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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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观察与判断。整个20世纪，人们据以言说义和团的语境发生了多次深刻变迁：从五四时期反传统启蒙语境到20-40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50-60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再至90年代的反激进新保守主义语境，大体可以看作指导义和团评价的语境变迁史。语境不同，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也在不断变动。21世纪初叶，中国仍将处在义和团暴动所提出的问题的覆盖之下，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仍将难以完全摆脱以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的制约。
义和团暴动已经发生了100年，也整整被评价了100年。
严格说来，“研究”历史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而“评价”历史本质上则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因此，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决定着他们如何理解与评价历史。一百年来对义和团评价的起伏，折射着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涨落。所以，对义和团百年评价史这一“思想史”范畴内问题的考察，必须置于对这一期间“社会史”考察的基础之上。
应该承认，如何评价“义和团”，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不但中国社会对此敏感，西方社会也同样对此敏感。义和因暴动已经过去，但义和团暴动所提出来的“问题”也即“义和团式问题”却始终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我们。这可能就是人们对义和团评价如此敏感的深层动因。究竟如何对待“西方”？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如何积极地反抗帝国主义或经济发达国家对所谓“落后国家”的侵略？如何看待“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些可能就是义和团现象所提出来的同时又覆盖了百年中国而直到今天我们似乎仍未走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20世纪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是将“西方因素”驱逐净尽后让中国社会倒回到鸦片战争之前的那种圣君贤相统治下的大一统的宗法村社共同体去，还是在引进“西方因素”的基础上，使中华民族再振居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雄风？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是在世界潮流面前闭关自守，还是顺应世界大势对外开放？在笔者看来，对义和团暴动的不同评价，事实上透露了关于中国社会走向的信息。当然，从这样的视角观察对义和团的评价，丝毫也不意味着对由于义和团自身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评价差异的忽视。的确，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像义和团运动那样，包含着如此多的相反的信息、相反的价值和互相冲突的目标。老实说，任何一个真诚的学者，面对义和团运动都会产生“价值”与“理性”的撕裂感，善与恶在这里是如此的纠结，其界限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使任何一个明察秋毫的人都有可能判断失误。但是，稍经考察即可发现，百年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对义和团的评价意见，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源于对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所以，把对义和团评价的考察放在“社会史”、“思潮史”范围内比放在“学术史”范围内可能离真相更近。这样做当然也可能会遮蔽部分历史真相，但笔者坚信，非如此不足以凸显历史的本质。
“反西方”冷战语境中的义和团
在将对义和团的评价还原到所在时代的社会状况中去时，必须看到，对历史评价起直接制约作用的并非“社会状况”本身，而是在这种“社会状况”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潮、普遍的社会心理，亦即某种特定的语境，特定的精神气候。正是这种语境和气候，规定和控制着历史评价，尤其是规定和控制着对义和团的评价。
百年以来，我们的学术语境和精神气候经历了多次深刻的变迁：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启蒙语境，到三四十年代的“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从五六十年代的“反西方”冷战语境，到八十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大体上可以看作曾经统治过舆论的语境变迁史。看得出来，在不同的语境下，义和团的面貌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反传统”启蒙语境中的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迷信”、“蒙昧”、“鬼道”充斥的反现代化运动，为一种“落后”的象征；[1]而“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中的义和团运动，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爱国运动，为一种“进步”的象征；[1]五六十年代“反西方”冷战语境，实际上是这种救亡语境的继续。
“反西方”的冷战语境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始形成，直到“文革”结束之后若干年才被打破。如上所述，这种语境下的义和团运动，依然是一种反帝爱国运动。在给1949年到1979年对义和团的研究与评价分期时，时贤多把这一时期划为“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主要根据是，“文革”10年尽管没有“史学”可言，但对义和团运动而言，却有戚本禹的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这篇文章构成义和团研究史上的一大事件。笔者认为，戚氏此文，除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之外，并未创造什么。换句话说，他只不过是把已有的东西推向极端而已；他与“文革”前的众多研究者持有共同的基本假定：革命优于、重于改良；农民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富有革命性因而更先进；西方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只是灾难。不同之点仅仅在于，戚本禹把这些前提、尤其把从这些前提中导出的结论纳入到“文革”的总意图之中。但看得出来，“文革”中与“文革”前，人们据以评价义和团的基本语境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从1949年至1979年，从对义和团的总体评价上来说，可以划为一个阶段。
1949年10月之后，最先对义和团运动作出评价从而为未来的义和团评价确定了基调的是翦伯赞。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是对义和团运动发生50周年的最好纪念。这套书不但因提供了此后研究义和团的基本资料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还因对义和团研究在当时看来准确的定位而为五六十年代的人们所遵循。翦伯赞在此书“序言”中说：
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意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笔血账，我们把义和团的资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学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50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账。[2]
这种对既往“血账”特别是对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血账”的清算，在翦氏看来，“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2]把过去的事件看作是今天的警钟，把对义和团的研究看作是清算历史血账，历史回顾就这样被纳入到现实的创造中去。“义和团”在这时变成了反对“西方”、特别是反对美国的象征。当然，在义和团研究史上，最初给这一研究确定上述基调的是胡绳、范文澜和华岗。他们分别在1949年前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中，从“反帝爱国”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翦伯赞承接了他们的论旨，并把这种论旨进一步与50年代初的精神气候吻合起来。
50年代初，中国仍处在反帝国主义的历史惯性运动中，高涨激昂的民族情绪不仅未平息下来，反因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的刺激而一浪高过一浪，西方对新中国的冷漠、敌视与封锁，促使中国“一边倒”，这时笼罩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反西方的。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冷战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人们当然把几乎所有的西方因素、包括所谓的“先进生产方式”，都等同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则意味着侵略、野蛮、征服、屠杀，而只能一齐予以拒绝。在这种自然而然的逻辑下，义和团当然被当作现实中“反帝”的榜样、先驱来对待了。所以，这时的翦伯赞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2]到1958年，翦氏又把这一点表述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3]刘大年当时则称义和团为“人民反帝运动”[4](P19)。另有人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反帝运动，反封建运动和反机器生产的运动，而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5]还有的读者则称这场运动的性质是“深刻的爱国运动和民族运动”。[5]50年代对义和团最权威也最无保留的评价是由周恩来总理作出的：“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6]这一评价的关键之处是把义和团运动与50年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贯通起来了。义和团运动起源于此前不断发生的“教案”，起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教冲突。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传教士及其活动，构成了如何评价义和团的一个侧面，而冷战语境中的传教士形象只能是罪恶的化身和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1952年的一篇文章在“外国传教士的罪恶”目下首先指出，西方强盗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方式可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起初是传教士，然后为商人，最后便是军舰大炮。然后断定：“传教士，不仅是侵略者强盗的先锋，他们还以假仁假义的面孔，而且作为侵略强盗们的头等侦探，实际执行侵略强盗们的侵略政策，尽量发挥商品和军舰、大炮的效能。三者是有机联系与互相配合的……他们的罪行是数不完的。”[7]所以义和团的“仇教”、“灭洋”是无可非议的。
进一步地或者说彻底地把对义和团的评价与研究纳入到冷战语境中去，是60年代的事情。1960年8月25至28日在济南召开的全国首次义和团讨论会及其会议论文集，可以让后人充分领略“反帝反西方”的精神气候和时代氛围是如何左右对义和团的评价的。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选自这次会议。从这册20多万字的《论文集》看来，此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纪念”性质的会议，甚少“学术讨论”的内容。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把作为历史事件的义和团置入冷战语境中予以观察与衡估的结果。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罪行，是这次会议的主旨；而且，在声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时，除了历数他们镇压义和团的罪恶外，还主要控诉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所有这些，都奠基在我们当时对世界大势的特定感受与观察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基本假定和未来预期上：“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地好起来。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做坏事，它的寿命不会很长了。”[8](P28)后来对义和团评价甚低的黎澍，当年也在这次会议上，以《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为题发表讲话，主要痛斥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侵略行径，预言罪恶的帝国主义制度一定也很快会灭亡。[8](P5-11)除黎澍外，还有两篇文章专门揭露美国镇压义和团和其他侵华罪行：一篇是《从义和团运动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另一篇是《揭露美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血腥罪行》。[8]在这种语境下，对义和团的评价可以想像。
与50年代相比，60年代这次会议对义和团评价的主要变化，是在分寸上已基本上没有保留和限制了。譬如，翦伯赞当年在承认义和团“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前提下，并未忘记强调这次斗争“是带着狭隘性与落后性的”斗争；在肯定义和团是“农民战争”和“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它们带有“自发”的性质；另有文章在指出义和团是“以反侵略为主的运动”的同时，并未忘记指出它还有“反机器生产”和“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特点。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作出义和团有“笼统排外倾向”的判断。现在，这一切都不见了。听到的只是一片对义和团全面认同之声。黎澍说：“义和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个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义和团参加者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8](P5)在“反传统”的启蒙语境下，义和团的形象是蒙昧的。现在，刘大年则认为，义和团“不愧为中国民族觉醒的代表”：“如果两年前的戊戌变法是民族觉醒过程中的一步，那么义和团就是一座巍然高耸的里程碑了……义和团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进步的战争。”[8](P12-13)在关于义和团反不反封建的问题上，50年代人们的判断也是谨慎的、留有较大余地的：义和团是反封建的，但只是“本能地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3]。到了现在，这种谨慎和留有余地的态度也消失了。这时，人们斩钉截铁地断定：义和团“是农民反封建的革命组织”；[8](P35)“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比较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运动……义和团是一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贫苦农民占极大多数”。[8](P77.79)老实说，这已经不是事实认知而是价值判断了，这已经不是在“评价”历史，而是在“歌颂”历史了。如果说，“评价”历史已经意味着现实对过去的支配，那么，“歌颂”历史严格说来已经与学术研究无关了。但这种对义和团的没有限制与保留的“歌颂”却一直持续下来，直到在“文革”初期成本禹那里登峰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