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看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一)
详细内容
摘要：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归之为“社会革命”的范畴。按照这一观点，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渐进的社会革命的时代。而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积累机制、阶级斗争以及不同政治力量通过政府发挥的作用是驱动变革的动力机制中的三个核心要素。从这一社会革命的角度，人们可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现象，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有一个多层面的理解。
关键词：社会革命；改良；动力；社会民主党
近年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问题的讨论，包括近期人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重新讨论，暴露出了思想理论界本身缺少理论依托的弱点。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似乎也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些原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真知灼见、并且对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变革进程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本观点反而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本文尝试用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观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重大变革问题，以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理论价值的重新认识。
一、改良与“社会革命”
引起人们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认识分歧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改良”和“改良主义”的认识。从词的本意来看，意在通过变革而使不完善的事物变得更为完善的“改良”本应是一个褒义之词。不过，正因为改良之词所含有的这种价值判断，它与科学社会主义者对“改良主义”的价值判断发生冲突。于是，“改良”因为“改良主义”而受牵连。例如，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者因为反对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把资本主义的一些改良政策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相对提高视为改良主义扩大群众影响的一个途径。其实，同样的逻辑(即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也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影响了我们的思维，限制了人们对改良的客观认识。
但“改革”或“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某些争议所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人们往往要根据它们所指称的内容和形式来予以区别。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曾经在总结他的整个思想结论时提出了“社会革命”的概念：“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这里并没有针对具体的社会形态，更没有针对后世的具体社会运动来谈论“社会革命”，而只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角度提出一般意义的“社会革命”。正因为如此，他所说的这种社会革命带有普遍意义。在此，马克思事实上明确了“社会革命”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即社会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之分。从内容上看，社会革命是指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一系列变革，它既包括了物质领域的生产变革，也包括了表现为法律、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革。也就是说，马克思指称为“社会革命”的那些变革并不是泛泛而言的变革，而是带有某种方向性的变革，是以改变某种既定的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为目标的变革。正是从这种明确的目的性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一种“革命”性。但从形式上看，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并不以单一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在内容上的这种广泛性也决定了它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它既可以是以突变的政治革命(它往往以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形式出现，也可以是以渐进变革的形式出现。虽然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究竟哪一种形式占主导，但从他特别强调区分的两类变革中不难发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动。无论是经济条件方面的物质变革还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的变革，显然都难以靠一次政治革命来完成，即使是上层建筑的变革，它也是“或慢或快”地进行的。如果把这种渐进的变革看作是改良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改良是社会革命的一种形式或过程。而且，从历史上看，大部分的变革都是在渐进的形式中进行的。正是这种渐进的变革积蓄了社会突变的力量和条件。事实上，在马克思之后，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恰恰就是以把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简单归之为暴力的“政治革命”为手法的。
用马克思的这种社会革命观去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把19世纪末以后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系列试图克服或缓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体现的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并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继续保持其创造力的活动纳入到这种广义的社会革命的变革历史范畴中。在此，我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由两部分基本制度构成的一个整体，一是作为其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制度，二是作为建立其上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构成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筝命可以是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上进行的。而20世纪的资本主义无疑在这两个层面上都经历了一场“渐进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前提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怍为一种政治制度面临的危机。危机促进了变革的力量和因素的发展。不过，促进变革的力量和因素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其中，既有主要表现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无意识的自发变革因素(它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方式调整上)，也有主要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有意识的变革因素(它体现在更为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中)。而且，即使是后者本身，它也是由多重力量构成的，既包括了人们一般所说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有组织力量，也包括了资产阶级中的精英人物和组织。事实上，作为一个时代的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不同的力量都意识到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危机，并试图改变它。但不同的力量对改革的目标和方式的选择显然不同，既有试图以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实现的，也有试图在保持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一些社会关系调整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来使资本主义变得更为“人道”的。而且，在最初以超越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力量中，也既有试图用政治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也有试图通过渐进的改良来为最终的超越积蓄力量和条件的。后者显然又与上述资产阶级阵营中的改革力量在方式的选择上接近，并因此而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更多的相互容纳趋势。进步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交织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应该说，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是在这些力量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从结果来看，改良的力量而非政治革命的力量主导了变革的进程。当然，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力量在推动变革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
二、社会变革的动力
与上述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变革的动力机制何在？在很长一个时期里，由于过于局限于阶级斗争的动力，我们事实上忽视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内在的变革动力。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的两种变革形式与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进行对照，不难发现，其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作用力量。一种是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相联的内在市场动力机制。作为一种自发的力量，它在不断地驱动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适应变化的生产条件，并由此驱动生产的社会关系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种则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作为一种人为的过程，它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矫正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的失败之处，并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适应新的社会生产的变化。其中，以下三方面，即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积累机制、阶级斗争以及政府的作用是这一动力机制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前者主要体现为一种自发的过程，后两者体现为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
首先，竞争和积累是资本主义不断变革和适应变革的内在动力。
人们常常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为了生产和交换而不顾后果、但却有活力的制度，实质上就是指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而其关键就在于该制度得以有效运转的核心机制――竞争和积累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下论断确切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不断地变革的特点：“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的确，不停滞的社会变革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其他制度的一个基本制度特征。这一特征根源于它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建立在资本积累的原则基础上的。竞争和积累的需要是资本主义变革的始终的、最强大的动力。作为个体的资产者和作为整体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作为个体的资产者，他需要在不断的竞争中生存，为此他需要不断地使自己适应变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在积累过程中，利润既是一种诱惑，也是一种变化的杠杆。它是一种诱惑，因为赢利的可能性是企业主进行再投资的动因；它是一种杠杆，因为投资创造带来变化。因此，马克思把积累视为引领资本主义发展的摩西和先知。竞争和积累的需要驱动了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创新，包括生产过程、企业的组织和积累的战略以及全球市场体系的不断扩展。同样，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也是以维持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和积累机制为前提的。
当然，如马克思所揭示的，伴随竞争和积累的同样也有生产的动荡和破坏。不过，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这种破坏性与资本主义的创新机制联系在一起。同马克思一样，熊彼特强调资本主义是一种变化的体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但他同时强调资本主义的这种变化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旧产品、旧程序、旧体制不断地被新生事物取代的过程。产业突变“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此外，熊彼特还强调了理解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是要从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某一个瞬间来判断这一过程的意义。二是承认某一个经营战略只是在这个过程的背景下和在这个过程造成的形势中才有它的真正意义。而如果哪一天“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停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它就倾向于使自己变得多余了。也就是说，一旦它失去了这种竞争和积累的动力，它也就失去了它的“职能”。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的分析是一致的。只是熊彼特更为强调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对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经济结构的革命化意义，而马克思更为强调这种破坏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危机意义。
当然，如下面我们所要谈到的，20世纪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为了保持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机制，国家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整。不过，这些调整的限度在于适应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和积累的需要。凯恩斯主义政策模式之所以在一个时期里广泛运用，以及与之同时福利国家之所以得到普遍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与资本主义的积累并不矛盾，它们适应了福特主义时代的那种高增长、高积累的模式。它们只是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社会的要求往往只有在同时满足了资本积累的需要后才是最可行同时也才可能是功能最大化的。而无论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还是福利国家模式，一旦它们在社会积累方面的功能受到削弱，它们作为一种政策模式的动力也会相应被削弱。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关后凯恩斯主义以及有关现代福利社会争论中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它们对社会积累的价值。
当然，作为资本主义变革的动力的竞争和积累机制本身也在资本主义的变革中变化着。这不仅包括资产者之间的竞争环境的变化(这既包括了竞争主体之间的变化，出现了大公司之间、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多层次的竞争；同时也包括了竞争空间的变化，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竞争)，也包括积累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后者主要显示为国家对市场的规范和控制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以及国家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的服务机制的变化。这些也是我们深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机制研究不能不进一步深化的问题。