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农民和市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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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描述了山东惠民县淄角镇政府官办了一个蔬菜交易的"大市场"后，强行关闭农民办了多年的蔬菜交易"小"市场的矛盾冲突过程，并与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从小到大的发展作了比较分析，揭示了市场不仅是一个交易的场所，而且是一系列经济关系，同时也是一整套制度规则，说明了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与个人的行为有三种不同的结合方式，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如果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没有经济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自发行动，而只是政府官员的一厢情愿和单独行动，其结果必然是破坏市场发育的基础，造成市场化过程的逆转和倒退；第二种，如果只有经济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自发行动，而没有政府提供的服务和做出的安排，市场化过程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第三种，如果市场的发育和形成既有经济行为主体的自发行动，又有政府因应自然趋势的强力推进和有效规范，其进程会大大加速。进而考察了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论证了经济市场化过程就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经济计划化的过程相反，在这个过程中，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约束农民的自发行为，而是教育官员，约束官员的侵权掠夺行为。其成功的关键和秘诀不在于政府积极地跑在前面，充当主角，制造市场，而在于紧紧迫随个人的寻利行为，并沿着它的方向，根据它的要求，为其清障铺路，提供服务，加以引导，给以保护。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wo case of market development. The first one is suessful. A loc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nd managed "Big Market" for vegetables, and then banned a "Small Market" which had been developed through local peasants initiatives. Finally, both of the markets disappeared within several years. The second one is a suessful cas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Yiwu Market in Zhejiang Province, local governments and peasants suessfully won national reputation after several years.
Drawing from experience of the above - mentioned cases, the author developed a model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uessfu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 peasants cooper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arketization of an economy is the result of human cooperation. Also, restraining governments from "leading" individual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suess of smooth marketization.

一、故事："大市场"要灭"小"市场

山东省惠民县淄角镇的郑家村，位于大济（大连--济南）公路的西侧、徒骇河的北岸。这里交通方便，土地肥沃，是徒骇河的冲积平原，具有种植蔬菜的天然优势。郑家村的农民也有种菜的传统，而且长于种莱。但是，真正形成较大的经济规模还是在土地承包到户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

开始，农民种菜采用的是传统办法，种的是露天菜。后来使用了塑料薄膜支起了低矮的"小工棚"。1983年，农民孟宪峰等三人去寿光县学习取经，搞起了低温棚，结果是收益大增。农民们纷纷效法，第二年，低温棚一下子增加到50多个，出现了一些种菜的专业户。孟宪峰的三儿子还创造了暖炕育苗法，解决了低气温下的蔬菜秧苗问题。

种菜的高收益激励了郑家村人种菜的积极性。1991年，郑沛金等人又组织起来去寿光学习高温棚种植技术，并将其在全村推广。到1995年，全村235户共有高低温蔬菜大棚400多个，菜地400多亩，年产各种蔬菜600多万斤，仅蔬菜一项，年人均收入达4000多元。在郑家村的影响和带动下，邻近的桑家付、刘家村、周家村、西李村也建起了许多蔬菜大棚。一个规模较大的蔬菜基地在齐鲁大地上出现。

种菜规模的扩大推动了蔬菜经营和交易的发展。开始，菜农们用单车驮菜到几十里外的市场上去销售，后来，一些外地客户上门求购，形成了田头地边的零散交易。1990年，村里在村东南划出一块空地作为固定的蔬菜交易场所，并配置了两台磅称和一名管理人员。然而，过不多久，这个地方就变得拥挤狭小。1991年，村里将其迁到村小学前的一片较大的空地上，并增加了磅称和管理人员。初步形成了一个蔬菜交易市场的雏形。

随着产量的增加和交易的扩大，原来的交易场所容纳不了日益增多的人流和车流。在全村菜农的要求下，1992年，村支部和村委会决定建立一个蔬菜批发市场。为此，村里给淄角镇党委打了申请报告，要求解决市场占地问题和给以资金支持。报告很快得到批准。村支书还向县委书记作了汇报，县委书记当即表示支持，并派县委顾问、县财政局长、工商局长去郑家村帮助选址。为了解决建设资金问题，村委会征得村民同意，全村800多人每人集资60元，共筹集资金5万元，镇党委书记又批准贷款1万元。市场很快建成开业，村里组建了市场管理办公室，配备了十多名管理和服务人员。当时，国家对于这类市场还没有制定出一个管理办法（国家工商局关于《商品交易市场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是1993年出台的，《山东省城乡集贸市场管理条例》是1995年4月8日颁布执行的），加之由于村支书易人，因而郑家市场没有注册登记。这一点成为农民的一大憾事。

市场建成以后，村里人全力进行市场开发。是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郑沛安等6人雇了三辆车，装满了菜，北上天津，开拓天津市场。并带回刘志明等4个客户。此后村里多次组织人外出售菜，扩大市场范围。与此同时，村里决定"三年免费"，"提供住宿"，即对来郑家市场交易的菜农和客商，从1992-1994年不收任何费用，对外地菜商住店不收店钱，喝开水不收水费。经过三年的培育和开拓，郑家市场的市场半径不断延伸，知名度日益提高。哈尔滨、沈阳、梅河口、天津、北京、胜利油田、大港油田、太原、济南等地的客户都来郑家市场购菜。北京左安门蔬菜批发市场每天进销大量外地蔬菜，其中，来自郑家市场的蔬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高峰期每天来郑家市场购菜的车辆多达五六十辆，日成交量十多万斤。

就在郑家市场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时候，淄角镇镇政府经县工商局批准，在距郑家市场15里的镇政府所在地建成了一个占地180亩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名曰"惠民大市场"。与此同时，就把农民办的市场称作郑家"小"市场。"大市场"于1995年12月18日正式开业，开业前，镇党委副书记多次找郑家村支书谈话，要其暂时关闭郑家市场。开业后，经营又不景气，为使其兴旺起来，镇政府和县工商局联合发出公告，决定关闭郑家市场和周围几个村庄的蔬菜交易场所。郑家村及附近村庄的农民不服，于是，镇政府出面，包括工商所、派出所和交通部门等组成蔬菜管理小组，在郑家市场周围路口置关设卡，拦车扣菜，罚款打人，致使郑家市场无法正常经营，导演了一?quot;大市场"要灭"小"市场的悲剧。

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郑家村农民被迫放下前景看好的蔬菜生产和经营活动，三番五次到省、地、县有关部门上访，请求不要关闭他们的蔬菜市场。后来由于新闻单位介入，一些社会人土也纷纷发表意见，支持郑家村农民的正当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也对乡镇政府的作法持批评态度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县、乡（镇）两级政府不得不宣布让两个市场平等竞争，优胜劣汰，郑家市场才又恢复经营。至此，历时半年多的官民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二、假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和约束官员

山东惠民发生的"大市场"要灭"小"市场的事件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据笔者最近两年在浙江考察，也发现不少类似现象，虽然具体的故事情节有所不同，但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却有很大的共同性。为了进一步提出和说明本文的问题，我们想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一点比较，以便提出我们的命题。

1.事实的比较。浙江是全国有名的市场大省，1995年拥有各类专业市场1500个，其中，年成交额超过亿元的有271个，超过十亿元的52个，超过百亿元的3个，在全国的百强市场中，浙江占了l／4。创造了"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的浙江模式，为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解释。

在浙江的市场发展中，义乌小商品市场又最为成功。它1982年创建，三易其址，七次扩建，1991年成交额达10.25亿元，荣登全国十大专业批发市场之首，以后逐年翻番，五次蝉联。1994年成交额突破百亿元大关，1995年超过了150亿元，现在，宾王市场已经建成开业，一座名符其实?quot;中国小商品城"在浙中大地崛起。想当初，改革开放以后，义乌人又响起了经商的拨浪鼓，一批小商品批发商出现在稠城镇和三里镇。开始，义乌当局采取了劝告、堵截、驱赶、处罚的做法，结果是劝不听，堵不住，这里赶，那里冒，处罚之后重新搞。当局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改变了传统作法，采取了"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的开明政策，开启了人们自由活动和自由创造的空间，从而拨动了滚滚商潮，奠定了今日的基础。与此同时，各个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安排，支持人们在市场中的创新活动，从实践中找到了一条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建设市场制度的途径（张曙光，1995）。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成功发展的启示和感召下，金华市当局也搞起了大规模的市场建设。金华当局认为，金华是地级市，义乌是县级市，义乌归金华管辖，金华的经济实力比义乌强大得多，义乌能搞，为什么金华不能搞？义乌能成功，为什么金华就不能成功？义乌取利，为什么金华不能发财？于是，金华当局决定以更大的投入，办了一个比当时义乌更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结果是，市场设施建成了，但是，却没有什么人进场交易，只好让其闲置在那里，变成了一个空壳市场。据了解，全国各地的空壳市场决非少数。

2.理论的比较。1949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明了共产党改造和建设中国的方向和政策。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和假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进一步发展了这里提出的思想。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就是对这一理论思想的实际实施和经验检验。

根据毛泽东的分析，教育农民其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就在于农民是小生产，在于小生产的自发性，而小生产是"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集中表现。这与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为了在国有经济的基础上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就要教育农民，改造农业。而教育和改造的唯一途径和基本内容就是要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公社化，实现农业的社会化，从经济基础上去掉农民的自发性。因而，教育农民和改造农业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不断地批?quot;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过程，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民产权一步步被剥夺的过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理论逻辑是一致的，其现实选择也是合理的，否则，就不可能建成计划经济。
这里，有必要对自发性作一点讨论。自发者，自然发生之谓也。自发性就是在外力不予干预的情况下，各个经济行为主体根据自己的偏好，独立进行计算和权衡，而作出的最大化选择和自利行为，其对立面是强制。所谓小生产的自发性，就是农民通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自发性是一种腐蚀剂，它会涣散计划纪律，破坏计划的严肃性，使科学周密的计划设计流产。因此，计划性和自发性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强调计划性就要压制和取缔自发性，支持和利用自发性，就要限制和约束计划性。这就决定了建立和实行计划经济必须同农民的自发性作长期不懈的斗争。

然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自发性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虽然超越和违背法律的自发行为会产生某些破坏作用，需要加以正确的规范和引导，但是，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过程，就是各个行为主体自发追求自身利益的互动和博弈过程，去掉了自发性，也就去掉了市场的激励、市场的动力和市场的活力，市场机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因此，自发性是市场发育的基础和市场经济的精髓。正因为在改革前的20多年中，我们逐步限制、取缔、扼杀了自发性，才造成了否定市场的实物经济和自然经济。今天，我们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就不仅要为自发性正名，而且要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

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建立和实行了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已经中断了市场经济自然发有的过程，今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一方面，政府要退出很多曾经由其垄断和管制的经济活动领域，扩大个人经济自由活动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要解除禁令，放开和激活各个经济主体自发追求自己利益的积极性。这里政府的行为起着决定的作用。然而，政府又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政府作为一个强制性的垄断机构的特殊地位，使得官员们偏好于和习惯于实行和扩大行政干预和强制；传统计划经济中政府官员指挥一切、决定一切而不受任何约束的行为方式和习惯，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现实的利益考虑和政府权力的膨胀，为官员们超越政府的职责范围，直接干预现实经济生活，侵犯个人经济自由权利，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和方便的条件。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说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扭曲，那么首先是政府制度扭曲；如果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主体行为失范，那么，首先是官员们的行为失范。这一点在目前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中又是关键的一着。

3.比较中的发现。金华当局没有下令关闭义乌市场，而是建造了一个空壳市场，惠民县和淄角镇下令关闭郑家市场，惠民"大市场"依然开业经营。表面的差异掩盖不了本质的相同。惠民的案例及其与义乌和金华的比较表明：官员近于计划而农民近于市场。尽管我们已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尽管人们整天都在讲市场经济，但是对于什么是市场和市场经济，市场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究竟是政府办市场还是政府管市场，以及政府怎么管市场，很多人，特别是很多政府官员并不懂得，或者懂得，但并不按其办事。于是，他们从各自的行为目标出发，有的甚至抱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愿望和满腔热忱，但是却落得个阻碍和破坏市场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如果说在走向集中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约束农民的自发行为，那么，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严重的问题则在于教育官员，约束官员的反市场行为。虽然同时也要教育农民，但是，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农民有根本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