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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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荀子在《非十二子》指斥思孟五行，根本原因在于荀子重视礼，而《五行》、孟子突出、强调“形于内”的“德之行”或仁，属于儒家内部的派别之争。《五行》仁义礼智圣概念体系与“行于内”、“不形于内”主张间存在矛盾，这是荀子批判思孟五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子思、孟子在对“五行”的理解上存在差异，荀子将其一视同仁，并不正确。
【关键词】荀子思孟五行


荀子《非十二子》对子思、孟轲的批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这一个谜包括两个内容：一，思孟“五行”具体何指？二，荀子批驳“五行”原因何在？如果说，前一个谜底随着马王堆帛书《五行》的出土已大白于天下的话，那么，后一个谜底至今仍然没有被真正揭开。考虑到后者与前者密切相关，且关系到荀子对思孟的态度和理解，它无疑成为思孟学派研究中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一）

马王堆帛书《五行》出土前，荀子所批判的思孟“五行”说具体何指，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唐人杨倞注《荀子》，释为仁义礼智信五常，而近代以来，学者又提出种种新说，或以为五行的内容即水火木金土与五常相配[1]，或以为思孟五行即仁义礼智诚五德[2]，或认为五行“就是后世所谓五伦，这在《中庸》、《孟子》二书都可寻出根据”[3]，或干脆认为荀子批评的不是子思、孟轲，而是邹衍的五行[4]。一个学术难题的解决，往往需要新的资料的出现，思孟五行说的研究，正说明了这一点。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行》经传，其中有仁义礼智圣五种“德之行”及仁义礼智“四行”，根据庞朴先生的研究，帛书中的仁义礼智圣又见于《孟子》，实即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原来人们争论不休的思孟五行说，既同水火木金土无关，也非仁义礼智信，更不是仁义礼智诚，而是仁义礼智圣。庞文一出，学界注目。1993年，郭店竹简在湖北荆门一号楚墓出土，其中有《五行》经的部分，并标明“五行”二字，进一步证实了庞朴先生当年的判断。至此，思孟五行说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然而庞朴先生在揭开思孟五行之谜的同时，又留给人们另一个问题：
既然思孟五行只是仁义礼智圣，何以荀子斥为“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自己岂不也常说仁、道义、论礼、谈智圣，何僻违、幽隐、闭约之有？[5]
可以说，这一问题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思孟五行说的的谜底才算被真正揭开，否则，前一个结论也会留下疑问，为什么荀子批判的一定是指仁义礼智圣，而不是其它？要知道，当时被称为五行的并不仅仅是仁义礼智圣，还有其它内容。于是学者深入荀、孟思想的内部，或留意其概念的差别，或强调学说的不同，或突出理论上的差异，试图对荀子批驳思孟五行的原因和动机作出解释和说明。如有学者认为，荀子批判思孟五行决不是学派门户之争，而实有其思想史的原因，这些原因都深植于孟学与荀学的根本差异之中，尤其是在“心”与“道”这两个重要概念的思想内涵之中。具体讲：
以《五行篇》为代表的思孟学派，主张“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所谓“五行”）皆源于“心”（所谓“形于内”）。从荀子的立场看来，这种“心”的概念与荀子的“心”貌同而实异。貌同者是其表象，双方皆注重“心”的自主性，但其异者则极具关键性。思孟学派强调“心”的主体性及超越性，荀子则强调“心”的社会性与政治性。荀子的“统类心”所关怀的不是个人成德的超越根据，而是个人成德过程中所必然牵涉的社会、政治诸般现实问题，尤其是礼法制度建构的问题。所谓“僻违而无类”，就是指思、孟之偏离“可知可能之理”（《荀子·性恶》），忽视“尽制”（《荀子·解蔽》）问题而言。

荀子批判思、孟五行说的第二个原因在于“道”的思想内涵。一言以蔽之，思孟的“道”具有超越时空涵义，而且强调“道”的内在化。荀子的“道”则具有强烈的时空意义，荀子所强调的是“道”的客体化，要求“道”落实到人间，达到“尽伦”、“尽制”的效果……荀子站在“道”的客体化这个立场，对于思孟学派所宣扬的那种贯通天人二界、含摄仁义圣五行的“道”，当然无法接受。我们可以推想，荀子可能认为，思、孟所主张的“天命”下贯的“道”，因为未经“虚壹而静”的“心”的照映，无法达到“大清明”的状态（《荀子·解蔽》：“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幽訚难解。荀子斥之为“幽隐而无说”，实非无的放失。而且，在思、孟五行说中，从“天道”到“人道”构成为一个循环的系统，自成一体，具有某种内敛的性格，无法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开展而成为创造世界的力量。所以，荀子评之曰“闭约而无解”，可能是指思、孟五行说未能对“道”与世界的关系作一个明确解说与安顿而言[6]。
这种解释不停留在荀子非孟的外缘背景上，而是深入二者学术思想的内部，从“心”、“道”两个概念来说明思孟五行的特点，寻找荀子批驳五行的原因，可以说立意较高，且有一定启发意义。但仔细品味，仍有可商榷的地方。因为荀子《非十二子》中的一段批评言论，主要针对的是思孟五行，“无类”、“无说”、“无解”的大帽子也是扣在五行的头上，因此，显然是五行自身具有某种“僻违”、“幽隐”、“闭约”的特点，引起荀子的不满，给予激烈批评。至于对“心”、“道”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虽同其批评思孟五行有一定联系，但最多只能算是间接原因，用此来说明荀子批驳五行的原因，多少显得宽泛、迂远。
有学者注意到，荀子与孟子最明显的分歧是在人性的看法上，荀子对孟子的攻击也主要集中在性善论，这不能不在《非十二子》中有所反映，于是认为荀子攻击孟子的，不在仁义礼智圣这“五行”本身，而是孟子将仁义礼智圣归之于人性所固有的观点。孟子的性善论也就是一种仁义礼智圣为人性所有论，是一种五行出于性论。
笔者认为所谓思孟五行说……是指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行出于人性的性善论。荀子从其“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的理论出发，认为“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危害最大。所以视其为“子思、孟轲之罪”，予以了空前激烈的批判[7]。
人性善恶的确是荀子与思孟间最明显的分歧之一，荀子批评思孟五行时也可能包含了这方面的考虑，但若把荀子对思孟五行的批驳完全归于性善论，同样有讲不通之处。首先，《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形于内”，归于内心，确实包含有性善的倾向，但它同时又提出不形于内心而表现为外在规范的的四行——仁义礼智，在《五行》中被称为善的恰恰是后者，所谓“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第一章》）。所以说《五行》已具有了性善论，尚有一定的困难。以后孟子虽然提出性善论，但他说明、论证性善的主要是仁义礼智而不是五行，把孟子性善论同思孟五行说等同起来，同样显得牵强。况且，荀子指责五行的“三无”——“无类”、“无说”、“无解”——也看不出与性善论有什么直接关系。
于是又有学者认为，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其深层的理论结构是一个天人关系、天道与人道或性与天道的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思孟与荀学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荀子谓思孟不知“先王之统”，“无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思孟以圣人知天道时，将天人看作本原上是统一的。荀子说圣人不求知天，圣人知人道，知统类，乃以他的天人之分的观念为前提……思孟以“圣知天道”，而不知圣乃人道，“错人而思天，”是为“不知类”。不知礼义统类之道，天人混淆，无“辨合”、“符验”而不可行于天下，故言“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8]。
这种看法与前面一样，都不是从五行自身去寻找答案，而是把荀子与思孟的思想差异看作其批驳五行的直接原因，因而同样显得宽泛，缺乏说服力。按照这种逻辑，孟、荀间的思想差异还有许多，如孟子重道德“良知”，荀子重经验“征知”；孟子由内圣而外王，荀子由外王而内圣等等，而前者的内容多少都可以在《五行》中找到根据，岂不是都可以看作荀子批驳五行的原因，或至少是原因之一了？岂不是还可以不断写出“思孟五行新解”的宏篇大作来？但这对于探讨荀子批驳五行的真实原因，显然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1]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子思孟轲五行说》。
[2]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33～134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3]谭戒甫：《思孟五行考》，《古史辨》第五册；《论思孟五行说的演变》，《中国哲学》第四辑。
[4]顾颉刚：《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五册。
[5]庞朴：《帛书五行研究》，第136页，齐鲁书社1980年版。
[6]黄俊杰：《荀子非孟的思想史背景——论〈思孟五行说〉的思想内涵》，《台大历史学报》第15期，1990年12月；收入《孟学思想史论》卷二，第109～120页，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6月。
[7]廖明春：《思孟五行说新解》，《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
[8]李景林：《思孟五行说与思孟学派》，《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4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