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放逐的边缘话语——解读建国初期文坛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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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期刊运作、管理，是构建社会文化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机制逐步形成，它根据时代的需要，造就了一系列无形的规范，对期刊乃至整个出版事业实施引导，以形成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
建国初期，新的文学、文化格局处于形成之中，对文艺刊物的整顿、调整、改进在大刀阔斧地施行，刊物运作渐渐被纳入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然而，处于强势地位的主流话语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来自文艺界的质疑，胡风等一些理论家、作家发出了“异端”的声音，显示出来自边缘的对话仍然是存在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胡风等人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的梳理，从一个侧面透视建国初期文学生产模式、舆论环境和文化生态的独特之处。
一
新中国传播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对报纸、期刊、书籍等实施监管，以发挥媒介在建构社会秩序和权威时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出版领域建立起来。国家对期刊的监管，是与社会的整体结构变化相适应的。政权的更迭催生新的文化体系、控制模式形成，每一种期刊的合法性同时必须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检验，这主要表现在对办刊宗旨、编辑方针、内容品质等的内在规约。就文艺刊物而言，它必须把保持政治敏感和思想警觉放在首位，以符合特定时代文化整合的要求。建国初期，文艺杂志的体制化过程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在会上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文艺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1会上，周扬和丁玲也分别作了题为《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和《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文艺界整风的必要，包括改进文艺领导工作和整顿办刊方针等。丁玲在报告中说：“我们还有很多人用一种传统的观点、旧的观点去对待我们今天的刊物，把刊物常常看成只是一伙人的事。过去一小伙人掌握了一个刊物（即是所谓同人刊物），发表这一伙人的思想，宣传这一伙人的思想，反对一些他们要反对的，也慷慨激昂过，也发牢骚。这些刊物有的曾经因为被进步人士所掌握，当时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有的编辑部里因为有共产党员，曾反映过一些党的政策。但这种办刊物的办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思想领导的任务，能带领群众参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斗争，并且能引导和组织作家们一同完成这个任务……。”2丁玲明确提出同人刊物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也意味着，“五四”以来《新青年》编辑部同人所开创的文化传统，在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语境中难以为继，“自由表达”将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理论家、作家不可能没有感受到。以胡风为例，他在1949年就致信给南京的路翎谈自己对办刊物的想法，并让路翎转告正在编辑《蚂蚁小集》的化铁和欧阳庄：“刊物，暂不必弄了，也不可能弄罢。如庄兄被要求弄，那是另一回事。”3作为主持过《七月》、《希望》这两个分别可称为半同人杂志、同人杂志的胡风，预料到了社会整合中媒介领域将要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胡风看来，《希望》式的同人杂志难以适应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要求，其价值属性必然被重新评判。因此，他意识到，只有作为地下党员的欧阳庄如果被要求创办杂志，那么刊物才具有“合法性”，其同人性质也随之发生改变。事实说明胡风的预见是正确的，大陆原有的文艺刊物在建国前后都陆续停刊了。而新办同人杂志，也不会有更好的命运，最典型的要数胡风的夫人梅志跟路翎等人创办的《起点》，该刊获准登记在1949年和1950年之交。然而，《起点》根本无法打开发展的局面，主管全国私营文艺期刊发行工作的三联书店上海分店拒绝发行这个刊物，因为北京的总店有吩咐，“叫他们不要卖”，刊物才出了三期就要停办。《起点》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宣告它即是同人杂志的终点。1953年7月，胡风在全家迁往北京之前彻底结束了“希望社”的业务4。“希望社”的节余和全部纸型移交给了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有着自己独特文学观念与文化追求的理论家、编辑家，胡风曾以《七月》、《希望》等杂志为阵地，影响、培养了路翎、丘东平、彭柏山等一批作家。胡风的编辑思想，继承发扬了“五四”以来启蒙主义期刊的传统，表征为对文学、文化发展与社会历史进步的深切关怀。早在1936年，他在《文学修业的一个基本形态》一文中，主张同人刊物“应该广泛地吸收周围的爱好文学的分子，一方面扩大团体的基础，一方面也就是扩大接触人生观感人生的机会。”1938年4月29日，胡风主持了《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既是与文艺界人士讨论《七月》杂志的性质与发展问题，也是向社会、向文艺界表白他的期刊设计理念：“我所说的‘同人杂志’是指编辑上有一定的态度，基本撰稿人在大体上倾向一致说的，这和网罗各方面作家的指导机关杂志不同。第一，我以为用一个文艺态度号召作者读者，由这求发展的杂志，对于文学运动是有用的。第二，《七月》的工作如果不是采取这个方向，恐怕很难得开始。第三，《七月》也并不是少数人占领的杂志，相反地，它倒是尽量地团结而且号召倾向上能够共鸣的作家，尽量地寻求新的作家，例如开始没有写稿的作家现在写得很多，如东平、艾青等；许多新作家的出现更不必说了。这是一个方针或方向的问题，我平常谈话的时候，是使用‘半同人杂志’这个说法的。”5无论是同人杂志抑或半同人杂志，这种对于期刊属性的定位，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而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学期刊，是组织文学社团、形成文学流派必需的手段。像《小说月报》、《新青年》、《现代》、《文学》等等期刊，中国现代文学正是以这些刊物为重要阵地，展开其多元化的探索、追寻。
毋庸置疑，建国后一段时间，带有“流派”、社团色彩的期刊是不允许出现的。这时期的文学刊物与作家创作，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胡风从自己的文学主张和编辑理念出发，对建国初期文坛的状况及文艺期刊的运作表示不满：“看一看情形，真是空虚得很，一个《人民文学》，都苦于没有文章，一个《报》，也是七拼八凑，这中间又急于以棍子征服人或甚至杀人，做尽了坏事，你看，这能成什么气候？”由此，胡风诊断“一体化”文学生产模式的弊端，对文学、文化的发展前景深表忧虑：“屠杀了现在者一定也屠杀了将来的”。更令他苦闷的是，知识份子的独立声音缺乏公开表达的管道，只能私下交流：“这些话，不足为外人道的。”6
在文学期刊“大一统”的模式中，胡风的出版期望注定无法与当时的办刊方针同步。建国初期，有关领导人提出《文艺报》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负责岗位让胡风选择，而胡风出于某种顾虑没有接受分配，以后一直蹉跎下来了。到1954年，《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因“压制新生力量”受到《人民日报》的“质问”，接着一直检讨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胡风在对他的大批判前夕，带着侥幸的口吻说：“要是我就了那个位置，会比冯雪峰垮得还快还惨。”7然而，胡风的文学理想和出版信念并没有泯灭。罗洛在90年代接受访谈时回忆道：“说到五十年代，胡风最大的心愿，给中央写了三十万字，就是为了有一个自己的刊物，但一直没实现，后来倒因此而受批判了。他反对机关刊物，他想实行主编制，按自己的意愿编刊物，而不愿受作协、文联的领导。”8
在《三十万言书》（《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胡风对现存的所谓“国家刊物”、“领导刊物”、“机关刊物”以及全国各大区刊物提出了严厉批评，建议有领导地予以取消，同时解散中央和大区各级行政管理的创作机构。他认为，这些刊物的编辑和审阅工作，大多数是由没有经验而且政治和艺术水准不高的青年和被“培养”出来的“文艺干部”进行的，作家们成了由编辑部裁决的物件，造成了普遍的不满。因为这些期刊“都是独占性的”，拥有垄断的地位，它们不可能鼓励进行真正的作品竞赛，“反而成了一呼百诺的压死了思想斗争的局面”，“成了主观主义或机械论的基本阵地，形成了一堵‘铜墙铁壁’”。胡风主张重建新的传播话语空间，创刊若干个群众性质的会员刊物，每一个刊物都是“一个劳动合作单位，绝对排斥任何行政性质（包括服从多数）的工作方式”。从一种开放性的立场出发，他强调“以保证创作条件，推动创作实践为中心环节”9，推动刊物良性发展，编辑工作岗位不能限制发表自由，刊物主编与主编之间可以商谈交换或介绍稿件。他还建议，为了“保证创作实践能在更广泛的思想斗争的基础上争取发展”，“应建立几个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容纳“可以出版但水准不高或审稿人把握不定的作品”10。胡风提出的发表原则，实际上超越了狭隘的话语立场，体现出一种相容并包的精神。
胡风从创作的规律出发，试图对当时文学单纯政治化的走向进行纠偏。他提出“在三年之内逐渐废除供给制和薪金制，作家达到以劳动报酬自给，刊物达到企业化或半企业化”。他建议，“党对于任何作家都不予以凭‘资格’保证作品的权利”11；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得加‘编者按’，给群众以先入之见”，“绝对禁止匿名批评、适合于自己企图的‘读者中来’、甚至伪造的‘读者来信’”12。胡风的这些建议，都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如建国初期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化名读者李定中，在《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5期发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一文，指斥《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小说是“一种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加的“编者按”则肯定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创作倾向的“危险性”。胡风对类似这种由刊物作出的“定性”很反感，他认为事情的是非曲直只有在讨论中才能逐渐明晰，而刊物应该采取一种“中间”立场，而不是成为权力话语的传声筒。
胡风的文艺思想和编辑思想，在当时被判决为“反马克思主义”。胡风提出的有关同人刊物的建议，被视为是要取消党对于文艺运动统一领导的原则，使文艺运动成为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从出版文化的角度看，胡风在解放后的悲惨结局沉重地反映了同人刊物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据牛汉回忆，邵荃麟在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说，解放后的刊物，没有一个超过《七月》、《希望》的，而邵荃麟是从《希望》创刊后就一直对胡风进行严厉批判的文艺理论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