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徘徊——探讨《坎特伯雷故事》的宗教思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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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乔叟；《坎特伯雷故事》；两重性
　　论文摘要：乔叟一方面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热情讴歌冒险发财的商人，指责教会的腐败堕落；男一方面，他又执着于精神救赎，唯恐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影响自己获得彼岸的永生本文通过分析《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宗教主题，试图阐明乔叟宗教观中的两重性。

打开《坎特伯雷故事》，春天的气息迎面而来，“当四月带来它那甘美的骤雨，/让三月的干旱湿到根子里，/…当和风甜美的气息挟着生机，/吹进树林和原野上的嫩芽里”。在这样一个生机盎然的季节里，人们离开家门，踏上旅程，前往坎特伯雷教堂前去朝圣。宗教信仰是中世纪人们的生活重心，既是人们的最高期望与最深的忧虑，也是当时文学的基本主题。乔雯的((坎特伯雷故事》也不例外。它以朝圣这一宗教活动作为全书的框架结构，在此基础上对中世纪的宗教生活进行大量的描写。笔者试图结合乔雯生活的时代背景进行文本分析，来探讨《坎特伯雷故事》中体现的宗教思想。
乔雯所处的时代是多事之秋，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孕育着改革的波涛。罗马天主教上至教皇下至普通僧侣聚敛钱财、寄生成性，已把教会变成一个特殊的剥削机构。当时的英国国王和国会坚决抵制教皇政治势力的侵犯，防止黄金流人阿维尼翁的教皇手中，因为这些教皇已经沦为英国的敌人/法国的傀儡。约翰·威克利夫—牛津大学的教授和世俗教士，写出了一系列主张宗教改革的论文。其主要内容为:反对教皇干涉世俗事务，反对教士购置私人财产，支持君权;以圣经的权威取代教会的权威;不过分注重圣事的作用，注重内心的虔信与悔罪，否认教士有神恩能赦免罪行。在他的感召下，一批“贫苦教士”前往各地，用当地语言向人民传道。为了使能人民了解教义，威克利夫把《新约》由拉丁文译成英文，他的弟子则把《旧约》译成了英文。他对君权的维护，使他受到了显贵人物(包括岗特的约翰，乔雯的重要赞助人)的庇护。在其学说的影响下，农民和城市贫民最终爆发了洛拉德派起义。与乔雯同时代的诗人威廉·朗格伦写作了《农夫皮尔斯》，仅现存的各种版本的手抄本就有50多部，可见这部作品在当日流传的广度。这是一首宗教寓言诗，诗中彻底批判了各种宗教寄生虫，颂扬了通过行动与爱的实践得到拯救的农夫皮尔斯。这首诗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的宗教情绪，罗马教廷的腐败让信徒丧失信心，人们不再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腐朽的机构，而开始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过教会的势力却依然在当时占据着统治地位。
乔雯出生于商人家庭，成长于市民文化繁荣的伦敦，他的思想更多的属于新兴的商人阶层，不过乔史的职业仍然是为国王服务的。乔史并不拥有固定的地产或房产，不能靠租金生活;为了谋生，他必须担任官职，获取薪傣。他的身世经历使他有可能随时接触并了解这些新兴思潮，他的地位却也注定了他不太可能畅所欲言。因而，乔雯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并没有没有直接提及当时社会的种种新思想，但是这些宗教思潮对他的信仰所产生的影响却在其作品中流露出痕迹。
在《坎特伯雷故事》所描写的朝圣队伍中，吃教会饭的人约占了三分之一。在《总引》中，作者勾勒出这些人物的形象，并通过途中他们各自所讲的故事与所描述的形象互相映衬，以便读者对人物得出比较立体、全面的了解。女修道院长矫揉造作，讲究礼仪，用牛奶和白面包喂养小狗;修道士整天忙着打猎，穿戴奢华，讲究美味，乔雯特意点出他兜帽上的同心结，暗示他已经违背了独身的原则。这两个人物形象都违背了隐修制度创办人所提倡的清贫、动手劳作的原则，成为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不过他们与同行的托钵修士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托钵修士见钱眼开，只要能赚到钱就不择手段，甚至连贫苦的孤儿寡妇的活命钱都不放过。而卖赦罪券的人为了骗钱，更是鼓动唇舌，伪造圣物，无所不为。对这些人而言，宗教已经成了经济上安身立命的手段，谋生的工具。赞美诗也好，弥撒也好，不过是自己提供的一种服务，收钱的借口，而不再是作为精神追求的信仰。与这些人物形成对比的是一个正直的堂区长的形象。乔雯没有像刻画其他人物一样，描写他的外貌与衣着等外部特征，而是直接把他的高尚行为与同时代其他堂区长的行为加以对比。他不像别人只顾收十一税;或者把圣职租给别人，自己到伦敦赚钱;他能不畏权势指出教徒的错误。堂区长是真正虔诚信仰的化身，他希望人们能通过仁慈、爱心、善行获得灵魂的拯救，而不是寄希望于腐败的教会和用钱购买的赦罪券。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对比刻画，乔雯对腐败教会的批判，对真正信仰的向往已经初步显明出来。随后这些人物所讲的故事，则更进一步丰富了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了乔雯的观点。
旅途中，托钵修士和法院差役互相攻击，各讲了一个以对方为主人公的故事。托钵修士讲了一个差役的故事，他与当地领班神父勾结，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就连寡妇的一口新锅也不放过，最后被魔鬼抓进地狱。绝妙的是，这个托钵修士和差役的作为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托钵修士采取了甜蜜的讲道形式来掠夺寡妇的财产，而差役采取的是蛮横夺取的方式。作为回敬，差役讲了一个口口声声宣讲清贫、禁欲的托钵修士因为贪吃贪喝、索要钱财而被忍无可忍的教徒所戏弄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形象生动地揭示出教会人士的表里不一、自私愚昧。但最具讽刺性的恐怕要非赦罪僧莫属了。赦罪僧在讲故事之先就明确宣布了“讲道不为别的，只为了捞钱”，“哪怕给东西的人是个穷娃娃/或是村子里最穷的寡妇人家，/哪怕她的孩子都活活饿死。这样的人物居然讲了一个反对贪财的道德说教的故事。故事反对罪的主题和故事本身只是赚钱手段的事实形成对比，既彰显了赦罪僧的罪行，又使这种现象发人深思。赦罪僧讲得得意忘形，竟把眼前的香客当作素日的听众，推销起他的赦罪符和圣物来，惹得旅店老板破口大骂。在这里，赦罪僧已经不单纯是教会腐败的个别例子，他已经威胁到朝圣香客的秩序了。香客们往坎特伯雷教堂前去朝圣，因为那里供奉着圣托玛斯的遗骸，去那儿朝拜有利于去病健身。可赦罪僧的宣讲使朝圣这一行为成为闹剧。他颠覆了朝圣的宗教价值，切断了信仰的外部形式和精神意义的联系，使得宗教的外部形式—教会、圣物、赦罪符毫无神圣可言，沦为物欲横流的世界上纯粹的物质本身，自然不能带来精神的救赎。一旦外部形式和精神救赎的关联被切断，能拯救灵魂的就只有精神本身了。从这一点上来讲，赦罪僧成了宗教改革的先行者，从反面论证了宗教改革的必要性，突出了宗教精神信仰的本质。

《坎特伯雷故事》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海伦·库普称之为的“乔雯式主题”，即信徒平等的观念，人的高贵并不在于社会地位和家族血统，而是来自于人自身的德行。既然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真正的高贵就只能来自于上帝的恩赐和个人的高尚品质。这个主题在巴斯妇、平民地主和学者所讲的故事中反复出现并得到探讨。在巴斯妇所讲的故事中，出身微贱、容貌丑陋的老太婆驳斥了新婚丈夫对自己的嫌弃，使得年轻的丈夫心服口服地把决定权交到她自己手中。在平民地主的故事中，那个年轻人尽管不是骑士却有着和骑士一样高贵的行为，他在交谈中宣称“我不在乎一个人有多少财产，月涂非有其它优点他可以夸夸。在学者的故事中，侯爵选择妻子时并没有按照门第高下挑选高贵家族的后裔，而是选择了佃户的女儿格里泽尔达为妻。他的这一明智的选择博得了学者的夸奖，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正确，格里泽尔达是男人所能想象的最完美的妻子，她聪明能干，帮助丈夫处理领地内的事情;温柔顺从，一心服从丈夫的意愿。倒是出身高贵的侯爵与妻子相比显得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