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与倾听――《朗读者》对人性的多维透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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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灵与肉罪与罚祈祷与救赎
论文摘要：《朗读者》是当下畅销的德国小说之一，其意图传达的已非关涉某一群体的个别现象，而是值得全人类感叹的生存悖论。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朗读”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叙述手法，是贯穿其间的核心线索。作家施林克的爱情观、历史意识及对生命的思考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向读者娓娓道来。
《朗读者》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境内，15岁的米夏・伯格由于黄疸病发作邂逅了比他年长将近20岁的汉娜・施密茨太太，～段隐秘的恋情在两人中间迅速蔓延。但某一天，汉娜突然在米夏的视线内消失了，无奈、怨恨、感伤的情绪错综交织，令米夏的灵魂久久不得平息。两人再度会面时已是在法庭现场，汉娜由于担任纳粹集中营看守一职而受到审判，为了遮掩自己是文盲的事实，她对包括与之无关的一切罪行供认不讳，最终迎来了终生监禁的厄运。在狱中，汉娜在米夏为其录制的磁带的协助下学会了阅读。出狱当天，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正如施林克所言，《朗读者》的题材非常德国化，是对德国历史的一次透视。他同时指出题材又似乎太过个性化了，因为乱伦之恋备受争议。然而，瑕不掩瑜，小说对人性发掘的尺度令人叹为观止，深沉厚重的精神扣问震撼人心。《朗读者》，正如标题所言，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究竟谁是真正的朗读者?为什么要朗读?朗读是为了什么?仅是为了聆听，获得审美腧悦，还是有其他什么意涵?评价历史的标准是什么?绝对客观性是否存在?上述系列疑问是《朗读者》吸引读者的直接缘由，也是其风靡世界的重要原因，更是其内在张力的有效见证。
灵与肉
米夏与汉娜的邂逅看似平常，是什么促使两人迅速坠人爰河?又是么维系着那股浓郁的爱情味道?面对妙龄少女，米夏为何特别迷恋成熟女性?汉娜身上的哪些特质令米夏难以忘怀?这些问题令两人本就难以捉摸的恋情蒙上了层层迷雾。
米夏坦言汉娜在厨房与过道中间换衣服的场景扰乱了其心境，对汉娜的爱慕之情就此萌生开来。小说给予汉娜的体态样貌以特写描摹，即“她有一副非常健康强壮而又特别富有女人味儿的身材，比起我有好感而喜欢看的姑娘们来，要肥满得多”④。其实，汉娜在外部条件上并无优势可言，其魅力主要来源于内敛稳重的人格气质。多年后，米夏追忆此次灵肉交会的情景时不禁有感而发，那情景更像是“她在向自己身体内部收敛进去，任其独自行事，以一种安详稳重的韵律行事，并且不受她头脑中任何命令的干扰，也就完全忘却了这纷扰的外部世界”。
汉娜的生活方式是极端自我的，生活的艰辛塑造了其坚韧孤傲的性格特征，她的世界无需他人参与，或者说，根本没有他人立足的空间。汉娜不会轻易动容，亦不善于表达，在举手投足之间均散发着一股与众不同的意蕴，神秘莫测且神圣不可侵犯。这些东西恰好是未成年的米夏所匮乏的。米夏在汉娜那里学会了如何承担责任，完成了由男孩到男人的人生转折，在此同时，亦充当了汉娜的心灵窗口，馈赠其梦寐以求的阅读能力。此种互补关系是两人结合的前提基础。
汉娜对米夏的态度始终是若即若离。她选择米夏为性伴侣的动机没有确凿的文字叙述，或许是出于与生俱来的占有欲望，或者是为了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无限的遐想似乎是应对小说召唤结构的唯一方法。如果说起初两人之间是一种纯粹的性交关系的话，那么随着“朗读”行为的介入，身体的结合逐渐为精神交流所取代，汉娜开始接纳米夏，无条件地参与郊游足以说明一切。所以说，汉娜对米夏有感情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只是爱的方式不同寻常罢了。
爱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轰轰烈烈、有的平平淡淡，有的豪放粗犷、有的含蓄婉约。汉娜偏偏选择了一种最隐匿的方式。米夏作为被占有者，等待他的只有无言的伤痛。古今中外，诸如此类的爱隋博弈并不在少数，哈姆雷特与奥菲莉娅、莫瑞尔与保罗、爱斯梅拉达与卡西莫多，他们的悲剧均缘于爱情的错位。回顾男女主人翁的人生历程，我们恍然大悟，他们不仅是性爱的伴侣，更是精神上的知音，生命中唯一可以依赖的对象。关于这点，两人在交往初期或许还懵懵懂懂，但时间的流逝让他们慢慢觉醒起来。
有人认为汉娜的离去是为了避讳米夏提及自己是文盲的事实，反复思量后便觉此种说法略显浅薄，难以符合汉娜这一人物的丰富性与深刻性。汉娜在享受灵肉交欢的同时，岁月磨砺而成的理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不伦之恋的恶果，换言之，正是由于爱，出于庇护，她才决定离去，否则她不会放弃提升的机会，而选择暗无天日的看管工作。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米夏也意识到了这一潜在危机。在游泳池前，他产生了幻觉，汉娜在距离其二三十米的地方凝视着他，一连串问题掠过其头脑，“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游泳池呢?她愿意被人看见跟我在一起吗?我愿意给人看见跟她在一起吗?为什么我们总也没有不期而遇呢?我该怎么办?置于“看”与“被看”的网络关系中，羞愧感成为男女主人公之间最大的障碍。五为社会舆论、伦理道德观念所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正如以上幻境所预示的那样，是虚妄的、没有结果的。
也许两人的相遇本身就是个错误，由相遇到离别再到相遇，起点与终点最终合二为一。简言之，畸形时代导致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又加之政治因素的参与，两人不得不承受命运的惩罚。讽刺的是，相爱的人仅能以柏拉图式的恋爱方式彼此牵挂。
二罪与罚
男女主人公由分离到重逢的命运转折取决于一次审判，类似的场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可谓数不胜数，施林克的精心策划无疑是想唤起世人对那段灾难历史的记忆与反思。
与审判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物角色至少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类是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一类是证人；一类是包括汉娜辩护律师在内的法律人士；一类是广大听众。
一次审判将几类人汇聚在同一场景内。开始，身份标签尚且明晰，随着判决结果的揭晓，好坏、对错已无从辨别，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变得孱弱无力。克洛艾・佩沃(ChloePaver)指出施林克利用人物角色与法律专业的相关性，考察了法律制度界定的“罪”与困扰1945年后成长起来的所谓的第二代德国人的心理层面上的“罪”之间的令人忧虑的关系。施林克从职业阶层至一整代德国人中归纳出一种方法，其显著效果在于模糊了第三帝国及战后劳动阶层与白领之间的体验o@-也就是说，罪与罚的对象在《朗读者》中并无明确所指，人性的终极关怀超越了以阶级或阶层为标志的政治联盟。
小说第二部分曾对就汉娜加入党卫队的动机做出了说明。她的选择完全是基于求生的本能，换言之，面对政治斗争的利害关系，她全然是个白痴。在审判现场，当审判长质问汉娜为什么参与筛选人犯的活动时，汉娜反问道：“我曾……我以为……那么，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⑥振振有辞的审判长顿时无言以对，笨拙的辩解令在场的人无不大失所望。除审判长外，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自如地回答如此犀利的问题。在极权主义当道、时刻面临生死抉择的日子里，广大民众的奢望不过是活下去，方式多种多样，有的高贵，有的鄙俗，有的严肃，有的调侃，但均无轻松可言。任何一个置身事外的人发表的任何一种言论都是有缺失的。
一种“麻痹病”在书中被提及，它无孔不入，渗透在当时社会的各个角落里，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世纪病。当时，人性的流露可能直接危及生命，因此它注定要在死亡与杀戮面前扭曲变形。可以说，特殊历史时期的一切人类个体都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