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峡“竹枝”:一种文学现象的历史地理学考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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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原本为山地民歌的“竹枝词”成为多受文人重视的诗体。诗人文士记事咏物抒怀,往往采用这种文句平易朴实、风格活泼清丽的形式。
要探求这一生动清新的文化支脉的最初源起,不能不说到三峡。
可以说,“竹枝词”的发现、记录和传播乃至仿作,都自三峡始。
三峡“竹枝”在文化史上留下鲜明的印迹,是唐代特殊的历史人文背景和历史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如果从历史地理考察的视角分析这种文学现象,或许可以得到有意义的发现。而交通地理对于文化的意义,或许也可以由此得到说明。
唐代文人的三峡行旅与“巴歌”体验
在政治昌盛和经济繁荣的形势下,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地位的上升,循长江航道上下,成为唐人行旅的热线。三峡,于是在唐代文人行旅生活体验中保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三峡纪行诗成为唐诗中颇为多见的篇什。除了长安、洛阳等大都市外,很少有哪些地域如三峡这样受到唐代诗人如此的关意。
李白“远忆巫山阳”,“泪向南云满”(《寄远十二首》其五),白居易“两岸滟滪口”,“巴峡声心里”(《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等诗句,都说明行经三峡的经历,可以成为永久的人生记忆。
与一般描画山水记叙行旅的诗作不同,唐代三峡诗更多地表现出苍郁悲凉的意韵。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说到“逼迫走巴蛮,恩爱座上离” 。李商隐《初起》诗亦有“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句。不过,我们所看到的以三峡为主题的唐诗,似乎多有超越一般离情乡思的意境。
唐诗中记录的三峡印象,首先是其地貌特征和水文特征的惊人险恶。
李白曾经作《上三峡》诗:“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戴叔伦《巫山高》诗写道:“巫山峨峨高插天,危峰十二凌紫烟。瞿塘嘈嘈急如弦,洄流势逆将覆船。云梯岂可进,百丈那能牵。陆行巉岩水不前。”又如刘禹锡《松滋渡望峡中》:“巴人泪应猿声落,蜀客船从鸟道来。”李贺《入蜀》:“望空问真宰,此路为谁开。峡色侵天去,江声滚地来。”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里。苒蒻竹篾,欹危楫师趾。一跌无完舟,吾生系于此。”
诗人“恐”的心态,又与“愁”的情绪相交织。如王维《送贺遂员外外甥》:“南国有归舟,荆门溯上游。”“樯带城乌去,江连暮云愁。”李端《送郑宥入蜀迎亲》:“剑门千转尽,巴水一支长。请语愁猿道,无烦促泪行。”若仍以白居易诗为例,说到“愁”行三峡的,有《送友人上峡赴东川赴命》:“见说瞿塘峡,斜衔滟滪根。难于寻鸟路,险过上龙门。羊角风头急,桃花水色浑。山回若鳌转,舟入似鲸吞。岸合愁天断,波跳恐地翻。”又《夜入瞿唐峡》:“瞿唐天下险,夜上信难哉。岸似双屏合,天如匹帛开。逆风惊浪起,拔暗船来。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
使未能忘却都市繁华的旅人们心情受到极强烈的震动的,还有三峡地区的荒凉和冷寂。
白居易《初到忠州登东楼寄万州杨八使君》诗:“山束邑居窄,峡牵气候偏。林峦少平地,雾雨多阴天。隐隐煮盐火,漠漠烧畲烟。”又《自江州至忠州》诗:“今来转深僻,穷峡巅山下。五月断行舟,滟堆正如马。巴人类猿狖,矍铄满山野。”都描写了这一情形。
三峡所独具的神秘文化景观,特别是巫山神女传说,也往往使过往的诗人文士于江风峡雾之中,体味到特殊的文化感应。
皇甫冉《巫山峡》诗写道:“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刘方平《巫山神女》诗也写道:“神女藏难识,巫山秀莫群。今宵为大雨,昨日作孤云。散漫愁巴峡,徘徊恋楚君。先王为立庙,春树几氛氲。”又如蒋洌《巫山之阳香溪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诗:“神女归巫峡,明妃入汉宫。捣衣余石在,荐枕旧台空。行雨有时度,溪流何日穷。至今词赋里,凄怆写遗风。”刘禹锡《巫山神女庙》诗所谓“星河好夜闻清佩,云雨归时带异香”,也记录了类似的心灵访古与意识旅游的轨迹。孟郊《巫山曲》写道:“巴江上峡重复重,阳台碧峭十二峰。荆王猎时逢暮雨,夜卧高丘梦神女。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又《巫山高》诗:“见尽数万里,不闻三声猿。但飞萧萧雨,中郁亭亭魂。千载楚王恨,遗文宋玉言。至今青冥冥,云结深闺门。”李贺的《巫山高》诗,文句与情感同样飘逸飞荡:“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飔然,晓风飞雨生苔钱。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
李白形容三峡风景,有“历览幽意多”,“佳趣尚未歇”的诗句(《自巴东舟行经瞿唐登巫山最高峰晚望还题壁》)。《宿巫山下》诗又写道:“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三峡的这种文化气象,往往可以点燃文人的“风情”与诗兴。白居易《题峡中石上》即写道:“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似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白居易《送萧处士游黔南》诗可见“江从巴峡初成字,猿过巫阳始断肠”句,其中“断肠”二字,或许即大体表明了人们旅经三峡时的特殊心境。
唐代文人对于三峡的文化体验,恰与当地民歌“裴回”、“苦怨”、“含思婉转”的风格相映合。其共鸣之和叶,千百年后仍然使人们不能不惊叹这种文化奇缘的神妙。
三峡地区民歌,唐人诗作中往往称之为“巴歌”。例如:
孟浩然《同曹三御史行泛湖归越》:“秋入诗人意,巴歌和者稀。”刘希夷《巫山怀古》:“巫山幽阴地,神女艳阳年。襄王伺容色,落日望悠然。”“猿啼秋风夜,雁飞明月天。巴歌不可听,听此益潺湲。”白居易《登城东古台》:“迢迢东郊上,有土青崔嵬。不知何代物,疑是巴王台。巴歌久无声,巴宫没黄埃。”又如寒山《诗三百三首》:“巴歌和者多,白雪无人和。”
对于所谓“巴歌”,又曾经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巴童歌 岑参《赴犍为经龙阁道》:“骤雨暗溪口,归云网松萝。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江路险复水,梦魂愁更多。”
巴曲 杜甫《社日两篇》:“南翁巴曲醉,北雁塞声微。”“欢娱看绝塞,涕泪落秋风。鸳鸯回金阙,谁怜病峡中。”白居易《发白狗峡次黄牛峡登高寺却望忠州》:“白狗次黄牛,滩如竹节稠。路穿天地险,人续古今愁。”“畏途常迫促,静境暂淹留。巴曲春全尽,巫阳雨半收。”
巴渝曲 杜甫《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久嗟三峡客,再与暮春期。”“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
巴弦 白居易《留北客》:“峡外相逢远,樽前一会难。即须分手别,且强展眉欢。楚袖萧条舞,巴弦趣数弹。笙歌随分有,莫作帝乡看。”
白居易《寄微之》曾写道:“秦女笑歌春不见,巴猿啼哭夜常闻。”“巴歌”、“巴曲”、“巴弦”的风格,确实表现出与诗人们以往所熟悉的歌曲显然不同的文化韵味。
王维《晓行巴峡》说:“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赖多山水趣,稍解别离情。”这里的文化氛围,使诗人体味到野趣和古风。而当地“语”“声”的魅力,也是形成三峡地区文化条件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峡民歌所谓“竹枝”,也是典型的“巴歈”,即“巴渝”、“巴渝歌”、“巴渝曲”。其风格的神奇魅力,使诸多唐代文人倾倒迷醉。三峡“竹枝”使唐文化得到新鲜的营养。受到三峡“竹枝”影响的唐诗的创作者们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宣传,使这种民歌形式连同其朴实清新的文化精神流布四方。
“竹枝”:三峡文化的重要发现
李白曾经作《巴女词》,应当也可以看作对三峡地区民歌的录作或者仿制: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
清人王琦注:“唐之渝州、涪州、忠州、万州等处,皆古时巴郡地。其水流经三峡下至夷陵。当盛涨时,箭飞之速,不是过矣。”
使三峡地区民歌在文化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其作用当以“竹枝”着于唐人诗作为最。
《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刘禹锡)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又有这样的记述:“宪宗立,(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连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儜。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朗州,即今湖南常德。“竹枝”出于郎州之说不确。《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三》如此题解“竹枝”:
“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
《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
锡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
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
与刘禹锡《竹枝》自序多有不和,然而“‘竹枝’本出于巴渝”的说法是准确的。《刘梦得文集》卷九载刘禹锡原作:
竹枝词九首并引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
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贵。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据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岁正月”,在穆宗长庆四年甲辰,公元824年。建平,南朝郡名,治所称巫县,隋唐时已改称巫山。
刘禹锡又有《竹枝词二首》:
杨柳青青将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刘梦得文集》卷九“道是无晴还有晴”,《全唐诗》卷三六五作“道是无情还有情”。
所谓“巴人能唱本乡歌”,正说明了“竹枝”原本出自三峡地区的事实。
《全唐诗》卷二八及卷二六七载有顾况《竹枝曲》: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
“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一句,也说“竹枝”为“巴人”所习唱。
据任半塘先生《竹枝考》,顾况为肃宗至德(公元756年)进士,所作较刘禹锡之九篇约早70年。
顾况《竹枝曲》,是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竹枝”。
《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收录的唐代“竹枝”,又有白居易《竹枝》四首:
瞿唐峡口冷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晴鸟一时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脚齐。水蓼冷花红簇簇,江蓠湿叶碧萋萋。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
其中“瞿唐峡口”、“白帝城头”、“蛮儿巴女”、“巴东”“巴西”诸句,也说明了这种民歌形式的源起,使得“竹枝”已经成为代表三峡地区风土人情的一种文化符号。
杜甫《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避暑云安县,秋风早下来。暂留鱼复浦,同过楚王台。猿鸟千崖窄,江湖万里开。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杜诗中仅此一处提到“竹枝歌”。宋人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歌》写道:“刘梦得《竹枝歌》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也说,“‘竹枝’本近鄙俚。杜公虽无‘竹枝’,而《夔州歌》之类,即其开端。”任半塘先生《竹枝考》指出:杜甫《夔州歌》与刘氏《竹枝》相近者二首:
瀼东瀼西一万家,江北江南冬春花。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
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
其格调确实近于“竹枝”。“瀼东瀼西”所谓“瀼”,正是三峡地区所称入江山溪水。 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又有这样的评论:“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径蹊。”夏承焘先生《论杜甫入蜀以后的绝句》也有相接近的论点:“蜀中是《竹枝词》的发源地。唐人刘禹锡、白居易以及《花间集》里各家的《竹枝曲》,都用四川民歌声调。”“杜甫这些不调字声的绝句 ,是否即用四川《竹枝》那种‘激讦’‘伧儜’的声调,他自己没有说明,我们不能臆测。但我们看宋人注杜诗,举出他用‘蜀中语’相当多,如‘上番’、‘禁当’、‘长年’等等,都是(见郭知达《九家注杜诗》引赵注)。他四十八岁入蜀,五十七岁离蜀,在四川前后住了十年。他所说:‘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还是前半期的话。他诗中既用了许多四川方言,则以蜀中民歌声调作绝句,自然不是不可能的事(《竹枝》、绝句,体式相同,皆七言四句)。”
在《乐府诗集》卷八一《近代曲辞》中,又有李涉《竹枝》四首:
荆门滩急水潺潺,两岸猿啼烟满山。渡头年少应官去,月落西陵望不还。
巫峡云开神女祠,绿潭红树影参差。下牢戍口初相问,无义滩头剩别离。
石壁千重树万重,白云斜掩碧芙蓉。昭君溪上年年月,独自婵娟色最浓。
十二峰头月欲低,空濛江上子规啼。孤舟一夜东归客,泣向春风忆建溪。
所谓“荆门”、“西陵”、“巫峡”、“昭君溪”、“十二峰”等,也说明作者是借三峡民歌的文体,来抒发三峡行旅的感受。
一并为《乐府诗集》编纂者所采录的,还有晚唐诗人孙光宪的《竹枝》二首:
门前春水白苹花,岸上无人小艇斜。商女经过江欲暮,散抛残食饲神鸦。
乱绳千结绊人深,越罗万丈表长寻。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
“乱绳千结”,《五代诗话》作“乱绳寸结”。又孙光宪此作,《全唐诗》卷七六三及卷八九七收录。据说“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全唐诗》卷八九七即将孙光宪《竹枝》归入词类,作:
门前春水竹枝白苹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 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 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全唐诗》卷八九一又有皇甫松《竹枝》:
竹枝一名巴渝辞
槟榔花发竹枝鹧鸪啼女儿,雄飞烟瘴竹枝雌亦飞女儿。
木棉花尽竹枝荔支垂女儿,千花万花竹枝待郎归女儿。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连女儿,花侵槅子竹枝眼应穿女儿。
筵中蜡烛竹枝泪珠红女儿,合欢桃核竹枝两人同女儿。
斜江风起竹枝动横波女儿,劈开莲子竹枝苦心多女儿。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刘毓盘《词史》以为“无名氏《女儿子》二首,即唐人《竹枝词》所本。”“皇甫松仿此体于句中叠用‘竹枝’‘女儿’,为歌时群相随和之声。”所说《女儿子》,见《乐府诗集》卷四九《清商曲辞六》:
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
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
王运熙《六朝乐府与民歌》也写道:“《女儿子》现存二首,首篇云:‘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盖原为巴东的歌谣,其后被演为乐曲的。唐皇甫松有《竹枝词》六首,均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竹枝词》一名《巴渝词》,与《巴东谣》产地相同。皇甫松《竹枝词》的和声,必定渊源于《女儿子》无疑。”任半塘《竹枝考》以为“必定”“无疑”一说“太过”。然而,作为推想,二者有“渊源”关系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还应当指出的是,从“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的内容风格分析,似乎也可以看作三峡“竹枝”的先声。
唐人尉迟偓《中朝故事》说,刘瞻僖宗朝为相,因罪出守荆南,舍人李庾行诰词,驳责太甚,几遇害。懿宗朝,刘瞻复用,行至湖南,李庾方典郡,出迎于江次竹牌亭,置酒。刘瞻唱《竹枝词》赠李庾:“蹑履过沟竹枝恨渠深女儿。”也记录了“竹枝”的和声。
“竹枝”的发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马稚青《〈竹枝词〉研究》写道:“《竹枝》先本巴渝俚音,夷歌番舞,绝少人注意及之。殆刘、白出,具正法眼,始见其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乃从而传写之,拟制之,于是新词几曲,光芒大白,于文学史上另辟境界,其功绩诚不可没焉。”任半塘《竹枝考》也写道:“刘氏诗序备述建平《竹枝》声乐,确为创举。自来民间俚艺,受文人重视如此者,史无二例。”“论民间声诗乐艺之蕴藏,仅从百五十四调求之,已极丰富。使一一皆如建平《竹枝》遇于刘氏者各得其遇,则我民族乐舞在历史上所激发之光彩,将燎烛益高,启迪益远!且无论声诗以外者矣。”这样说来,唐代三峡“竹枝”经刘、白等有识者的“传写”“拟制”终于面世,实在可以称作伟大的文化发现。而所谓“建平《竹枝》遇于刘氏”一事,并不是偶然的。其所以发生,自有三峡地域文化的特殊风格和特殊魅力在起作用。而我们对于唐代交通地理的文化意义,也可以因此得到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