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思潮：一种现代化视角的解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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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盘西化”思潮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全球范围内现代化浪潮、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和西方的文化扩张均对其形成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作为一种极端化的激进主义思潮，“全盘西化”思潮在根本上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它至少在以下几对关系上是错误的：一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将二者决然对立，忽视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相承接的一面；二是在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问题上以偏概全，忽视了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三是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犯了绝对性的错误，没有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中国只能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但不能全盘西化。
[关键词]西化；全盘西化；现代化
全盘西化思潮是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的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西化思想的极端化表现。这种思想从未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也从未得到大多数人赞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潮的影响却一直存在着。而且根据后来的经验，每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思潮就会跳出来，企图继续发挥作用。而今又逢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更为关键的时期，全盘西化思潮又有所回潮。作为一种曾经影响中国道路走向的文化思潮，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作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现代化思潮，从现代化本身的角度对它展开的研究，国内并不多见。因此，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这一思潮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一、“全盘西化”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1．“西化”问题的提出
“西化”的基本要义是向西方学习，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制度、文化，以使自己达到如西方一样的先进的社会状态。可以说，中国自中西文化开始接触以来，就产生了要不要学习西方以及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只不过鸦片战争的发生，把这个问题更加凸显出来。以鸦片战争为界，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如果说鸦片战争前中华民族向西方民族的学习是一种积极、主动、开放的态度，那么，鸦片战争之后国人对西学的态度就转变为消极、被动、保守的态度。这源于中西力量对比的不同结果。鸦片战争前，尤其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大致是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那时候，中国的实力虽然较之从前有所下降，但总体实力依然较强。此时的西方国家还没有进行工业革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因此西方国家要想超越中国，一时还难以企及，这可以从西方对中国的几次军事侵略均以失败告终的事实得到证明。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交流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人侵，而演变为西方资产阶级凭借先进的军事武器为其进行文化侵略开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成了西方文化以武力相裹挟的文化侵略。
在中国，1840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已然腐朽的封建传统文化遭遇了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保守的中国遇到了强大、富有侵略性的西方，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首先觉醒，他们认识到，中华民族之所以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威胁，是因为中国比西方落后，而要变落后为先进，在当时只有向侵略自己的西方国家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自强图存。于是，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先后崭露头角，以不同的方式掀起救亡图存的高潮。这几派都主张学习西方，也就是说，在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至于学习的内容以及学到何种程度，看法不尽一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过程先后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段。具体说来，这是一条由保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激进的“西化”、“全盘西化”的思想认识路线。
2．从“西化”到“全盘西化”
从“西化”到“全盘西化”的转折始于20世纪上半期发生的五四运动。这一事件之所以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至国内史学界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全面、大胆的讨伐。而在这个大讨伐过程中，中国人从根本的思想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西化思潮也进入了它的兴盛期。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中国人由此开始反思，中国究竟要到何处去?一些人认识到，以往寻求救国出路的努力之所以都归于失败，就在于那些所谓救国的主张和措施都仅仅是在做表面文章，而没有触及人们的道德及内心精神世界，而后者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陈独秀是“五四”时期西化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在陈独秀等人看来，要救国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发动一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运动，用新的伦理道德取代旧的伦理道德，用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这样，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陈独秀和胡适，也被后人划为“全盘西化”的代言者。事实上，五四时期“西化”思潮的主流意识是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而不是全部的西方文化；同样地，它的“反传统”反对的是以儒学、孑L教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之流假借尊孔大搞帝制复辟不同，新文化运动只是在手段上采用了激进的文化革命的方式，以期彻底改造中国文化，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因而这一时期的“西化”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思想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战中出炉的。1934年1月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专栏发表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于1933年底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中国文化之出路》，并由此在广州思想文化界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文化争论。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引发了30年代文化大论战。论战在以十位教授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和以陈序经为主要代表的西化派之间展开。陈序经主张的“西化”就是“全盘西化”思想，在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化之出路》一书中，将中国文化的出路归结为三条：一是复古，二是折衷，三是全盘西化，经过比较分析，他得出结论：“折衷的办法既办不到，复古的办法也行不通”，“我们的惟一办法，是全盘接受西化。理由有三：一是中国在理论和事实上已趋于全盘西化；二是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的多；三是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西洋的现代文化是现世的趋势。”归结起来，他的基本认识是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要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国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就必须是全盘地接受西方文化，也就是现代化即西方化。
这一时期，站在陈序经“全盘西化”论一方的，还有胡适、张佛泉、熊梦飞等。但是他们内部就西化的程度仍有不同看法：胡适提倡“充分西化”，张佛泉主张“根上西化”，熊梦飞主张“西体中用”。但是无论是“充分西化”、“根上西化”还是“西体中用”，在本质上都是要绝大部分、最大可能地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连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都承认“全盘”并非百分之百，这样，四种“西化”论在实质上就是一样的，就是要将中国整个“西化”。
这次论战最终在国民党实行党化运动的情形下不了了之。而“全盘西化”派在与“本位文化”派的论争中，也逐渐意识到自身理论的缺陷，后来也避免提及。全盘西化论也随着中日两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逐渐势弱。
3．“全盘西化”思潮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想似乎随着论战的结束销声匿迹了，但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它的影响一直存在着。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李敖、居浩然再次挑起“全盘西化”的大旗，与陈立夫等复古主义者展开论战，主张全面移植西方文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再次出现了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文化的主张，一些人主张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方励之、刘晓波，还有《河殇》。方励之曾反复讲到自己是欣赏“全盘西化”的，他解释说，他所理解的全盘西化，即是全盘的、全方位的开放，因为我们的整体文化比世界的先进文化要落后。面临这种状态，我们应当全方位的开放，要让整个先进文化来冲击我们整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所有领域。在这个冲击下，好的东西会留下来，坏的东西全部荡涤掉。在开放、冲击之前，说坚持什么是没有根据的。刘晓波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让国人背了几千年的“十字架”，传统文化毫无可取之处。他明确声明，“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在传统文化中，“看不到精华，只见糟粕”，即使是代表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结晶的四大发明，如果“把它们放入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也会发现其消极作用决不亚于积极作用”，所以，要改变中国“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彻底落伍”的状况，就必须“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这种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颂扬西方文化，乃至主张“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经《河殇》的渲染达到高潮。
不同于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8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的突出特点是借口全方位开放，促使已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一时期的“全盘西化”已不仅仅限于文化领域，而已扩展到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等领域。这种思潮在当时被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二、“全盘西化”思潮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全盘西化”思潮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首先，“全盘西化”思潮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当时世界现代化大势的影响。现代社会的到来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创了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过程，一度引领了现代化发展的方向。现代化之所以带来剧变和冲击，就在于资产阶级创造了与传统社会相比的极其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先进的机器，先进的武器，价廉物美的商品，以无比巨大的威力吸引着未开化国家人民的眼球。连马克思都不得不发出感叹：“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所开创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为了得到国际市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供应地，资本主义不惜一切代价，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猛烈的血与火的扩张，结果“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也就是说其他地区，包括很多欧洲国家，都不得不在西欧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优势下先后作出反应。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化过程的必然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四这样，现代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现代化回应的必然性，而引领人类现代化进程的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欧美国家首先成为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