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者复古现象考——以严复为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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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行者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在青年时代锐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疑古"探索后，至晚年却到"信古"进而"复古"起来。本文以严复思想研究为例，认为严复思想始终未改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救亡"图存思想为经线，其爱国初衷不渝，"救国"方略则相时而变并随着对中国国情理解的深入而渐趋深化。从"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一揽子计划，到"科教救国"，再到"道德救国"，变化的只是其救国方略。二、以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为纬线，其"价值重估"、"往返质疑"的"实用主义"精神未变。因此，从"阶级论"或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观点出对严复及其思想做出的评论也是无法成立的；而"复古"之说，则是对严复思想的舍本逐末之论。
关于严复的研究与传述已为数甚多，尤其是毛泽东、李泽厚、鲁迅等从官方到精英的权威论述，似已盖棺定论。但是细究之下会发现，这些经典论述中有一点"共识"，即认为，严复在晚年走向了保守和复古，理由就是他的"尊孔"。这就揭出了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行者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在青年时代锐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的"疑古"探索后，至晚年却到"信古"进而"复古"起来。相反的观点以汉学家哈茨、史华兹等为代表，以为严复终生主张"全盘西化"。（1）
两种观点中，前者一直没有清晰解答"复古"的原因，后者则略显牵强。此问题在中国文化建设中关系重大，如果不能争实解决，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怪圈"中：要么"全盘西化"、唯新唯西，拒斥中国文化传统；要么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高唱"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从辩证观点出发不难发现，二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封闭结构"，相互排斥，并均有其立论理由。然而正如"信仰自由并不是’不容异教’的对立面，而是它的花样翻新。二者都是专制主义。一种自命有压制’信仰自由’的权利，另一种则授予这个权利"，（2）两者都形成了绝对的知识和信仰霸权，是一种片面的深刻，因此有必要将严复放回到其历史语境中进行细致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西化论"与"国粹派"的意气之争，有利于中国文化建设中的资源整合。
笔者认为，严复思想前后是一致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救亡"图存思想为经线，其爱国初衷不渝，"救国"方略则相时而变并随着对中国国情理解的深入而渐趋深化。从"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一揽子计划，到"科教救国"，再到"道德救国"，变化的只是手段。二、以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为纬线，其"价值重估"、"往返质疑"的"实用主义"精神未变。因此在严复身上，从反八股、反封建的先锋，到主张"尊孔"，看似"复古"，其内在精神实质却始终未变。因此，从"阶级论"或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观点出对严复及其思想做出的评论也是无法成立的；而"复古"之说，则是对严复思想的舍本逐末之论。
一、严复救国方略论
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救亡"观念的，就是严复1895年的《救亡决论》。以此为发端，严复矢志于爱国救亡，不断探索"有效"的救国方略，这此方略随着他对中国国情了解的深入而渐趋深化细致，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并具有相对的阶段性：第一阶段提出"政治救国"寻求富强的体系性计划，从他译着的潜在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1905年以前他的思想基本上是政治救国的，寻求在体制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达到国家的富强。第二阶段为"科教救国"，主要由于是义和团运动暴露出的国民劣根性对他的震惊，也与甲午海战以后中国的现状对他的触动有关。先后主掌复旦公学、安庆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则是其实践。第三阶段为"道德救国"，约略以1912年以后为重点。其时中国军阀混战，战事频仍，群雄割据，生灵涂炭，严复忧国忧民却无力回天，只好希望有一贤明统治者以"道德"自我约束，建成"好人政府"民，则希望能提升其人格，不致成为乌合之众。
如果以严复本人的观点看，则可以将其求国方略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层，下文将分述其救国方略的层次性。总之，救国是严复终生目标，"只要达此目的，手段方法均属次要"。（3）
最初的严复的思想充满理想而显得峻急，即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路，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境地。因此他提出了一整套破旧立新的理论主张。他的译着也存在一个潜在的体系。首先是他在1898年"做"了《天演论》。但是这里值得注意和就是他对于原着《进化论与伦理学》中伦理学部分的删改。虽然他在该译本的自序中提出了"信、达、雅"译着标准，但是意图却是"六经注我"，因此不仅将"伦理学"部分删除了，而且对进化论也进行了"修正"，因为此书来自赫胥黎的演讲，是修正进化论的。可以说《天演论》至少不是"达"的。之所以如此，只能是因为这与他的救国思想有关，目的是为人们敲响警钟，这是思想启蒙的工作。《天演论》中的思想，与他不久前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四篇论文的思想是相通的。主要是阐发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以学习西方走向富强。其译着也围绕着国家的改制，如1901-1902年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进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重在自由经济。1897年在《国闻报》发表前两篇并于1903年正式出版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法》，1903年出版穆勒的《OnLiberty》(《群己权界论》)，1904年译出孟德斯鸠的《法意》都是针对政体的改革，重在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国家的立国之基，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在这些思想中，我认为严复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引进了"法治"宪政思想，这是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驱所未注重的，然而这恰恰是民主与自由的保证，是中国最缺乏的思想。（4）
在"体用"之辩中，严复运用格兰秀斯与霍布斯理论，提出了"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从而唱响了五四"科学与民主"之歌的先声。也正是在此立场上，严复成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
但是，严复冀图自上而下变法立宪的政治理想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随着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严复逐渐认识到，要想使中国富强，最根本的还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提升人的素质，于是他更加务实地转向了"科教救国"。他认识到：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及逐渐更新乎。只有每个人都能够自强自治，然后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才会繁荣富强。偿若国民民智未开，"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一治一乱之局。二也。"
他将政治民主的根基归结为个人自由，把社会进化归结为人各自强。此时"严复终于把自己一生完全献身于译着、教育事业，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救国的先驱……他把’治愚’当作拯救中国的’要道’。"（5）严复区分了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阶段："以三年为期，教以浅近之书数，但求能写白话家信，能略记耳目所闻事，而珠算则毕加减乘除，此外与以数十页书，中载天地大势，与夫人生所不可不由之公理，如西人上帝十诫者然。……公等闻此，将于吾言有不足之讥，然须知吾国此时，不识字人民实有几许，约而言之，则触处皆是也。"（6）（《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一册第166页）"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何则？所以使吾日由贫弱之道而不自知者，徒以愚耳。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竟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惟求之能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57页）严复对于教育的强调如此深沉，是因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35页）（7）
对于教育，他是那样寄厚望，以至当五四运动时，对于学生罢课十分不满，他认为："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耶！"（《与熊纯如书》80，《严复集》第三册第696页）"以数千学生乃任一二人毒打，信乎？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与熊纯如书》79，《严复集》第三册第695页）其中对于学生之行为，严复是心痛，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武人的"不德"，这样的牺牲古已有鉴，其诚可鉴，然其牺牲也大，而不仅"点心食物小本营生无过问者，而小民滋苦已。"而且学生仅为"傀儡耳"。（同上）这种忧愤又与蔡元培、胡适之当年言行相同，此诚深沉之言行，绝不似意识形态所言。
于科学教育，我最看重严复译出的《穆勒名学》与《名学浅说》，是关于"科学之科学"的逻辑学著作。严复认为这才是中西学术最根本的地方，虽然看似形式问题，却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他提出了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即而自然科学之"实验"和社会科学"逻辑学"。这是中国学术中所缺少的。其本质在于：只有可以证实或证伪、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验证的，才能去相信，而对于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先验的、形而上的"理论系统"不要去相信，因为他可能给社会人生造成极大的损害。即使"大胆假设"了，也一定要"小心求证"。正是基于此，对于科学研究与社会变革，严复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均取实证的审慎态度，而反对建构论唯理主义。因此，严复被称为"较早以比较系统的形式引入西方实证主义"的第一代人物，而"近代实证主义以认识论以及逻辑与方法论为重心，它的引入与阐发，对中国哲学自身的深化与拓展，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归属于大的科学主义思潮，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8）"其内容则涉及到了近代实验科学方法的各个环节。在爬梳于故纸、求大义于微言的经学之风尚未根除的当时，面向自然、即物实测的主张无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其严于实证的要求，对不敢越圣训之雷池的经学独断论，则更是有力的冲击，它在中国近代思想界所引起的振荡，已远远超出了实证科学的范围。"（9）
严复科教思想中关于教育改革、关于实验、关于"中西古今"说的思想、关于实业教育等方面的见解，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