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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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流动和教育选择有着密切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流动的性质、方向、速率、水平方式和趋势影响着教育选择的宗旨、目标、功能、范围、策略、内容和方法；另一方面，教育选择的目标、依据与方式等促进着社会代际流动、竞争流动与结构优化。近年来，我国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的互动增强，但仍然存在着诸多相互制约因素。为了促进二者的协调运行和良性互动，社会方面应努力营造民主稳定的政治环境、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开放有序的择业制度；教育方面则应开放教育系统、均衡资源配置，强化选择功能，发挥价值导向作用。

关键词：社会流动；教育选择；协调运行

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中阶层之间的分化与互动过程，教育选择则是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正是通过教育对社会成员的培养与选择，使他们在社会的不同职业岗位和社会分层之间的转换来实现的。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在社会结构大变动的当今，研究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的互动机制及协调运行，对于充分发挥教育的社会选择功能、对于优化我国的社会结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的相关分析

社会流动是指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各个阶级或阶层内部，以及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个人或者群体的社会地位升降与职业转换现象。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社会流动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以方向为标准，可分为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垂直流动又称上下流动，是指个人或者群体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水平流动，是指在同一社会地位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以时间为标准，可分为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代际流动是指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变动情况；代内流动是指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社会地位变动情况。测定这一类社会流动，一般是以职业作为社会地位变化的参照量，运用“职业世袭率”（即以父辈为基准的下代人中从事同样职业的比率）、“职业同职率”（即以本人为基准，与上一代人中从事同样职业的比率）、“职业持续率”（即以最初职业为基准，目前仍从事与最初职业相同的人数的比率）为指标。以成因为标准，可分为自然性流动与非自然性流动：自然性流动是基于个人对某个目标的追求而自然产生的，不带强制性；非自然性流动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在经济、政治与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控制下的流动。以规模为标准，可分为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社会经济、技术、政治或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变化而引起的某些阶层或群体较大规模的流动；非结构性流动则是指在一个社会中，由于某些原因而引起的少数人的流动。以方式为标准，可分为竞争性流动与赞助性流动：竞争性流动是指在公开与公平竞争的条件下，通过个体的努力而获得的流动；赞助性流动则是利用其他社会资源而获得的流动。

社会流动具有下述一般规律：一是社会流动的普遍性，它广泛地存在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二是社会流动的客观制约性，即流动的规模、范围、频率、速度、趋势等，都要受到社会形态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三是社会流动的方向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希望得到较好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机会，是支配着人们努力争取向上流动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四是社会流动的加速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流动的规模将越来越大，速度将越来越快；五是社会流动的竞争性，社会流动愈快，竞争程度愈激烈。

影响社会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社会条件。在传统封闭的社会里，一般人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职业与社会地位都由出身所决定，很少有流动的机会；在现代开放的社会里，科技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新行业的不断开辟，客观上为人们的社会流动提出了更多的机会。其次是家庭背景。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物质条件与上代人的文化程度、职业类型、价值观念、期望水平、教养态度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个体的社会流动。其三是个人状况。个人的聪明才智、成就动机、抱负水平以及主观努力的程度等，都与个体流动状况息息相关。其四是教育因素。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基础，学校是通往理想职业的桥梁。

社会流动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合理的社会流动，首先体现在量的合理性，即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的渠道通畅，并具有既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切合，又与社会承受力水平相适应、向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发展所需要的流动规模。其次体现在质的合理性，即社会流动遵循着机会公平、竞争公开、结果公正等原则。

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发展来讲，合理的社会流动既是实现社会结构优化的必要途径，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合理的社会流动，不仅可以调整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人才和劳动力配置，还可以促进新思想、新技术、新成果的广泛交流。从个人发展来讲，合理的社会流动既是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内部动力，又能保障个性自由发展；它不仅可以使能者上、庸者下，激发出人们不断进取的精神，还可以改变个人不太适应的某些环境，为个人施展才华、发挥兴趣特长开辟道路。

社会流动离不开社会选择。社会选择是指社会各主体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方式挑选人才的活动。社会选择的主体有不同的层次，如阶级、群体、组织等。社会选择的标准与方式，因选择主体的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变化。从历史上看，种族、民族、出身、门第、财富、能力、知识、德行等，都是不同时期的选择标准：推荐、考察、考试等，都是不同时期的选择方式。社会选择对优化统治阶级结构、稳定社会秩序与促进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选择在社会选择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教育选择是指教育（主要指学校的）系统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学生进行考试、考核、评估和分类，并把它们分配到不同的教育层次和类型中，进而输送到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去的活动。其目的，是为了给学生合理安排升学机会和授予某种教育资格。教育选择的标准，通常是学业成绩，但有时也会掺杂政治、经济等因素。现代社会，学校是进行考试分级和授予某种教育资格的最大场所，是社会选择的重要机构。

现代教育选择具有下列特征：一是选择对象的普遍性。每个个体进入社会系统前，都不可避免的要经过不同形式的教育选择。二是选择依据的科学性。现代教育选择的标准，经历了从偏重知识向注重知识、能力、智力、性向与创新等综合素质考察的发展。三是选择方式的系统性。除考试选择以外，资格认定、推荐保送、开放招生、特别选拔等，都被广泛运用。四是选择结果的权威性。教育机构以各种方式作出的包括学历、学位以及各种教育资格的认定，在全社会中得到了越来越充分的认可。

教育选择与社会流动存在着密切的双向互动关系。从社会流动对教育选择的影响看：首先，社会流动的性质决定教育选择的宗旨。传统社会是封闭性流动，其教育选择也只能在统治阶级的内部进行。现代社会流动具有较大的开放性，教育选择也就具有面向社会的特点。其次，社会流动的方向影响教育选择的目标。在重视垂直流动的社会，人们关心的是个人地位的迁升，这种迁升一旦与学历紧密挂钩，便会导致社会上的学历主义与教育上的升学竞争；而在重视水平流动的社会里，人们关心的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特长的职业，在教育选择上，人们关注的是对学校类型与专业类型的选择，显示出多元化的特点。美国社会学家鸟原曾经比较过美日社会流动与教育的关系。他发现，美国是一个注重水平流动的国家，人们经常流动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选择适合自己兴趣的工作，因此在教育中注意选择与自己特长相应的专业；日本是一个重视纵向流动的国家，人们关心的是个人地位的升迁，因此考试竞争最为激烈。其三，社会流动的速率影响教育选择的价值。根据哈维赫斯特的说法，教育具有两种价值：一种是教育仅作为与某种社会地位和身份相称的所谓“象征性价值”；另一种是教育具有使个人获得适当工作与施展才华机会的所谓“功用性价值”。当社会发展缓慢、社会流动僵滞、社会地位相对凝固的时期，教育选择往往是依据人的身份与地位，教育仅具有象征性价值；当行业兴替加快、社会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变动与社会地位升迁较多依赖于教育时，教育的功用性价值必然增强。其四，社会流动的水平制约教育选择的范围。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职业分化与社会流动缓慢，教育选择只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进行；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职业的迅速分化，促进了社会流动水平的提高，教育选择也日益发挥出大规模选择人才的功能。其五，社会流动的方式影响教育选择的策略。在赞助性流动为主的社会里，注重以身份或阶级为标准，推荐选拔常常被置于重要的地位；在以竞争性流动为主的社会里，注重以个人能力与成就为标准、教育考试便成为择优的主要方式。其六，社会流动的趋势影响到教育选择的内容与方法。在水平流动频繁、职业变换普遍的现代社会里，必然要求教育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突出应变能力与开拓精神的培养。

从教育选择对社会流动的作用看，中国古代的教育选择，便是学子跻身仕途的主要渠道。据克拉克对宋朝1148年和1256年中国家庭背景和科举考试成功者的关系研究，1148年出身中下阶层的登科人数占56.6％，1256年占57.9％。国外的调查亦证实，受教育程度与个人向上流动以及社会地位变化三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哈维赫斯特认为：“工业民主社会将会更加开放及流动化，教育选择将成为个人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欠缺教育或教育选择的失败者，将成为个人向下社会流动的主因。”胡森(T.Husen)也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教育能力将代替过去的社会特权。”有人统计，美国从1789-1953年，约有67％的高层政治领导人物是大学毕业生，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

在现代社会里，教育选择在促进合理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具体表现在：第一，教育选择增进了学历与职业的商度相关性。当今，标志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是职业；而具有较高声望的职业，都有较高的学历要求。美国社会学家布劳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国家学历与职业地位的相关系数为0.73。陆学艺等对我国1992―2001年社会流动的调查也显示，在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中，教育学历因素名列首位。第二，教育选择加强了教育与英才地位的密切关联。英才地位是指那些在社会中专业技术水平或社会管理层级较高的岗位。据麻生诚调查，1928―1941年，日本的英才中具有大学学历者占40―50％;1955年以后，这一比例则达到80％。在我国，被认为社会地位较高的国家干部队伍中，大专以上学历者1978年只占18％，1998年则增加到47％。第三，教育选择促进了弱势群体的代际流动。据对中国人民大学91级学生的调查，本科生出身于农民、工人家庭的占46.8％;研究生出身于农民、工人家庭的占61.4%。第四，教育选择促进了全社会的竞争性流动。教育选择的本质是推动知识与能力的竞争。教育选择功能的强化，激发了全体社会成员的求知欲望，拓宽了人们自我开发的途径，增加了教育优胜者向上流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