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中新课程起始阶段的社会关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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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市2007年正式开始高中新课程改革，社会各界人士都给予了积极的期待，也有不同的理解见诸报端。新课程起始阶段，媒体报道聚焦在针对课程体系设置与课程管理、教材改革、学习方式、学业评价和高考改革等方面的社会关注热点。人们对新课程关注的背后隐含了不同的课程理解及其作用，这种不同缘自社会各界人员经历、经验的不同，也体现出加强课程理解的必要陆与艰巨性。不同层面、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待课程问题的多种看法可以丰富社会各界人员的课程理解，从而促进高中课程改革在和谐稳妥中推进。
　　[关键词]高中新课程；课程理解；社会关注
　　
　　当代传播学理论视域下，理解就是“我们解释可感觉资料的过程”，主要包括“结构式理解”与“功能式理解”。其中“结构式理解”主要受人们所接触的物理刺激，如相关的符号表达等；“功能式理解”主要受理解主体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如人的愿望、需要、情绪、态度和假定等。两种方式造成了人在接收和解释信息过程中的不同解码方式，使人的“理解十分活跃，它包含了学习、更新视角、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等许多活动”。在达成彼此理解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编码者、解释者、解码者的多重身份，都在信息解码与编码活动中制造“含义”。因此，透过不断现于报端的关于课程改革的多种声音，可以呈现出北京高中新课程起始阶段社会舆论的存在与建构状态。
　　本研究对2007年的《北京青年报》《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等都市报纸中的159篇、14余万字的资讯进行搜集整理，依据拉尔夫・泰勒的经典课程理论，从课程与教学目的与目标、教学内容的选择、课程实施以及课程评价四个维度对内容进行聚类分析，归纳出北京高中课改起始阶段在课程体系设置和课程管理、教材选择与使用、学习方式变革、学业评价和高考改革等四个社会关注点，透过来自政府、教材编写者、组织实施者、学者、校长、校内中层干部、教师、学生、家长等社会人士的多种声音，展示北京高中课改第一年宏观与微观的景象。
　　
　　一、社会关注之一：课程体系设置和课程管理
　　
　　高中新课程的一大显性变化是课程结构中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并行以及学生选课的不同侧重面，这引起了人们对其具体实施过程的关注。
　　
　　　(一)对“文理分班与否”的不同看法
　　按照北京高中新课程计划，高一年级所有学生以学习共同基础的课程为主，高二年级则依照“高中毕业直接就业”“人文学科”“理工学科”以及“艺术或体育学科”四个方向选择所需要学习的课程；高三第一学期为自由选修，第二学期则允许进行总复习。由此使传统的高中文理分班学习的模式有可能逐渐淡出，一种“走班上课”的运行方式有可能出现。对此引出了人们不同的话语。
　　区县教育主管人员表示：把侧文、侧理不同方向的学生放在一个班，上课时大规模“走班”，这在实际上操作起来很不现实。按照目前的教室数量、师资等教学资源看，大规模“走班”上课存在很多困难，但在确定文、理科方向之后，学生在该方向内进行小范围的“走班”学习是可以实现的。按照目前的课程设置，既然有侧文和侧理方向的课程设置，文、理分班教学在管理上也是符合实际的。
　　有关专家表示：大规模“走班制”上课在目前不会出现。学校为了方便教学，可以自主对原有的行政班进行调整，也可以按照文、理科学习方向重新编班。只要不违背课程方案，学校对教学的组织享有自主权。
　　家长表示：仍然青睐文理分班的模式，一时间还难以接受新的班级教学与管理的改革方式，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影响高考。
　　校长有自己的解读：新课改后的班的概念将有两个，一个是教学班、一个是行政班。学生选课形成教学班、学校管理把学生分成行政班。在高中学习中，学生会进入到很多教学班中，但行政班却是从高一到高三不变的。教学班的形成有两种原因，一是选修不同的课程，二是同一课程选修了不同的模块。
　　不同声音显示出人们对高中学习的分班传统、学生在一个行政班级中完成三年学习的做法是很熟悉的。当学生的班级归属、修课过程有了选择、调节的空间后，难免会产生不适应。可见人们面对变化需要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尤其是学校需要在整体课程规划中有步骤地规划实施。
　　
　　(二)对“怎样选课”的不同看法
　　如何提供出更多的课程供学生修习、如何面对课程资源的不足、如何凸显学校的课程特色、如何指导学生学会选择课程等，在新课程中都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
　　有市政协委提出建议：实行分学区选修，避免浪费教学资源。
　　有区县提出资源共享：扩大校际间教育资源的共享，推行学校间的学分互认，探索建立学区联考制度。
　　有校长说：选修课不是课程的延伸，这次学校制定选修科目时就尽量脱离高考色彩。但由于学生视野还不是很宽阔，出现了“跟高考挂钩的课程吃香”的结果。
　　有记者说：课改以后，学校更像是一片文化大集市，教室里的讲台上将站着科学家、学者、企业精英、文体明星……课堂和讲台不再是属于教师的唯一专属领地。
　　有学校做了这样的探索：学校成立学术委员会，教师若申请开设选修课程需提交详细的书面申请，还要经过答辩、质询等环节。
　　有学生拿着手中列有26门的选修课表一筹莫展：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我能上个好大学，但选修哪些课程更有利于考大学呢?
　　有的学生因为看着老师的课程“煽动”兴奋得手舞足蹈：这些课太好玩了，我都想选。我觉得考大学没问题，只是不知道哪些课程对将来发展更有用。
　　有家长感到困惑：不知哪些选修课对决定孩子命运的高考更有用，因为上个好大学或者好专业还是学生和家长的最近期目标。
　　选课本身并不难，难在因为缺乏经验而引出的畏难、因为担心高考而心生抵触、因为缺乏资源而轻言放弃。可喜的是在多方参与中，已经体现出“从政府方面开始统筹协调、从学校方面开始规范开发、从学生方面开始关注成长”这样的特征。这样，课程的选择、规划、理性、个陆的多元整合意识与能力是对每个人的挑战，也是人们在课程改革中的一种真实成长。
　　
　　二、社会关注之二：教材改革与使用
　　
　　教材是课程改革中一个最直接的载体，它的变化往往是人们捕捉课改动向的一个晴雨表。北京高中课程改革实验以来，关于教材的话语可谓是最丰富、最热门。
　　
　　(一)对教材容量的争论
　　随着新教材的面世和进入高中教学的视野，多种担忧和表达在增多。“怎么能把大学课程中的内容放到高中呢?一些内容不是大学课程的下移吗?”“这么多本书，这么多新鲜的主题，听着很好，能学完吗?”等疑问不断出现在报端。
　　教材问题的争论焦点直接指向了1859年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H.Spencer)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所提出的问题：“究竟我们要教给学生什么知识才是有价值的?”这种争论将人们的视线从具体篇目的变动引向对教材变革深层的思考。有专家就此回应说：新课程在内容的选择和编制上有“三性”的考虑，即基础性、时代性和选择性。高中课程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以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为主体。但是，高中的教学内容不能总停留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水平上，必须根据时代要求，增加一些新的教学内容。
　　
　　(二)对使用不同教材的关注
　　新课程在教材建设中是采取“一标多本”的开发与审定原则，教材多样化也使教材具有不同的特色，体现教材本质功能的个性化实施的过程。
　　“过去高中教材‘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新学年起，学生将使用两个版本的教材，在使用区县的划分上，基本采取以中轴线为界，东、西各使用一套。……在教材选用的版本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占据了半壁江山，同时北京教育出版社、北师大出版社、岳麓出版社等多个出版社的教材也人选此次高中课改。”不同版本教材的使用是教材多样化在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也就给实际操作带来了新要求和新困惑。“使用的版本不同，将来考试怎么办?关键是高考怎么办?”“我们是不是需要两套教材都要教给学生呢?”对于这种疑问。也能让我们看到了在广大教师中存在的教材理解上的差异，显示出加强教师的教材的自主分析研究能力的必要，也使得加强教师理解新课程标准下的教材、教学、课堂和学生等相关研究，应成为教师发展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