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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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今天，我们要始终坚持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永远铭记和学习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非凡勇气和高超智慧。
[关键词] 永远铭记；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
30年前，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30年过去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与更替，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当我们回顾总结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辉煌成就时，“我们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没有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巨大勇气和高超智慧，就没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探索和辉煌成就；没有邓小平创立的市场经济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今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到了攻坚破冰的重要时期，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重道远。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怎样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学习邓小平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勇气和高超智慧。
一、永远铭记和学习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无畏精神和非凡勇气
一般说来，在重大理论是非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总是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如坚持公有制与主张私有化，坚持集体主义与崇尚个人主义，坚信资本主义必亡与鼓吹资本主义永存等，但耐人寻味的是，在“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却完全一致，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上是罕见的。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下，主张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此，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长期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论和观念,而且根本改造了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这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创新,也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更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模式的革命性改造。由此可见，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要突破“土教条”、“东教条”，也要突破“洋教条”、“西教条”；不仅要突破传统理论，而且要突破现实实践；不仅要突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且要突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友党和自身，其结果很可能遭到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反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拥护，这的确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首先，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敢于突破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商品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更不是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商品经济理论认为，商品生产的产生和存在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当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再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生产也就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对此，恩格斯在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说得非常明确，他说“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1]“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2]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早已盖棺定论。
列宁也曾认为，“社会主义是消灭商品经济”[3]，社会主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4]。但后来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改变了过早消灭商品经济的想法，推行“新经济政策”，主张保留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不过这主要是着眼于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他并没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斯大林和毛泽东，虽然他们在领导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察觉到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离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甚远，他们也程度不同地认为社会主义要允许商品货币关系存在，要利用价值规律，如斯大林针对当时苏联的国情，认为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他说：“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作用的因素而仍然保留着。”[5]但斯大林在论证了生产资料属于两种不同的公有者是商品生产存在条件的同时，他却否定了同一所有制内部商品交换的存在。另外他还把全部生产资料排除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之外。
毛泽东认为，我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必须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他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他针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但他同样否定生产资料是商品，否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单位之间存在商品交换关系。
总之，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保留商品货币关系是暂时的，是无可奈何之举，因此，他们一直视商品货币为异己，要求限制商品货币关系。
邓小平就是在这样一种理论背景下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想而知，他要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势必要突破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商品经济理论，面临巨大风险和压力。
其次，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敢于突破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排斥公有制，只能同私有制相结合。他们一直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来宣扬和赞美，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来批判和攻击。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搞市场经济的，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北欧经济学家伊萨克森、汉米尔顿和吉尔法松在合着的《理解市场经济》一书中说：“没有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家，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市场经济。”[6]《现代日本经济事典》提出，市场经济制度有三个原则，即私有财产制度、契约自由原则、自我负责原则，并且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英国《经济学辞典》明确提出“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使用时往往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另一方面，他们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等同于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对立，把引导社会主义国家放弃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视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标志。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和思想理论斗争背景下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因而面临被误解为同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敌对势力同流合污、搞和平演变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巨大风险和压力。
再次，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敢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和党的传统执政方式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长期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是典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在原苏联帮助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仿效苏联，搞的也都是计划经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计划经济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模式和唯一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我国在经过10年“文革”后，计划经济模式化更是登峰造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进行了一些探索，放松和放宽了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但仍然没有一个国家突破和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原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执政，多年来所形成的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就是推行计划经济，反对和排斥市场经济，普遍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来坚持与捍卫，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与反对，对搞计划经济得心应手，而对市场经济既陌生又排斥，如党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主要强调集中统一，行政手段，指令计划，政企不分，党政不分，否认市场调节，忽视价值规律，排斥经济手段等。
邓小平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要遭遇计划经济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的反对和阻力，又面临传统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的抵制和压力，难免要冒被人指责背离社会主义搞修正主义的风险。如在国际上，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就认为中国自从邓小平执政以来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国内则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所以，邓小平倡导搞市场经济必然面临被误解为否定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的巨大风险和压力。
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30年艰难历程，到今天，易改的好改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改的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遇到的难题和困难将是前所未有的，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深化、必须推进，不允许停滞，更不能退缩和倒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铭记邓小平领导改革，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巨大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闯敢冒敢试，不畏风险、不惧困难、不怕挫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阻
力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和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二、永远铭记和学习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高超智慧和领导艺术
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革命性变革；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转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领导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从哪里开始，是从改变经营方式入手，还是从改革所有制结构入手；是先农村后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是渐进式还是激进式；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先设计好总体方案再行动；是先争论清楚了再干，还是“不争论”等重大问题上，展示了超群智慧和领导艺术。
首先，邓小平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既循序渐进，又积极引导，既海纳百川，又独树一帜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不仅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之中，而且体现在国家的政策和经济体制之上。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观念更新和体制转换，邓小平没有急于求成，也没有过于求纯。他深知理论观念作为意识形态范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不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也不能采取“休克疗法”的办法，毕其功于一役。而必须遵循理论创新的规律和特点，既积极引导、主动推进，又尊重实际，循序渐进。他清醒地认识到，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取代旧的思想观念，既离不开理论和舆论上的宣传、教育、灌输、引导，也离不开实践、实验、实际的潜移默化影响，任何政党和政府都不能用行政办法强迫人们接受或放弃某种思想观念。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邓小平从1979年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到1992年南巡谈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确立，经历了十三个年头。在这一艰辛的探索过程中，邓小平通过理论和舆论宣传一步一步引导人民群众破除传统计划经济旧观念，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早在1979年，当人们还在狂热地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捍卫，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时候，邓小平就独树一帜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7]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阐述。在时隔五年之后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首次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次以中央决定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全党的共识。邓小平对《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8]他还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9]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同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谈话时又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0]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1]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又重申“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2]。从1990年12月到1991春节，邓小平多次在讲话中重申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3]“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4]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重申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5]这一论断又一次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心目中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的重重迷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正是邓小平这一次一次的谈话、讲话、指示和报告，以及伴随而来的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不断引导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一步一步从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接受和树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