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及启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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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变为现实。这一转变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过程。各国在实现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实践中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教训。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两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21世纪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特殊性及其结合方式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依存，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矛盾的特殊性又受普遍性的规约、体现矛盾的普遍性。只有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才能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本质和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确定事物的特殊本质、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及过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同样也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过程，我们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加以认识。
本文探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是指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性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经过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基本经验。具体来讲，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剖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每个国家和民族必然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其次，这种普遍性应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必须遵循和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对未来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和目标做过许多论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新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规定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及其它剥削制度相区别。最后，这一普遍性还应包括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积累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建者；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实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尽可能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动这一理论与时代特点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等等。放弃这些普遍性、片面强调时代的变动和国情的特殊性、无视普遍原理的指导作用，就会丢掉根本、迷失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和方向。
本文所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性，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得以运用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处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和文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时呈现出多样性，甚至出现巨大的差异。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为各国不同的国情，即各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由此带来各国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运动各不相同、各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千差万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要求的主客观条件在不同国家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其次，这一特殊性表现为同一国家和民族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阶段，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阶段性任务和社会历史条件会呈现出巨大差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重心及其战略策略。无视各国不同的民族特点和特殊国情、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或者不顺应时代的变化、教条式地推进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都会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偏差以致挫折。
实现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取得各项成绩的基本经验之一。纵观社会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历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证明，必须实现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二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一)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社会主义首先在西欧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十月革命是在一个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但经济依然落后、小农经济仍占优势的国家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要求列宁在实践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的具体实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进行新的探索。
十月革命前，围绕俄国及其它东方国家的革命前途，列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出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连接起来、使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争取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和过渡的思想；并从俄国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国内形势出发，揭示了俄国革命不同于西欧的特殊规律，指出了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满腔热忱等待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相反，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了低潮，俄国国内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挑战。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新的形势，努力探索“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特殊性和民族性。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列宁明确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1]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应该显示东方特色。至于俄国，列宁认为由于俄国的落后性使其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取得了胜利，但也正是这种落后性使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临许多特殊的困难。俄国当时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充分发展，而且在长期战争中经济又遭到严重破坏，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列宁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国家“开头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的情形相反，是“开头容易，继续比较困难”，因此，“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2]以“新经济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试验，反映了列宁晚年对“东方道路”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探索过程也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二)20世纪3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经历了长期的曲折
列宁去世以后，苏联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面形成。随着苏联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运动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出现了许多误区。首先，斯大林忽视了俄国革命的东方特色，忽视了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忽略了俄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式的解读，把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不恰当地当做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按经典社会主义的模式来规划、构想现实的社会主义，没有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最典型的就是离开俄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片面追求生产关系方面的“大而纯”，把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标志，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致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出现严重失误。其次，由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高度集中、弊端众多的苏联模式被长期神圣化，并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而固守。在苏联模式形成后的几十年中，虽然有时也进行一些浅层次的调整，但高度集中的僵化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致使苏联逐渐陷入停滞的状况。第三，斯大林利用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地位，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模式作为一种标准版本强行推广到国外，要求每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毫无例外地加以模仿和照抄，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按照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窒息了各国生机勃勃的创造精神。尽管东欧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出现过反对照抄苏联模式、主张走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改革思想，但由于战后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东欧改革几度兴起、几度受阻。苏联模式严重脱离东欧各国国情，阻碍了东欧国家的健康发展。
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后者试图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结果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正确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走自己的道路”，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为把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又一杰出典范。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及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以苏联为鉴戒，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机械照搬。由于国际国内的因素、加上主观方面的原因，毛泽东晚年犯了许多错误，脱离中国国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