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现代戏曲传播的生长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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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戏曲在传播过程中,试图激活戏曲的细胞并使之健康发展。在现代戏曲中,主题与形式达成高度的谐和,艺术美与观赏性双美并举,继承和创新形成高度的共识,寻找着戏曲既立足本源又触摸未来的发展基点。这是现代戏曲之所以传播并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现代戏曲 传播 生长点
AbstractModern opera is trying to activate the cells of the opera and make them grow healthily in the process of munication. In the modern opera, theme and form are in harmony, artistic aesthetic and ornamental aesthetic are promoted together, and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reach high agreement looking for the developing basic point of opera that base upon the origin and touch the future as well. This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muni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pera.
Key words modern opera munication the growing point
20多年前,曾经有人对中国戏曲作过忧虑式的诊断,认为在上个世纪末戏曲消亡将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论断,一度使中国戏曲危机四伏,戏曲将作为博物馆的艺术似乎已成定局。但事实上,戏曲在一片消亡声中,仍然顽强地生长着。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戏曲有着继续发展深入的巨大空间,有着无限的生机和蓬勃发展的可能。戏曲艺术工作者积极探寻现代戏曲传播的生长点,试图从戏曲的传播中激活戏曲艺术的细胞。纵看近三十年,中国戏曲无论从它的发展历程,还是从它当下的生长态势,均呈现出良好的势头。而这一发展趋势,显然跟主题、形式和继承保护的命题有关。主题的现代阐释、表达媒介的新的综合,不仅是对近三十年中国戏曲重要经验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是戏曲传播继承与创新未来趋向的指南。
一、主题的现代阐释
寻找现代戏曲传播的发展途径,无法回避在传播过程中对主题的现代定位。建国初期,一些传统旧戏面临着新中国强大的意识形态,曾经有过场面宏大的大规模的主题改写。浙江的昆曲《十五贯》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十五贯》根据传奇《双熊梦》改编,删去了其中巧合的情节与神明托梦破冤狱的思想,从而成了一出较为纯粹的“公安戏”。改编者强化了剧作的现实的教育作用,把主题解释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使之在现实的整风运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鉴之,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都感叹“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称赞它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改革方针的良好榜样。其实何止一个剧种,《十五贯》的主题的重新定义和围绕主题的线索重组,带动了整个国家的旧戏改革,给中国戏曲主题的现代化带来活活生气。同样,在近三十年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对主题的现代把握,仍然是激发戏曲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很多戏曲艺术工作者作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在旧戏改造中,主题的置换必须符合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一些旧戏,由于赋予了现代色彩,重新焕发出强健的生命活力。譬如“双阳与狄青”的故事,在戏曲长河中就有京剧的《珍珠烈火旗》、杂剧的《刀劈史鸦霞》、越剧的《狄青三取烈火旗》、梆子的《昆仑关》、绍剧的《追狄》以及婺剧的《昆仑女》等多个剧目。有学者对当代新编婺剧《昆仑女》给予很高的评价。著名戏曲评论家周育德先生在观看该剧后说:“老戏老演会失掉观众,现在大家都在研究推陈出新的问题。事实上,老戏想要出新很难。40年前浙江婺剧团由郑兰香主演的婺剧《双阳与狄青》进京演出,在当时戏曲界引起轰动。如今再在这出已很受欢迎的婺剧传统骨子老戏上开掘创新,这本身就是一项很难的工作。事实上双阳公主这一题材的戏许多剧种都有,像京剧就有《珍珠烈火旗》。改编后的婺剧《昆仑女》我认为比京剧剧本好。在剧作主题和思想倾向上,《双阳与狄青》中已有宣扬民族和解、大家庭的倾向。现在《昆仑女》弘扬民族团结的主旋律无疑更明显,编剧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很好……”①显然新编婺剧《昆仑女》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尤其是民族团结的主题定位,这是赢得作品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前提。
主题的改写,这是当代人的一种重要的文化阐释活动。传统戏曲题材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重新阐释,它的每一次的主题的设定,都是剧作家以新的视角作出的合理的创造,是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过程。魏明伦的《潘金莲》,为潘金莲翻案,从不同视角审视潘金莲,则使古老题材焕发出新的涵义。不仅旧戏改造如此,在对其他文学作品的改编中,主题的改写也是十分重要的创造性过程。
上个世纪末,一出越剧《孔乙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此持肯定的态度,因为它重审了一百年前的知识分子的状态。这个剧作是根据鲁迅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原来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个被封建文化毒害的知识分子,一无是处,俨然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但越剧根据当下的文化语境,对主题作出了现代性的阐释。剧作把孔乙己处理成一个在特定时空中的文化坚守者,他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尽管文化保守主义的主题设定遭到了一些专家的批评,但对人物性格的重新把握和主题的深化,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实践。柔石先生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编剧罗怀臻成功地改编成甬剧《典妻》。原小说是一个左翼小说,其革命性昭然在目。一个女人,在万恶的旧社会,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通过人只是一个生育机器的描写,揭示阶级社会的罪恶。而甬剧《典妻》则从人性的角度入手,揭示了一个女性的人性悲剧。她是妻子,她有两个丈夫,但她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丈夫,而是在两个男人之间“典”来“典”去;她是母亲,她有两个儿子,但最终她不能拥有孩子,她在两个孩子之间颠来颠去。做不成妻子,又做不成母亲,这是一个女性的最大的悲剧。主题的置换,冲淡了原来的政治气息,而增强了人性的力量。
这种对人性的把握的主题阐释,即使在主旋律戏中,也因命运主题的崭新视角,戏曲创作有了重大的突破。如深圳粤剧团创作的粤剧现代戏《驼哥的旗》,能自觉地摆脱以往现代戏的套路,不抓大题材、大事件和大人物,而走平实、普通的路子,选择了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南地区拉锯战阶段,一个贫弱、畸形的农民形象,从他的命运转折中,挖掘出中国人对自己命运的主动选择的必然主题。而这个独特的对人物命运观察的视角,极大地贴近了人性人情的常理常规,因而获得了强健的艺术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