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讨厌的历史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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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中国文人的悲哀和出路》
中国文人的悲哀和出路
原题：荒漠悲歌——也谈中国文人
前脚走进象牙塔，后脚迈入苦难门。这成了有成就中国文人之人生轨迹。
追求成功、实现自我乃人之向往。文人尤为如此。然文人的成就往往和苦难与悲剧联系在一起。
悉数中国文人，无不用生命谱写一曲曲悲歌。
儒教奠基人孔子，为宣传“仁政”思想四处游说，被鲁国国君驱逐，潦倒一生写《春秋》;法治思想首创者商鞅，为巩固帝王集权倾其一生，践行“依法治国，法不言情”，为大秦崛起奠定了法制基础，然终被统治者不容，难逃车裂之刑;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披头散发行走荆楚大地为美政，看不到光明的屈原终纵身汩罗江。到了秦始皇时代，为了加固皇权，对文人的迫害开始升级，禁言禁声禁书籍，不惜把460名儒生活埋黄土，不吝对史书文集焚烧殆尽。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的始皇帝带头称朕、开始搞神化以后，文人的厄运亦沿着“焚书坑儒”的道路绵延下来，后来的统治者纷纷效尤：汉武帝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朝东厂西厂的特务机构等都专门以施行这种“清洗”;明末袁崇焕以儒生身份执掌军机，连打胜仗，保边关十年，然终被冠以“汉奸”等罪名被处死;明朝大兴文字狱延续到了康雍乾。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2年(1663年)到乾隆53年(1788年)的126年间，著名的文字狱就有107个(《辽宁大学学报》1979年4期)。
为推行封建专制，从文化入手，钳制思想，手段升级。除了为文人及异见者设定一系列鸿沟、不得逾越的禁区来禁止任何形式的监督、批评外，甚至不准对其错误的主张进行谈论，不准知晓真相，不准为深受病态体制不公正对待的民众进行呐喊、援助，更不准将批评其的语言进行传播、交流。一旦有人踩入了“雷区”，除了当头棒喝，更以非常肮脏、黑暗、隐蔽、卑劣的手段逮捕，罗织罪名，用强盗逻辑收监、审判、定罪。
弱者在强者面前总是有罪的。之所以说中国文人是在用生命谱写一曲悲歌，就在于中国文人具有鲜明的个性，就在于中国不仅是个坚守集权统治始终如一的特殊的国度，就连对待文人这个问题上也具有特殊性。
文人有个性，这个性就在于文人永远不识时务、永远对现实不满，在其内心最深邃的地方构建着一种超越所生存的环境的理想美好乐园。孔子、屈原莫不如此。
文人有个性，这个个性就在于文人具有由独立思考、不断探索的精神，他们在苦苦地思考、苦苦地探索、苦苦地追求、苦苦地等待，等待春风吹开冰封的土地。他们往往在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既如此，他们也就理当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文人有个性，这个个性就在于他们坚持个性、不知悔改，“虽九死其犹未悔”。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不坚持就没有失意。这便注定了文人是历史悲剧的承受者，他们探索时代真理并为之殉难。
中国在对待文人方面的特殊性表现在：一方面，有着“遵师”之风，发明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发现种植谷物的神农氏、发明构木为巢的有巢氏、铜器和车船的发明者炎帝等，无不被遵为“帝”或“圣人”。但是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却又有一种仇视文人的传统。孔子算是文人吧?被鲁国国君驱逐，墨子算是文人吧?被宋国国君囚禁。特别是到了秦王朝，“焚书坑儒”把对“文人”的摧残推向了一个高峰。造成对待文人的这种矛盾性和特殊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权欲盛行的社会，皇权者既需要文人的才华为其唱赞歌，又惧怕具有探索精神的文人将其进步思想和文明理念传播。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的理想常常在权力的铁锤下被捣得粉碎。
我们的悲剧在于历史的幽灵仍游荡在中国大地。尤为不幸的是，这种仇视文人和知识分
子的传统也传到中共党内。早期的李大钊等均为知识分子，但是“八七会议“之后，王明、张国焘等叫嚷要“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据康克清的回忆，当时“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到了文革时期，把对文人的摧残演绎到了极致，文人和大批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成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
著名报人邓拓，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不堪受辱，写下《与妻诀别书》后于1966年5月18日自缢身亡。著名作家老舍，不堪折磨，1966年8月24日，带着遍体鳞伤的身躯投太平湖自杀。著名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社会活动家范长江，受尽摧残，1970年10月23日在被关押的河南省一个农村机井里发现了遗体，死因至今是个谜。学贯中西的著名翻译家傅雷，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屡遭批斗、殴打，1968年9月2日深夜，58岁的翻译大师因不堪受辱，用早已准备好的毒药赴死，夫人朱梅馥看到他以死抗争、维护尊严的决心，商定同时自杀。朱梅馥给傅雷准备好温水，看他服了毒药，待他气息微弱后，将他摆正在沙发，保留死的尊严。然后朱梅馥毅然撕下床单，上吊自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很深印记的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1967年2月2日被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2月5日被从家中绑架并抄家，连续几天几夜轮番批斗审讯，要他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承认自己是叛徒。2月10日早晨，罗广斌在押往三楼厕所打水洗脸时，趁押送人员不注意，跳楼自杀。著名作家、散文家、小说家杨塑，虽为老八路、志愿军，也难逃文革中的厄运，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遭到残酷迫害。1968年8月3日，杨朔在绝望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著名作家、诗人闻捷，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71年1月13日，闻捷在接受批斗后，不堪受辱，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中国文人之哀就在于文人很幼稚。他们只顾埋头研究、设计美好家园、美好社会，熟不知，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政客时时刻刻觊觎着他们，既利用他们的成果为其服务，又会随时扼杀他们的生命和思想。儒家潜心研究探索出了“仁政”的治国理念;法家苦心探索研究出了“法制治国”理念。熟不知，儒家书写的“仁义道德”、“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一系列的宏大叙事，被专制君主用来长期压制人的欲望和功利，几千年来在从北到南的各类民风民俗中，钱、利、色这些字眼不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最典型的是戏台上的文弱书生，一谈钱就羞羞答答，一近色就缩手缩脚，一抬脚就很像唐僧„„汉唐宋文人的血性野性不见踪影，且不说先秦雄风。看来是清朝御用文人做了民间艺术的手脚，以道德压人性，以官僚阶层的趣味锁定大小戏台，从内容到形式。官僚们尽可放纵，却要让天下百姓活得中规中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但是，一旦政治需要，他们便会无情地“打到孔家店”，推翻孔老二。法家提出了“依法治国，法不言情”，被专制君主用来长期打压敢于对君主专制说“不”的柔弱文人乃至所有臣民、无情地打压那些敢于“以法责君”的直言文人乃至所有臣民。可是一旦政治需要，他们甚至会以“遵循法理、遵守国法”之理由来无情打击为专制政权抛头颅、洒热血、战功卓著的元老派中的政治对手。
中国文人之哀还在于文人很“传统”。数千年的教化使他们没有敢于从根本上产生推翻专制的想法，只是把追求理想、成就事业、拯救万民、振兴邦国的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而不会像西方文人那样，有一种成为社会独立力量的强烈要求。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被历代文人当做座右铭。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文人怀才不遇的自叹，更反映了文人的一种普遍心态——等待“明君贤主”的使用。萨孟武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说道：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出身，不是地主就是流氓，士大夫顶多做到卿相，因为他们缺乏礼贤下士的“地主德行”，又缺乏豁达豪爽的流氓德行，“秀才人情半张纸”，寒酸气太重。所以一生只能帮人成大事、只配做人臣。
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都刚直不阿、坚守气节、宁死不悔。也有另类。就如蘑菇，既有美味可口可食用的蘑菇，也有另类，那就是品相甚好但含有毒素的蘑菇。文人中的另类就是伪文人、蜕变文人(姑且称之为文人)。
伪文人和蜕变文人的出现，应该是和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
中国文人几乎都要奔官场、走仕途，文人都要去做官，做官的很多都是文人。这恐怕在世界史上也十分罕见，这也是华夏历史的特殊性所在。相比中国文人，西方作家、诗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的儿子。总之，职业分布相对宽泛，吃官俸者少。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人的特殊性，中国文人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中国文人与政治有着深广而持久的联系。因而，文人与政客的关系也就微妙而复杂：文人瞧不起政客，因为他们奴颜婢膝、是“变色龙”。不幸的是文人又卷入政客的圈子中;政客痛恨文人，因为他们不识时务、爱“出风头”。不幸的是政客又不得不表面上附庸风雅地攀附文人，因为文人成就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孔孟之道统摄中国社会两千年，说明文人在政客眼里既是必须尊重的“面子工程”，又是恨之入骨的“刺头家伙”。于是，附庸风雅成了一些官僚的一大爱好，会写几个字就到处题词，会讲几句话就到处写诗，硬是把自己装扮成文人雅士，这种风气造就了一大批伪文人，因为他们可以厚颜无耻地“指鹿为马”，故而颇受主子的喜欢。至于蜕变文人，属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幡然醒悟”者。这类人失意时逆来顺受、讨好逢迎，甘于卑躬屈膝为奴而无怨无悔，一朝得势，则反奴为主、颐指气使，加倍压迫自己的同类。伪文人也好、蜕化文人也罢，他们既是被吞噬者，又去吞噬地位没有自己显赫的同类。可悲的是，文人与政客都被关在权力的笼子里，善弄权术、狡猾奸诈的政坛人物岂能容他们由着性子来?专制者只允许歌功颂德大唱赞歌的“喜鹊文人”存在，而绝不允许由着性子锋芒毕露的“乌鸦文人”抬头。这一点，我们和西方恰恰相反。西方是乌鸦文化，中国是喜鹊文化。早在1986年，周谷城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很多人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很了不起。孰不知，西方的社会学家、政治家或哲学家几乎天天都在讨论他么那一套制度里面的弊病，这是不错的。可惜中国的学者相反，长期地几乎天天都在解释我们这套制度的优越性。西方的“罪感文化”使得权力拥有者在有效的权力制衡环境中，又被社会各个方面所监督，故而不敢越雷池。而我们的“乐感文化”之下，权力拥有者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可以在棍棒之下任意发挥，从而导致在独裁的棍棒下使一批文人从理想主义蜕变为实用主义，成为封建意识的附庸，为尊主尊权而谈权论势，更有甚者明言要为君主做牛马。这方面，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文学弄臣”这种角色，到汉代，皇权大如天，弄臣们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汉语作排场、列方阵，绞尽脑汁歌功颂德，拍马屁拍出了高招。这类人至今也屡见不鲜。
配得上“文人”称号的不属于伪文人，更不属于蜕化文人。
回顾历史感觉到，历代君主总想树立自己的权威来统摄人的精神，结果使精神四分五裂，专制者一次次拔光了文人的羽毛，一次次让他们接受专制棍棒的清洗，结果文人的光彩、智慧、和能力被洗刷殆尽。反过来，统治者又感叹国运衰败。就如文人没有去思考实现美好大同，必须推翻专制、推翻独裁、推翻集权一样，专制者也没有去思考要想国运昌盛，必须尊重文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才是国运昌盛的重要元素。
趴着走的永远是猴子，只有站起来的成了人。
未来中国的历史将会表明，不论是甘于卑贱而又加倍压迫、摧残弱者的阿Q，还是回避和无视苦难与挑战，在个体自足的欢乐中泯灭民族进化生力的阿Q精神，都会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历史洪流浩浩汤汤，文明进步非某一类人的设计所能控制，就如新文化运动时期辜鸿铭为中国男人的妻妾成群辩护道：一个茶壶应该配几个茶碗;为小脚女人辩护道：那很性感。时隔不久，被满清遗老遗少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的“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一夫一妻制”
冲垮了传统中国的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模式。当年，梁漱溟称“马车比汽车舒服”，现在还有人认同这一说法吗?传统“二十四孝”中的给父母尝大便、为父母卧冰求鲤等不见了，却出现了曾经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支持单身母亲再嫁”的“孝”。可见，“孝”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也将对中国文人的命运产生深刻的逆转。文人命运的逆转势必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积淀是任何事务都不可代替的。政治的，军事的手段也要通过文化的传承才能得以实现。文明的高度也是由文化素质决定的。没有文化修养就没有强盛的经济发展。尽管在政治面前，文化、教育往往显得无能为力，甚至显得那么苍白，那么衰弱，特别是在那些昏庸者面前，好似一钱不值，不是政治的对手。但是，谁要是没有文化的支持，后果将是倒退。
篇二:《有哪些古代文人的梗？扒一扒古代文人有趣的黑历史》有哪些古代文人的梗？扒一扒古代文人有趣的黑历史1
唐代诗人张籍是杜甫的忠实粉丝，他将自己偶像的诗作烧成灰之后扮上蜜膏，每天早上吃三勺，意图“吃什么补什么”。（张籍虽不如杜甫有名，但也在文坛上算是名声斐然。晚年以创作乐府诗为专长，与王建并称“张王乐府”。）
2
纪晓岚有过特别的买假货的经历。买几块墨，“余尝买罗小华墨十六铤，漆匣黯敝，真旧物也”，结果回家一看，是泥外面涂上黑色。买蜡烛，回去以后怎么也点不着，折腾半天才发现也是泥做的，外面裹一层羊脂。他的从兄万周，某天晚上上街去买只烤鸭，回来之后发现是鸭骨架糊上泥，再刷层油，夜晚灯光下根本看不清，啃了一嘴泥。奸商太多，纪大人很不爽，在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给这些个奸商狠狠的记了一笔，感慨“人情狙诈”。
3
清代文学家石韫玉也是大藏书家，他给自己的藏书库命名为“孽海”。修《苏州府志》的时候，发现有黄书、淫秽色情刊物以及与正统思想不符的书一律烧毁。此人是朱熹的脑残粉，某天读《四朝闻见录》发现里面有诋毁自己偶像的字句，当即大怒。拉过自己婆娘来，把她头上身上的首饰都撸下来，去当掉换钱又凑了自己的积蓄，买下城里所有的《四朝闻见录》，一共三百四十多本，尽数烧毁。
有点心疼他老婆。
4
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俩曾经一起去朋友家赴宴，大家喝嗨了就叫了一群歌妓上来。程颐觉得有辱斯文，拂袖而去。程颢面不改色，继续嗨。第二天兄弟俩见面，程颐埋怨哥哥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程颢一脸正气道：“座中有妓，吾心中无妓。”
这话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呵呵。
5
薛涛、鱼玄机、刘采春、李季兰合称“唐代四大女诗人”，这其中李季兰人缘不错，和当时的很多文人雅士都有往来。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也就是“疝气”，李季兰知道之后特意有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问他：“山气（疝气）日夕佳？”取笑刘长卿的疝气病，刘长卿反应很快，当即也回以陶渊明的诗：“众鸟欣有托。”不要担心，我的鸟用布袋子托着呢。
注：很多疝气病患者都用布兜托着以减轻痛苦。
6
东晋名士郗鉴，永嘉之乱时为避祸躲到乡下。家里太穷，天天挨家蹭饭。他不仅自己蹭饭，还带着侄子郗迈和外甥周翼。时间长了乡亲们不干了，说我们尊重你是名士才给你饭吃，你还带着两个拖油瓶，这不太好吧，我们也穷，供不起这么多人。话说到这份上，郗鉴以后再去蹭饭就不带两个孩子了。但是每次回来的时候都把自己弄得跟蛤蟆一样，两边腮帮子里塞的满满的食物，到家里吐出来给孩子吃。就这么把两个孩子带大，后来三人得以一同渡江入仕。这故事体现的是
郗鉴的博爱和善良，可是我只觉得这俩孩子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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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藻德，崇祯年间状元，曾任内阁首辅。国破被俘之后，立马见风使舵，希望能成为大顺政权中的一颗螺丝钉，但是李自成并不鸟他。刘宗敏也看不上他，说就是因为首辅失职才搞乱了朝政。魏藻德还为自己辩解，称是“先帝无道”所致，没想到惹得刘宗敏大怒，臭骂他：“你一个书生，点你为状元之后不到三年就任命你做宰相，崇祯哪一点对不起你，你现在说他无道。小的们，给我抽丫的。”暴打一顿之后送刑官处拷打追赃，打出白银一万七千两。
顺带一提，关于这个魏藻德的死说法很多，有的说他是和陈演（也是一位明末首辅，吏部尚书，他比魏藻德识相，主动交出四万两白银，所以待遇还不错，没挨揍，但还是没逃过一死）一同被杀，有的说他是自杀，有的说他是喝了一大碗凉水就死了，这个说法比较离奇。而明史的说法是“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很残忍的死法。但还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有点搞笑了，说他是因为扛不住打想贿赂一下负责看管的小校，钱已经没有了，就准备献上自己的女儿。但不知道是不是他女儿长得太丑把小校给恶心到了，不仅没当上老丈人，反而被当场打死。{我最讨厌的历史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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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倪，南宋宁宗时期任京洛招抚使。此人一向自比诸葛亮，扇子上题诗都是“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甚至还制作了木牛流马，一心要cosplay诸葛亮。后宋军北伐失败，郭倪大败而归，被
金兵打的稀里哗啦。败兵之后，郭倪再也不玩cosplay了，每天痛哭流涕。时人讽之为“带汁诸葛亮”。（汁指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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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人王播年轻的时候很穷，天天在附近的寺庙里蹭饭吃，和尚们不愿让他吃白食又不好意思直接赶他就想了个损招。寺庙里开饭前按规矩要敲钟，王播就是踏着钟声准时来蹭饭的。和尚们把这规矩改了，吃完饭再敲钟，等他来了碗都刷完了。王播知道这是和尚们不想让他蹭饭了，也就不再去了。这个故事到这按理说就可以结束了，机智的和尚设计赶走了吃白食的穷小子，但是好戏还在后面。
王播后来发迹了做到宰相，准备故地重游，回当初蹭饭的寺院看看。这个消息可把寺庙的老方丈给吓尿了，谁知道当年吃白食的穷小子能咸鱼翻身呢。思忖再三，老方丈想起来王播当年在寺庙墙壁上随手写下的诗，准备拿这个做文章。等王播来的时候，寺庙上下恭恭敬敬，特意领他去看他当年在墙上写下的诗，如今已经被重点保护起来了，还特意用青纱给罩上。王播感慨万千，在旁边提笔写下《题木兰院二首》：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后来饭后钟演变成了一个典故，比喻贫困落魄而遭人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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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人刘辉，原名刘几。这人第一次参加科举的时候，主考官是欧阳修。当时的文坛流行的时尚是写文章的时候大量的堆砌华丽辞
藻，引经据典，实际没什么内容（类似今天学生写作文大段大段的用排比句）而欧阳修对此是深恶痛绝的，他提倡朴实的文风。所以他做主考官，但凡看见辞藻华丽但没有内涵的文章一律让丫的落榜。刘几就是典型，欧阳修批卷时看到他的文章语意晦涩很生气，拿笔从头抹到尾，全否了，还批了“纰缪”两字。刘几落榜以后又回家接着苦读，一边读书一边游历四方，体察民间疾苦，文风也开始慢慢转型。之后再度科举，主考官还是欧阳修。这次他批卷的时候看见一篇文章大加称赞，拿给皇帝看，皇帝也说好，判为第一名。启封看名字，叫刘辉。旁边人告诉欧阳修，这就是当年的刘几啊，他改名了。欧阳修愕然良久。
小样，换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别说，还真没认出来。11
明人何文渊在温州做官的时候，和虞原璩是至交好友。某天晚上闲着没事划着小船出去玩，划着划着就到了虞原璩家门口。趁兴进屋，俩人坐一起聊天。干聊没意思，准备喝两杯，可是家里偏巧没有酒。找了半天找来瓶醋，俩人你一杯我一杯，以醋代酒，彻夜长谈。此事后来传为佳话，时人称之为“何虞醋交”。
不知道为什么，“醋交”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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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清末怪杰辜鸿铭，特别喜欢小脚，认为“女人之美，美在小脚。小脚之妙，妙在其臭”。他老婆淑姑就是小脚女人，据他自己称，每次写文章没灵感的时候就把老婆叫来，把玩着小脚，闻着脚臭味，
篇三:《中国古代文人的矛盾思想》中国古代文人的矛盾思想与现代事业思想
作者：林夕若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的文人思想是矛盾的。他们是入世的，渴望建功立业。却也不满当局政治之黑暗，不满当朝官员所作所为，认为朝堂便是一滩黑水。希望能通过一己之力改变当时现状，求之而不得时便转而写诗作来忧国忧民，或超脱世俗之外寻求出世之路。而现代中国人或多或少继承了中国一直传承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在事业上有各自的思想及理念，或愤力竞争或不争而胜。
关键词：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矛盾协调集一身
儒家学子追求出仕，力求在朝堂中争得一席之位。道家学派选择无为而治，他们不喜竞争主张顺应自然，行为虽消极心智却不消沉，有自己独特的处理事务的方式。在众多思想交杂的中国，后来学子接受了众多思想，这些思想往往相互矛盾，以儒家和道家为最，但他们却可以将这矛盾的思想相容，协调的集一身，形成了其独特的行为态度、处事风格。现代在长期受这两种思想熏陶的人们在经济风暴的大浪潮中该如何抉择呢？勇于竞争或不争而另辟蹊径。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亦是复杂的，中国人往往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路。
1.
孔子编纂《春秋》，修订，道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老子，“无为”思想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儒学在中国思想孔子年轻是周游五国，在各国进行游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思想创造其理想中的社会。儒家思想鼓励人们投身于社会建设中要敢于竞争，善于合作。通过自身不断地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而这种竞争是以“和”为基础的，谋求共利双赢。
庄子是春秋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无为”、“不争”。这种无为的思想并非消极，而是不求客观上的高度，寻求本质上的升华。不要追逐身外之物，而是致力于自身发展。
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在各种社会压力下人们热衷于竞争，希望打倒对手获得更大的利益，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在求而不得的情况，道家的“无为”、“不争”的思想又让人们得以缓和自己的失败，调整自己的心态。懂知足，晓变通。提升自己的内心世界，升华自己自然会得到他人认可。寻求他路，不执著于自己原本追逐的领域，赢面反而更大。
2.陶渊明的仕途和出世思想
陶渊明不仅像当时的士大夫那样学了，
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异书”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前半生他一直在为仕途奔波，为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辗转三十载，最终他失望了一篇《归去来兮辞》告别了他的仕途生涯。
云的诗篇，如少年时期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仕途失利后他多寄情于山水，如“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
陶渊明的所接受的思想是矛盾的，他集儒家和道家思想于一身，年少追逐名利，老年寄情山水。他完美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文人如何将出世与入世思想协调相容。这便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积累下来的极具特色哲学思想。
3.苏轼跌宕起伏的一生{我最讨厌的历史文人}.{我最讨厌的历史文人}.
苏轼的官越做越小，文章却越写越好。苏轼出自书香门第，少年便才华横溢，得到欧阳修的赏识。少年得志的他意气风发，曾立志更要干出一番事业，但苏轼是文学的娇子，不是政治的老手。他遭受一贬再匾，甚至被流放。但他意志却并未消沉，流放在外时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赤壁赋》是他的代表作。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我最讨厌的历史文人}.
则物与我皆无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在这里苏轼的“相对”哲学思想逐渐显露，他把出世思想发挥和运用到了极致。集儒家与道家思想一体的苏轼没有被不公的命运压倒，在这坎坷中他创造了自己独有的辉煌。这种智慧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这样的智慧让中华名族极具韧性。
儒家和道家思想从未有过相容，而中国人巧妙地运用了这两种思想，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一篇。在逆流中愤然前进，在前进不得时动避让，可折回。以“大和”姿态追逐世界，以“中庸”之道处事待物；又以“无为”的思想调和自己，以“不争”的态度提升自己。这是现代人不能遗落的精神理念，将这样的融入我们骨髓的思想唤醒并让其与时俱进地运用于现代事业，我们得到不可估量的发展。
篇四:《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命运》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剧命运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非出自孔子的儒学，而是在春秋末期的这个大的文化氛围下，整个社会需要从动乱中走出并按照一定的秩序来运行。恰在这一时期，孔子通过借鉴和整合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提出了一整套治国规范与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也就在这个时候，儒学的创始者意识到要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出来做官，辅佐君王并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便渗入到了文人们的基本信条中。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对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自觉。
虽然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在动乱中国并无任何实际上的意义，也并不为各国诸侯、大夫所欣赏，但他们毕竟代表传统的礼制，这在天生具有保守性质的中国士大夫的形而上领域里有着一股无法割舍的情节，
并在此情节的作用下使得孔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受到极高的尊重。可惜的是，孔子所希望的其个人抱负的施展与自我的实现并没有因为诸侯、大夫的礼遇而得以实现。在周游列国处处碰壁之后，圣人还是亮明一个正统文人在遭遇挫折之后的一个可以立为万世典范的态度——“知其不可而为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中国文化的源头并不能单纯地归结于儒学（齐鲁文化），应该说，它是由齐鲁文化与楚文化为主导，其他多个文化支派共同汇集起的一个巨大的华夏文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刚性规定既保证了中国文人的特殊利益，同时也为他们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又正是将文人的地位捧得过高，在他们遭受一系列打击之后又难免不在精神上沉沦，走向另一个极端。屈原是楚国王室的旁支，在楚国享
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深得楚怀王的信赖。从对楚国的热情程度上来说，屈原不亚于任何楚国的九卿大夫。从《史记》中我们不能窥测到他针对当时楚国制定了一些变法的措施。令人遗憾的是，屈原终究是一个文人，同样犯了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通病，即专心政务而不攻君主的性情、心计。因为在君权的社会里，只有控制了最高的统治者的意志才能真正施展自身的才干。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中国文人生命价值的所在，一旦他们丧失了这样一个权利，也就等于失去生存下去的意义。这也正是屈原在遭到冷遇，流放，继而接连听到君王、国家的噩耗后走向极端的一个原因所在。
战国晚期，荀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已经开始意识到经纶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尤其是荀子的两个
学生韩非与李斯更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韩非或因为口讷，或因为他毕竟脱胎于儒家门庭，总还是多少带有对政治天真的理解。虽然在他的著述中显现出了一个政治老手的权术和谋略，但他仅将其停留在了理论的层面上，最终不免为李斯所害。而李斯也终因没能很好地学习他这位同窗好友的理论，重“法”，重“术”，却在二世即位后逐渐失“势”，被赵高陷害。李斯的失“势”或可归咎于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秦代较完善的行政体制，致使自身发展受到很大钳制。但这也多少反映出了文人永远都无法摆脱掉自身的奴性，最终只是帝王打理天下的工具而已。与荀子不同的是，另一支儒家学派依旧尊奉圣人教条，本着大无畏的卫道精神，希求在中国一统后仍能够恢复西周分封的制度。以博士淳于越为代表的儒生终于在一次秦始皇的宴会上就分封制与郡县制的选择上与李斯进行了
公开辩论，并最终因为这一事件使儒生遭到了几近毁灭性的打击。
从焚书坑儒中我们不难看出，被坑杀的儒生实际上是四百六十多名方士；至于焚书，虽则保留了种植、医药、卜筮、法家著作、秦国历史的书籍（诸子著述在秦宫廷内仍有保存），但毕竟是一种文化高压政策，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中国文人来说都是一次极为惨重的损失。总的来说，以秦始皇、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士子也因此事为后代史官所不容，同时也反映出了淳于越之流的不识时务，穷究教条的形而上一面。并且这一点也是中国文人两千余年中始终无法根除的痼疾。
汉初的叔孙通表现了儒士与皇权的充分合作，这也多少为后来儒学在中国树立正统地位提供了前提。但自那时起，所谓犬儒哲学也就处于滥觞时期了。
篇五:《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哀》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文人的悲哀
提到中国古代文人，大家就会想象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穷秀才摇头晃脑地吟诗作文；秀才在书童的陪伴下爬山涉水，进京赶考；科考得中，秀才成了状元；峨冠博带的状元披红带花，荣归故里„„
广西贡院有幅对联写道：“十年寒窗诵四书言五经习六艺只为龙门一跃，三考得志官七品威八面谒九尊全因河鲤重生。”历朝历代，相沿成习，文人们趋之若鹜地竞奔在仕途上，乐而不疲。似乎做官从政，在仕途上春风得意成了文人自我价值的唯一实现形式。
“学而优则仕”根深蒂固的思想枷锁
孔门弟子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于是有了“头悬梁，锥刺骨”，有了“凿壁借光”，有了“映雪囊萤”。十年寒窗，学富五车，就是为了换个官当。
从孔子开始，中国文人似乎就未走出这样一个怪圈：他们一方面得心应手地创作着美仑美奂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苦苦地追求着“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政治理想是他们的内在追求，文学作品则是这种追求的外在表现。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只是为文人的头上戴上了一顶光环，并不一定能为他们追求政治理想锦上添花；而对政治理想的追求，却常常是文人们创作文学作品的素材源泉乃至精神支柱。于是，文人们在追求中苦闷、彷徨，在创作中自娱、欢欣。
由于中国文人始终有着难以消解的仕途情结，所以中国文学里充满了文人怀才不遇的悲鸣。在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中，极少数文人如愿以偿，步入仕途。绝大多数文人则仕数不遇，壮志难酬。在如愿以偿的少数文人中，最终因政绩卓著而堪称政治家者，寥若晨星。在仕途上艰辛跋涉，政绩平平者则所在多有。只有其中一部分人虽然身在朝廷，却心在文学。他们和那些仕数不遇、壮志难酬的绝大多数文人共同构成文学创作的庞大队伍，“种瓜得豆”地在文学创作的田地里收获着成绩和希望。
当然也有例外，《庄子·秋水》篇里讲了一个故事，庄子的好友惠施在魏国做丞相，庄子打算去拜访他。惠施误以为庄子来意不善，想和自己争夺相位，竟派人搜拿庄子。庄子见到惠施后，对他说，鹞鹰得到一只臭老鼠，惟恐鵷鶵(yuānchú）相夺，殊不知鵷鶵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从不把臭老鼠当美食的。鵷鶵毕竟是神鸟，庄子毕竟是神人，红尘中的文人总得吃喝拉撒睡，离不开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多数文人并没有也不可能把官职当臭老鼠。虽然后世不少文人也常引用这个典故以示自己敝屣功名、品行高洁，却总让人觉得矫情，颇有些“酸葡萄”的味道。
仕途失意乃有传世名篇吗
文人的悲哀正在于这种“种瓜得豆”的不对称性。这又怨得了谁呢？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没有成为一种职业，文人对文学的追求不足以为“稻粱谋”，生存的需要使得文人的“种瓜得豆”成为难以规避的宿命。于是，文学家、诗人的一生注定是与苦难、煎熬相伴的一生。
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排比句，常为人征引：“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包括司马迁在内，也是在受“宫刑”之后，隐忍苟活，创作出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部伟大作品的。从孔子、屈原到司马迁，大凡青史留名的文人，多有“得咎”于政治而成就于文学的经历。
司马迁之后，文人们继续拥挤在仕途经济的独木桥上，撒着政治的种，却结着文学的果。曹植贵为皇子，竟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到来自骨肉同胞的迫害。在政治失意之后，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
到了唐代，文人对仕途的热衷可谓登峰造极。“初唐四杰”作为新一代文人的代表，在文坛上造成较大的声势。他们恃才傲物，狂放不羁，毫不掩饰对功名利禄的向往和追求，有时甚至表现为赤祼裸地要官做。但是，四杰都只做过很小的官，抒发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思想感情成了他们诗文创作的主要内容。
比如王勃在《上刘右相书》中写道：“仆一代丈夫，四海男子。衫襟缓带，拟贮鸣琴；衣袖阔裁，用安书卷。贫穷无有种，富贵不选人。高树易来风，幽松难见日。羽翼未备，独居草泽之间；翅翮若齐，即在云霄之上„„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抟风，舍薹衣而见绛阙，幸甚，斯不为难矣。”这段话把当时文人追求功业、积极用世的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
杜甫一生都在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我们从他的政治履历表里只看到“左拾遗”这个专职讽谏的官职与他的理想较契合，其他如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之类，不过是看看库房、管管基建之类的小官。工部员外郎虽然管一些建筑工程之类的事，但与杜甫能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万间”“广厦”工程的要求相比，这样的官职实在太小了。杜甫一生创作最多、最辉煌的时期，其实也是他仕途最坎坷、生活最困顿的时期；倒是在短时期的平顺生活中，他的创作反而量少且乏善可陈，无怪乎他会在诗歌中发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一声叹息。
李白的政治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为的是求仕；他向当道上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