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籍、地缘与业缘――一个中部中国村庄的社会分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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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njie Village，a mon village at central Henan Province before1980，has risen through developing collective economy after 1990，thus finished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village to industrialized one，andsocial structure bee more differentiated and constituted village-hold systemto protect it's own interests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and to integrate it's innerorder.The system has developed to a integrated system related to wage，social welfare，labor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even daily life such as marriage and mourning.Such system thus has instituted munity and village status identification andthe base of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This system is the production of such specialsocial base as totally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e welfare system based on it inthe People‘s mune System period.Because collective economy-based welfare systemnormed the villagers’thought as well as“ensuring”their daily life，the villagershad to depend on the system.

　　提要：南街村是豫中平原上一个村庄，1990年代迅速崛起，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大办工业，完成了村庄企业化的历史性转变，并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一套村籍制度，目前它已经演化成一种与工资、福利、就业、教育、医疗乃至婚丧嫁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制度综合体系，由此而形成的社区身份界限，成为村社区的社会分层的基础。在南街村，村籍制度的产生及其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它是这个村庄完全彻底的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福利制度的产物，其中既有对村民生老病死的“保障”，也有对村民思想行为的“规范”，对村民的约束力和管制力远远大于外来人。而且，村民对村庄的依附性愈大，这约束力和管制力也愈具威力。

　　一、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先后在豫西、豫东、豫北、豫南的若干农村社区作调查，近年来则集中专注于豫中平原的一个著名村庄南街村的个案研究，并由此推及南街村及其所处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观念、体制诸方面的深层问题，深感“精神制约”、“制度安排”

　　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重要性。南街村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猛崛起的中部中国村庄，以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著称于世。随着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南街村已完成了村庄企业化的历史性转变，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这里，传统村社的边界已被打破，并且随着新的社会成分的生成和新秩序的建立，已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村籍制度。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根据对南街村的田野调查，具体描述这一变迁过程，分析探讨这种村籍制度形成的条件背景，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整个社区发展以及社区中人的发展的影响。

　　二、人口

　　南街村回汉两个民族多姓聚居，2000年，全村839户，户籍人口3187人。其中汉民761户，2869人，约占全村人口的90%，回民78户，318人，约占全村人口的10%.至今800多户原住居民共103种姓氏，其中王姓最多，约占全村人口的25%，分为5支，共一个祠堂。其次为李、赵、张、贾、耿，合起来共约占15%.长期以来比较分明地按民族姓氏门宗聚居。人民公社时期，南街村生产大队，共有13个生产队，按居住地划分。一――四队集中聚居着大部分王姓家族，其中一队和二队在城外“南关”，传统务农为主，大多是庄稼人。三――十三队在城内“南街”，传统上多为小买卖生意人，十二队和十三队是回民队，其中也有少数汉民。搬迁新的村民楼后，彻底打破了原有家族邻里和民族关系，按村民楼划分为22个村民组。

　　近十几年来，随着南街经济的迅速发展，进入南街企业的外地职工，最多时已逾万人，是本村总人口的3倍多，是本村就业人口的6倍多，大大超出本村原住人口，社会人口构成已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工种性质，女工多于男工。1999年1月，企业职工总数10207人，其中男4972人，女6075人；村民1048人，非村民9159人。外工流动性较大，有进有出，总数差额在100－200人之间。春、秋季招工时调入的较多。从1991年起，南街村先后吸收一批“有突出贡献的”外工为“南街村荣誉村民”，高薪聘请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长住村内，这些人享受南街村的大部分福利待遇，成为南街村的常住人口。由于招工有一定的条件规定，外工的年龄大多在18－25岁之间，文化程度初中以上，身高女1.60以上，男1.70以上，因此，外来人口的平均素质优于本村村民。此外还有工商法司税务银行等常驻南街单位的工作人员，合资企业外方人员以及村学校、幼儿园教师，南街村希望艺术学校师生等等，数百人。

　　三、身份概念之界定

　　要说明这个村庄里的人和社会分层，须事先界定几个有关的概念。

　　通常村里人的观念里，有本村人、外村人、本地人、外地人的概念，这些可看作是一种文化的界定，一种文化概念。这种概念通行于一般乡村民间。

　　而现在南街村各种文件中正式使用的，有严格界定的概念是：村民、职工、荣誉村民。这些概念不单单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还表示界定着利益分配的权利，是一种具有实质权利意义的经济概念。这是南街村特有的概念。

　　村民，指一切有南街村户籍的人口。职工，指一切在南街村企业工作的人，其中有南街本村人，更多的是外来打工者。人们曾经将企业里的本村人称为“内工”，外来打工者称为“外工”。为了加强团结，共同奋斗，村领导集团经研究宣布，不准再使用“内工”、“外工”的称呼，而一律称“职工”。荣誉村民是一个新的身份概念，分为两类，一是户口已不在村里，回村参加企业的本村人；二是从外来职工中提升而来的有特殊作用或技术专长的人，对此有专门的文件规定。本村人的荣誉村民与非本村人的荣誉村民最显在的区别标志是，前者住村民楼，后者住荣誉村民楼。南街村实行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荣誉村民享受村民的福利待遇。

　　“本村人”并不等于村民。村里人的“本村人”的概念里，除了村民，还包括户籍已迁出、在外地生活工作的原南街村居民，甚至包括户籍从未在南街村、但祖籍南街村的人。这些户籍不在南街村的“本村人”，与村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发展初期，他们如果回村参加企业，便成为荣誉村民；没有回村，也在南街村扩大与外界的联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南街村在发展经济开拓市场方面很注重利用这部分社会资源。

　　“外村人”指在南街村企业里打工的当地人，他们来自邻近的村庄或县城，与“本地人”基本属同一范畴。“外地人”指离村庄距离较远的外省市人，“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区别标志主要在口音，本地人与本村人说同一种口音，而外地人与本地人口音有较大不同。

　　南街村还有一些常住村里，受到特殊优待的外地人和日本人，他们是村企业高薪特聘的技术专家，合资企业的外方老板、资方代表和管理人员，国外设备的销售商及安装调试人员。

　　国内的技术专家们住在一个四合独院内，配有一个专职炊事员负责他们的伙食。一些日本合资方人员住在村里称为“合资楼”的日本式小洋楼里，也有专人负责伙食。

　　以上这些人都与村企业有关系，无论村民与非村民都有一种业缘的关系。

　　还有一种非业缘的外来人口，他们是村里各种工程的建筑队与来村里贩卖瓜果蔬菜和日用品的小商贩。1997年，村里开放了一处“自由贸易市场”辟有摊位店铺，可以卖服装、农具、电器、化妆品、肉蛋、水果、蔬菜等等。南街村不允许本村人搞个体经济，这些个体摊贩全是外来商户，南街村向他们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对这些概念进行清理和界定对于研究社会分层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概念表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其产生的本身就已具有广泛深远的社会意义。

　　四、地缘与村籍

　　南街村地处县城，1949年以前社会成员构成小市民成分居多，南街村的身份认同融合于整个县城，自认为“城里人”，而没有“村”的概念。1949年土改时，多数人分了土地成为农民，不分土地的仍是市民，“当时凭自愿，绝大多数人愿意要地，就都成了农业户口，不分地的就是城镇户口”（刘坤岭访谈录，注）。之后，从个体农民到集体农民，其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作为农村社会最基层的社会组织，这里的行政区划是不断变动的，直到1959年成立南街生产大队，才算有了较为清晰的行政边界。但是地域的边界仍然难以划清。居住在县城内的公社社员，虽然各大队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东、南、西、北四个街区的住房以及村民与市民的住房，都有“插花”（混杂），很难划出一个清晰的边界，同属一个大队的人，从亲缘关系上讲，未必比与另外一个大队的人更近。这种情况使得南街村不同于中国农村一般的自然村落，长期以来它与周边社区没有十分明确的地域边界，也没有一般自然村落里那么强烈的家族观念。

　　同时，长期以来，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使这里的人只想流出去，而并不排斥别人流进来，作为一个农村社区，从这一点上说它的边界是开放的。走出农村进城当工人是当时村里人十分向往的“跳龙门”。南街村以其位处县城的“地利”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历次征兵、招工时，都有不少人通过各种关系进入城市。或者彻底“农转非”，户口迁进城，身份不再是农民；或者“亦工亦农”，虽然户口仍然留在农村，但是所从事的已不再是农业。

　　那时候他们不仅不在乎自己的村籍，还要力图摆脱它。而从外面进入南街的人，大多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划为各种“分子”的人。比如张先皋，据说解放前曾任武汉三镇都督，“原是北街人，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南街劳动改造，是全体坏分子的头儿，平反后又当上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前两年死了，家属都在南街，算南街人了，现在老伴在南街敬老院”（王国彬访谈录）。这说明以往南街村的地缘边界并不严格，向外，是向上流动，向内，是向下流动。

　　村里人开始注重地缘关系和户籍身份，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80年代中期，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起步，急需人力物力的支持。而村里的青壮劳力大多分布在县城里的各个部门或工厂，政策放开以后，还有不少人搞个体经营。当时南街村党组织号召人们回村为发展南街村的事业做贡献，并实行集体福利政策凝聚人心。1990年代以后南街村经济迅猛发展，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农村。企业的大发展也将大批外来人口引入村内，许多外来人不仅在南街村企业打工，还有想在村里长期定居下来的趋势。于是矛盾产生了：一方面是经济发展需要引进大量外来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发展带来的利益，只想让“自己人”共享，而不愿与“外人”分享。于是他们开始重视并强调地缘关系和村籍，制定了《关于职工福利待遇的有关规定》等一系列政策，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一套村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