观念。虽然海登・怀特承认比喻性语言表述的实在其实就是一种想象，但实在与想象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实在不能被直接理解，惟有通过诉诸于语言的想象才能接近，因为“甚至在最简单的散文话语中，甚至在再现客体只不过是事实的情况下，语言运用本身也能在所‘描写’的现象之下或背后投射辅助意思。这层辅助意思完全不顾‘事实’本身而存在，而且不顾文本在超描写的、纯粹分析和阐释的层面所提供的清晰论证。比喻的层面产生于建构的过程，其性质是诗意的”。
　　
　　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
　　
　　如果说历史话语的诗意内涵只是形成了历史局部的“文学性”，那么，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则创造了具有“文学性”的整体历史。海登・怀特称，无论是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还是历史哲学家的历史哲学著作，都借用了文学创作的方式，在形式上都存在与文学作品一样的语言深层结构，即诗性结构。他坦言，为了确定经典作家的著作中确实出现过的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将把历史作品看成是它最为明显地要表现的东西，即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为此，他将19世纪的欧洲历史阐释成以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为根基而建构的历史，他努力确认史学家如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布克哈特和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等记述历史事件的结构构成。在他看来，这些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地位赖于他们思考历史及其过程时预构的而且是特别的诗意本性。“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顶峰，麦考来把英国的宪法体制看成是历史发展的顶峰。其实，成其为所谓历史发展的顶峰的，既不是普鲁士国家也不是英吉利宪法，而是黑格尔、麦考来本人以及他们的构思。”海登・怀特对他们的构思进行了情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