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代码与政治的非理性化、现实主义倾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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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政治
　　从十九世纪末，文化开始在研究原始社会的人类学中成为核心概念，到最近新制度主义对文化的重视，“文化”虽然在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当中成为主要关注部分，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其概念的界定仍然没有公认的定义1。
　　在众多对文化的社会科学的认识当中，对文化的政治学的探讨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来进行的。
　　“传统的研究方法”是指通过气候、地理条件、传统、习惯和人种的特征来考察各国的民族性、民族精神或者各民族的思维方式、意识结构等，以说明各国或者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在“传统研究方法”里对文化的定义有两种，分别是“规范的定义”和“历史的定义”。“规范的定义”把文化看成在某一个社会里所有成员都具有的一些价值，主要适用于对共同体整合程度比较高的原始社会的研究。“历史的定义”则把文化看成从一个世代到下一个世代继承下来的，主要适用于对按照传统维持社会秩序的传统社会的研究。虽然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源于十九世纪末的人种学、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主要用于对集体意识和现象的研究，但是有的学者根据直观论的解释和主观论的说明，区分出优越、强大的民族和劣等、脆弱的民族，由此得出人种中心的结论。因此，在十九世纪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人种差别主义者利用过2。
　　“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将政治文化界定为“各个政治体制所具有的多种政治行为倾向的特定形式”3，将精炼的社会调查技术与发达的测量化方法运用于文化的实证性研究。虽然“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内部存在着各学者之间的差异4，但是以阿尔蒙德（g.a.almond)和维巴(s.verba)共同完成五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实证性探究、写成《公民文化》为开端，到目前为止，这一方法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者阿尔蒙德提出，与结构的分化一样，文化世俗化也是一个政治体制发展的重要指标，政治文化的发展是整个政治体制发展的尺度5。因此，政治文化成为当代比较政治学的主要领域，众多研究都是运用“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来进行的。
　　最近，当代“解释人类学派”的创始人格尔兹（cliffordgeertz）提出了文化的符号学定义，即“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6以对文化的符号学定义为基础，结合历史和比较社会学的方法，贝蒂（bertrandbadie）提出对政治的“文化论研究方法的符号学模式”，即通过文化要素诠释各个政治体系的独特性。
　　“文化论研究方法的符号学模式”把文化看成一个社会的成员们所熟知的、使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意义体系，它有助于解决上述两种文化研究方法所具有的问题，并为研究文化与社会现象的关系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
　　首先，社会关系和相互作用不是以社会行为者之间同一的价值体系为前提维持和进行的，而是像格尔兹所看穿的那样，以在互相理解和容忍对方行为之时所适用的一种“意义体系”为前提进行的。因此，摆脱了传统研究方法里面的“规范的定义”的局限。
　　其次，作为“意义体系”的文化虽然是由一个社会的历史打磨出来的，但是因为它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构成物，所以也能够经得起社会变动、革新、历史的中断等冲击，并反过来为这种历史的变化和变动赋予意义，从而能动地对历史变动过程起作用。因此，弥补了将文化定义为一个被动的形塑体的传统研究方法里面的“历史的定义”的缺陷。
　　再次，对文化的符号学定义明确地区别文化和行为，把文化看成为行为的结构化提供原则的一种类似语法的规则。因此，它认为正如一个社会里的成员虽然用的语言相同，但可以运用出很多种说话方法一样，虽然一个社会的成员共有的文化只有一种，但可以拥有很多相互有差异的行为模式。这样，它解决了对文化的行为主义定义的非一贯性、非潜在性、非持续性等的问题7。
　　贝蒂把这一模式的基本要键概括为：“要究明既具有控制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变动的功能，同时由一个社会的历史形成的文化代码”。8具体地说，他接受杜尔凯姆（emiledurkheim）的观点，认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即“意义体系”是以界定神圣事情的宗教为前提形成的，并且主张通过比较分析每个社会都具有的信仰体系来导出各个社会的独特的“文化代码（culturalcode）”。这种“文化代码”在探究一个社会的社会物件，如：权力、共同体、法、规范等的独特意义和取向的时候，起像钥匙一样的作用，使研究者可以解释一个政治体系的独特性和政治变动的特征。
　　另外，文化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因此对文化的研究需要历史的方法。但是，作为表现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的“文化代码”具有基本不变的特性，因此通过历史的方法，可以区分出可变的和不变的部分9。
　　政治作为一个包含权力的正当化过程等高度象征性层次的范畴，与“意义体系”直接相关。因此，作者认为，贝蒂结合视文化为“意义体系”的符号学视角和比较历史的方法提出来的文化论研究方法的符号学模式，对政治研究很有意义。比如说，为了使被统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这些命令和要求必须具有适当的象征样式。当这一象征样式符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有的“意义体系”的时候，它才获得有效性，否则被统治者无法理解和接受统治者的命令和要求10。
　　因此，贝蒂主张不同的宗教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产生，同样，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社会变化的不同方式。比如说，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各有特点，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也存在很大差异11。
　　从以上内容来看，如同历史社会学试图通过对各国具体历史的比较分析来究明各政治体系独特的变化过程，探究其特殊性12，对政治的文化论研究方法的符号学模式注重的也不是各政治体系的普遍性，而是它的特殊性。
　　以前的比较政治学批判是以功能主义方法为基础，按照西方的标准追求政治体系的普遍特征和一般化知识，进行比较分析的历史社会学对之持批判态度，对政治的文化论研究方法的符号学模式也体现了这种精神13。
　　下面，首先为了明确本文的中国文化代码导出方法，介绍和批评了采用文化论研究方法来对政治进行研究的两位学者（s.n.eisenstadt和bertrandbadie）的研究成果。其次，主要以儒教和道教为中心，通过历史的和比较文化的方法，从两个角度，即对于圣界与俗界之间矛盾的认识和化解这种矛盾的方式，导出中国的文化代码。再次，首先假定中国文化的定型是在秦汉时期完成的，同时中国文化代码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随后提出中国传统时期，由中国文化代码形成的政治领域中的特征，即非理性化倾向和现实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