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概括(一)

详细内容

　　[摘要]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本文就这一新概括追本溯源，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脉胳，对这一新概括作出了科学的解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尽管在建党初期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间有限，但是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历尽艰辛，经过失败和挫折，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其实践成果，是探索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理论成果，按照十六大说法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同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前几届中央领导集体一样，非常重视党的理论建设。锦涛同志在十六大以后就一再强调：要高举旗帜、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使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五年来，根据历史发展到新世纪的新阶段，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特点，还有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和出现的新的矛盾，又作出了不少重要决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战略思想，进行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
　　十七大报告既是政治宣言，又是行动纲领，还是理论华章。它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对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作了新的表述，将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总结的理论，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锦涛同志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最新概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这里就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括谈点看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的必要性
　　
　　凡是稍微了解我们党改革开放理论创新情况的同志都很清楚，这些年来，理论的发展，如同实践的发展一样，其速度之快、成果之多、影响之大，在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仅十六大以来，就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建设和谐世界等等。这就有一个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理论和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要不要整合的问题。近两年来，已经有不少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整合方案。这就需要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思想理论概念。经过反复比较，最佳选择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最新概括是许多同志企盼已久的，深得党心民心。
　　为什么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最佳概括呢？
　　第一，这个概括突出了理论体系称谓的本源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造的理论很多，其理论称谓的本源在哪里？归根结底，来自邓小平在十二大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思想。自此以后，不仅探索的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最初在十三大报告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所作的理论概括，就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在十五大报告讲我们党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两大理论成果时，对第二次飞跃理论成果的表述，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由于“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到了十六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才有了目前的规范表述，它丝毫不影响其内涵。在十六大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说得很清楚，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讲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论时也明确指出，它们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加以整合，突出了理论体系称谓的本源性。
　　第二，这个概括突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性。改革开放至今29年，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如经济发展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近21万亿元，是1978年的13.3倍，居世界第4位；对外开放在2006年进出口总额超过1.7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84倍，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已突破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就人民生活而言，我国已由温饱不足跨入了总体小康，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生活水平。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变化呢？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所以，这个最新概括能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源性。
　　此外，这个最新概括还有三大优点：
　　一是体现了理论逻辑的科学性。前面讲过，十三大首次提出两次历史性飞跃这个思想时，从实践层面讲，就是认为：第一次飞跃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第二次飞跃则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十五大和十六大从理论层面讲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时，先是讲的邓小平理论，后来又加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又有新的理论成果产生。这都是就一个个具体理论成果而论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的一大好处，就是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十三大从实践层面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探索出来的两条道路和十五大以及十六大从理论层面讲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对应关系。既然第二次飞跃的实践成果是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将其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到理论上说，就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逻辑使然。
　　二是体现了理论发展的开放性。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作为其经验总结的理论必然会相应地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成果会越来越多。如果不加以整合，到了一定时候，对一个又一个的创新理论如何表述都会成为很大的困难。现在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称谓，就可以将以后不断发展的创新理论都统统地包括进去。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就说明了这个科学称谓的开放性。
　　三是体现了理论表述的简明性。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开展创新理论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需要理论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既然创新理论很多，每个理论之间又有继承发展关系，就免不了内容表述上的叠加相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最新概括，就解决了这个具体困难。因为这个表述很简明，所有的创新理论都包括进去了，便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的教育活动。它有利于入脑入耳，深入人心，“精神变物质”，成为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
　　因此，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既是最佳选择，也是明智抉择。
　　
　　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
　　
　　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是个新思想，自然会引出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界定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难道它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过去讲的“始于毛，成于邓”怎么解释等等。这里谈谈个人的理解。在我看来，需要厘清三个问题：
　　一是关于近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是个理论概念，但也是个历史概念，即有一个对当代中国历史时限如何界定。对近代中国、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三段历史如何断代划分，见仁见智，因为对它的认识是动态的，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对“近代中国”，其上限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已成为定论。它的下限划在何时？过去将其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近些年来，史学界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应划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那么对“现代中国”如何定时？如果“近代中国”的下限定在建国之前，那么其上限无疑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它的下限呢？这里首先有个是否划分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赞成者有之，不赞成者也有之。“当代中国”是目前使用率比较高的概念，十七大报告多处使用“当代中国”这个说法。我是赞成区分两者的，因为对“当代”与“现代”的时间观念，许多人的感受很不一样。尽管两者表达与人们相近的时段，但“当代”更近，即一般指人们生活其间的那个时段。既然如此，对两者就要划分时限，加以区别。
　　我以为，“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时限划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重要文献的说法，都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建国后历史的一个界限。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3月就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随后又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年来，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都是这么认识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因此，对这个断代的时限是一贯的。如果承认这样断代，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现代中国”的下限，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尽管它是小平同志在1982年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的，但如十三大报告所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既然是“开始”、“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期。这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锦涛同志的报告也是这样认定它的时态的。报告开宗明义讲“旗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29年历史成就时，是将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来讲的，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义上讲的。还指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说明“当代中国”的时限是很清楚的。既然有时限的明确区分，讲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就只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是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就理论传脉而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包括其中，并且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脉。自党成立86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可按照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区分为基础理论与创新理论（这个区分是相对的，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基础理论。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目前视为创新理论的也会发生变化）。作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可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作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